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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已无张居正”，这句话出自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中的一篇，他曾感慨：“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合，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短短一句话道出了张居正在大明王朝独一无二、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但真正将这位几被当代人遗忘的封建改革能臣在风云际会中刚毅深沉、不计毁誉、卓尔不群的风采及其“生前显赫、死后寂寞”的悲剧人生栩栩如生地呈现给大家的却是熊召政先生和他的《张居正》，生花妙笔的人物刻画，跌宕起伏的叙事艺术，雄浑的历史气息，婉雅的文学韵味，突显着《张居正》的独待魅力，相信这部以“心灵吟唱历史，以史笔重构文化”的优秀小说必将锁定一代又一代人的目光，引发一轮又一轮的思索。 全书分《木兰歌》、《水龙吟》、《金缕曲》、《火凤凰》四卷。小说以隆庆六年至万历十年宏大的朝政事件为主线，用浓墨重彩从不同角度刻画了张居正心怀天下，果敢坚毅、傲然多情的艺术形象的同时，也成功塑造了从皇帝、权臣到民间奇侠道士、歌女侍妾等二三十个形形色色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其中刚愎自用、谋略过人的高拱；锐气逼人，家境贫寒却以斗蟋蟀赢得两万两银子解国家之困的金学曾；貌似观音、实则威严有决断的李太后；色艺俱佳、婀娜多情的玉娘等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作者在描写错综复杂的宫廷斗争之时，还穿插大量的典章制度、官职沿革以及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如测字问卦、斗蟋蟀、口技表演、看风水等等，展示了一幅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朱明王朝隆、万年间政治、文化、历史全景图。 作者熊召政先生在谈到他写《张居正》的创作动机时说：“比之皇帝，宰相这一阶层的人格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们是‘学而优则仕’的代表，以‘士’的身份走上政治舞台，因此有着强烈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另一方面，他们崇尚的道德与残酷的现实大相径庭。如果要建立事功，他必须学会隐藏自己。……选择张居正，我基于三个考虑：一、他是典型的‘士’的代表；二、他所领导施行的‘万历新政’，比之商鞅王安石推行的改革要成功得多；三、明代的国家体制对后世影响非常之大。”“让历史复活，使今天的人能够从遥远的过去审视当下，洞察未来，这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同时也是作家的责任。”张居正虽然是历史人物，但他的精魂却打着现实的烙印，对时代有着启示意义。深切的忧患意识和神圣的社会责任感，作者与历史人物的这种在心灵和气质上的契合，促使他在安定闲适的现代化的当日“居安思危”，跨越时空与四百年前的历史人物作心灵的沟通，正是这种意识上的相通，使作者真正承接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浩然底气，并这种气韵中发挥艺术想象，让文思在历史的长河中纵横，通过绘制138万字的鸿篇巨制复活了四百多年前张居正这一古代卓越政治家的悲剧性格和悲剧人生及其领导的为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改革运动。 四百多年前的隆庆年间，封建专制制度已经百病丛生，政治上集权统治的极度强化以及经济上的极度衰弱，反映了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本身不可克服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权力的高度集中给皇亲国戚带来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销蚀了他们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基本能力，滋养出一代又一代昏愦的帝王。太祖、成祖的武功远去了，仁宗、宣宗的文治也消逝了，明王朝只乘下小说中提到整日修仙炼道的嘉靖皇帝和荒淫无度的隆庆皇帝。皇帝对政务的懈怠，意味着威权的旁落和官僚政治的腐败，政治重心落到内阁身上，无可避免的导致了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内阁首辅的尖锐斗争。伴随着官风不正，吏治颓废，宗室骄纵等政治危机的出现，国库空虚、财政枯竭等问题也接踵而至，特别是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土地集中私人的规模愈来愈大，皇亲国戚争先恐后地吞并土地，一旦占为已有，就利用特权瞒田逃税，土地被兼并愈多，国家的税收愈少。而皇室的庞大开支却有增无减。隆庆皇帝的宫廷耗费比国初多至数十倍，官员的贪污、浪费和浩大的军费更加重了财政的拮据，国穷财尽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社会危机四伏。 时局的败坏，深切的忧患意识，使张居正希望有所作为。张居正在中进士两年后就上了《论时政疏》，在他25岁的时候就对时政积弊和改革方略形成了基本认识和主张。这是他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最早体现。要对这种百病丛生的政局进行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手中就必须握有改革的大权。隆、万的皇权更迭让张居正看到了这种希望。作者把全书的序幕定在皇权更迭的过程中的首辅之位之争，一开场就给全书营造一种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把读者自然的引领到明朝上层结构的复杂关系中去，并由此将笔墨宕开去，对明王朝衰亡前的社会生活作了全方位的描写，皇宫禁苑、茶楼饭庄、厂卫牢狱、坟茔墓地、求神卜卦等场面无一不凸现时代的特征，无一不成为事件、行为的铺垫、契机。整整一卷《木兰歌》32万字的笔力，通过描述高拱、张居正两人在这场错综复杂、不现兵刃的权力斗争中所施展的政治智慧和机巧权谋，成功塑告了高、张两个人物形象。与高拱的刚腹自用、咄咄逼人、机关算尽相比，张居正的镇定自若、绵里藏针、深沉练达形成鲜明对比。 在这场复杂尖锐的权位之争中，高拱的正直清廉、精明强干、宵衣旰食为国操劳、善用人才，政治智慧、政治魄力与张居正不相上下，无疑是值得人同情和赞赏的。但有一点高拱却没法和张居正相比较，那就是面对败坏的时局和衰微的国势的这种深切的忧患意识以及由此进发的不计毁誉、勇于献身的英雄气概。在高拱任上，他不敢冒犯现存的社会关系，也不干预财政体制，只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对衰朽的官僚机器进行点滴修缮。改革没有击中要害，更没有触动政治、经济的主要流弊，以致在离任的时候国库中没有留下一两银子，张居正上任即面临无钱给官员发放傣禄的困境。并且官僚机构仍然诟病丛生，帝国大厦将倾的情形没有得到任何好转。 当张居正在斗争中清除高拱，确立了奉少主而柄政的地位，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之后，便迅雷之势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改革。小说通过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语言对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以及张居正不计毁誉、刚毅果敢的人格作了细致深刻的描写。如第二卷开始写张居正为了改革官场腐败，官员办事拖沓、萎靡不振的风气，他苦心设计了一场与皇帝、太后在云台的谈话，以渊博的学识和诚恳的态度说服皇帝对四品以上的官员进行“京察”。又写胡椒苏木折俸和实行子粒田征税招来皇室缙绅的一致反对。当太后的父亲李伟搬来女儿为其提高坟茔工程造价说情时，得到的回答是张居正的《请裁外戚疏》；当礼部尚书杨博好心劝说不要与整个官场作对，张居正慨然答道：“为天下的长治久安，为富国强兵的实现，仆将以至诚至公之心，励精图治推行改革，纵刀山火海，仆置之度外，虽万死而不辞！”后又写他下令派骑兵拆掉荆州知府为他建立的大学士牌坊，以及在太后面前坦言自己父亲受贿官田的事实。如果说这些表明了张居正铁面无私、百折不挠、虽“毁家殉国”在所不惜的勇气和决心的话，那么他为取得李太后和“内相”冯保对于改革的支持，一上任即给两位后妃上了皇太后的尊号，送风葫芦给取悦皇帝等，以及对冯保的非法要求的一再忍让和迁就，如释放因误杀朝廷官员而获罪的太监邱得用的外甥章大郎；在冯的推荐下，任命贪鄙的胡自皋为两淮盐运使等，则说明了张居正为维护改革大局，委曲求全的一片苦心。面对言官们的弹劾，坚持“夺情”和禁天下书院并指使人杀害讲王学的何心隐则展现了他不畏人言、敢为天下先的魄力和雄心。而下令抓获无端杀人的妖道王九思和抱病面圣要求皇帝妥善处理叫花子在德胜门闹事则显示了他对平民百姓的拳拳爱护之心和同情心。 天生的忧患意识使张居正对自己身后的悲剧似乎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且随时做好了“毁家殉国”的准备，小说中多次描述了他的这种认识。第三卷在全国清丈田地时，面对张国光的惋然规劝，他态度坚决：“为朝廷计，为天下苍生计，我张居正早就做好了毁家殉国的准备。虽陷阱满路，众钻攒体，又有何惧？”当张居正的姻亲劝他不要拆掉荆州大学士牌坊时，他决然答道：“身居高位，如履薄冰，夹起尾巴做人尚存惕惧，哪里还敢张扬！” 小说第四卷中叙述的“夺情事件”对张居正往后的政治生涯甚至他的人格产生了重大影响。“夺情事件”是张居正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也成为“万历新政”的转折点。万历五年正当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之时，张居正父亲去世，按明朝礼制规定，在职官员自闻父母丧日起，要辞官守孝三年，如有特殊情况，经皇帝特批，可以继续留任，称为“夺清”。明朝是重孝的王朝，在明中叶就已多次申令，不准夺情，按惯例张居正也要遵守，可新政正是方兴未艾之时，张一离任，形势可能逆转，支持改革的官员倡议夺情留任，这就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面对反对派的纷纷攻击其“忘本不孝”“薄情”，在视忠君、孝悌为最根本的伦理道德的传统社会，这种非议对于张居正的伤害是非常之深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人格的异化，他开始利用国家机器对反对派进行无情打击甚至导致血狱，如小说中写到残忍的默认了皇帝对于反对夺情者邹元标等人的杖责和流放。这些行为是以前的张居正所罕见的。如果说张居正在政治经济上的改革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利益的话，那么这一次“夺情”事件却完全得罪了视儒家礼教为至高无上的伦理道德的清流言官们。舆论开始倾向反对改革的一派，改革形势急转而下。这次事件及其后果不仅是一出文化悲剧，也是一出社会悲剧。 张居正的悲剧既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封建专制制度衰败形势的不可逆转，这是历史的必然性。在16世纪这一特定的时代，政治上，中央集权极度强化，经济上，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在中国出现，这些都说明当时社会局势已不仅是一姓王朝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另外，专制王权高度集中下不可调和的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也是张居正悲剧中的必然因素。同时，皇家的薄情少恩以及他在处理与皇帝的关系中的技术性失误是必然中的偶然，如小说中写到的，当张居正得知皇帝在宫中割一近侍的头发胡闹时，以皇帝的口吻颁发了《罪己诏》，其措辞之严厉让皇帝感到万分难堪和尴尬。三国中，诸葛亮何其了不起，阿斗称其为“相父”，他都没有像张居正对待万历皇帝般对待阿斗，更何况是自小就懂得君主意味着至高无上的威权的万历皇帝，可见张居正此举有欠妥当和有失身份。 我们应当充分看到，张居正毕竟是身处封建专制社会下的一介人臣，他的最终政治理想不过是成为能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维护朱明王朝统治的忠臣贤相，为保护农民利益而实行的一些限制大官僚大地主利益的改革都不过是为了实现这个政治理想而采取的不得已的手段。因此，他将事功放在首位，而将道德放在其次。而当他将百官的罢贬升迁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并且已完全获得皇帝和太后的信任，权力膨胀到失去监督之时，他的道德底线便一滑再滑，小说第四卷对张居正在回乡葬父时的排场作了细致的描写，晚年对戚继光贡献的胡姬也是欣然接受，以致纵欲过度，在不体面中死去。因此，张居正的悲剧性格也是其悲剧命运的必然因素。 世间已无张居正，张居正和他所处的时代都在渐渐离我们远去，但他的这种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以及由此进发的不计毁誉，用于献身的改革魄力却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过时的，历史小说不仅仅只属于历史，同时还指向现在和未来，在世俗化的年代里重塑民族魂、呼唤英雄气，在情绪普遍浮躁的年代里重温历史、厚重的思想和恢弘的豪情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1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