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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天快亮的时候，/ 一支小分队出发去卖报。/ 刚印好的报纸充满油墨香，/战士的心呵，激动地跳! 多少人等着造反派的报纸，/ 多少人要看“打倒刘邓陶”的材料；张张报纸在人们的手中传递，造反派的声音在江城每个地方飞跑! 革命造反报，“来，给我三张!”/ “我要十张，零钱，不用找!”/“小心，后面有人盯梢!”“记住，下次到我们厂去，多带些报!”…… 多少亲切的话语呀，/多少人热情地把手招；/ 从那一双双深情的眼睛里，/更感到江城人民和我们的心在一起跳! 呵!这哪里是卖一张张的报，/世界上卖报者那有这样的骄傲! / 草绿色的书包里装着的/ 分明是射向中国赫鲁晓夫的大炮![1] 这首诗歌描述了文革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红卫兵“小报”及其他造反派群众组织报纸的广泛出版与传播。这是当代中国出版史上特殊的一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经过对私营新闻、出版业的改造后，大大小小的报纸成为由各级党组织控制下的党的机关报；毛泽东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2]，在运动一开始，就赋予红卫兵等群众组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这其中也包含了新闻、出版自由，几乎所有群众团体、组织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创办、编辑、发行自己的报纸。 1966年8月22日，由毛泽东题写报名的《新北大》报创刊，成为全国最早出版发行的红卫兵报纸。上海、天津、西安、广州、沈阳、成都全国各地大、中学红卫兵组织于1966年下半年纷纷创办自己的报纸，并于1967年达到高潮。这些报纸或是铅印，或是油印；版面有大有小，但以8开小版式为主，而且不少报纸是由三四人的小团体创办，因此，通常被称做“小报”。红卫兵小报的创办、编发有着较大的随意性和机动性，红卫兵组织只要有一定编辑、发行人员，掌握了一定数量的资金和油印机、纸张、房屋、运输工具等物资条件，便可以搭建起一个报纸编辑部。文革初期以登载遇罗克的《出身论》名噪全国的《中学文革报》便是典型的一例。 1966年12月底，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在西城区西什库的一个电线杆上见到了一个油印的署名“北京家庭问题研究小组”写的《出身论》，读完后，产生了共鸣，于是，他循着油印稿上的联络地址，找到了六十五中的遇罗文(遇罗克的弟弟)，两人谈得甚为投机，商量以铅印传单的方式扩大对《出身论》的传播。牟志京向四中总务室借了500元，又通过一位同学的关系到红卫兵“三司”宣传部开出介绍信，便来到解放军1201印刷厂，敲定了印刷事宜。不久，《出身论》排版完毕，占了8开纸的3页篇幅。为了填补一页的空白，牟志京产生了办报的念头，他请四中语文教师毛宪文当顾问，传播编辑知识，又请《首都风雷》报编辑朱维理从毛泽东手书的字中拼凑出“中学文革报”的报名，其中的“文”字取之于《解放军报》的“放”字右半边。《中学文革报》创刊时编辑部虽只有3名成员(牟志京、遇罗文、王建复)，但却打出了由“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主办的大旗。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创刊号正式出版发行，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名义发表遇罗克的《出身论》。《中学文革报》出版的第二天就获得巨大的社会反响，编辑部迎来了大批读者，也引起了对立派的忌恨。北大附中红卫兵头头彭小蒙率百余人砸封编辑部，而更多的红卫兵组织则是在自己办的小报上刊载文章，就“出身”问题与《中学文革报》展开论战。《中学文革报》引发的论争引起了高层政治人物的注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点名批判了《出身论》，《中学文革报》出到第6期(1967年4月1日)便被迫停刊[3]。 从1966年到12月底到1967年1月18日，在不到一个月的短时期内，三四名毫无办报经验的中学红卫兵酝酿、策划、编辑、出版了一份报纸，《中学文革报》的创办过程典型地体现了文革初期红卫兵小报的短、平、快特征。 红卫兵小报都以大量篇幅刊登“中央首长”的“最新指示”，这正体现了文革期间“党的领导”的特殊方式：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央文革小组”，即当时所说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越过了各级党组织与国家行政机构，通过报纸杂志来与群众直接联系，来贯彻其战略部署与意图。这里所说的报纸杂志，主要是当时由“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控制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与《红旗》杂志)，而各群众组织(特别是为“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群众组织)的小报，也起到了传递“中央首长精神”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文革时期红卫兵小报也是进入体制的，它们同通常所说的在政治高压时期与政府采取对抗态度的“地下刊物”[4]相比，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当然，红卫兵小报与国家正式出版的报纸相比，仍有自己的特点。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它的特殊的传播方式。如本文开头所引的那首诗所描述的，红卫兵小报往往采取由报纸的编写、出版者(或者由其所属的组织成员，甚至是专门的“小分队”)上街卖报的流通方式，面对面地同读者进行交流与对话。那首诗中所描写的报纸编者与读者彼此感情与思想的沟通，至少在当时是有其真诚之处的。一位曾参与在王府井大街销售《中学文革报》的办报者兼作者也回忆说： “争购《中学文革报》的热烈场面我从此再没见过：人们排成长龙般的队伍，举着钱，前胸贴后胸，买到的人如获至宝，没买到的人遗憾万分；有人用二十五倍的高价从人手中转买。人们买报那殷切的表情告诉我，他们是在寻找真理之声……”[5]《中学文革报》办报人员能够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不断向封建“血统论”发动挑战，这恐怕与大街上那些“寻找真理之声”的读者对他们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持有关。 红卫兵小报起初以自办发行为主(《新北大》等是例外)，到后来，随着一些红卫兵组织影响的日益扩大，它们所办的报纸便获得官方的认可，并开始在邮局公开发行。如清华大学《井冈山》报创刊于1966年12月1日，属于自办发行的小报；自1967年2月份始，该报改由邮局负责发行，每月出版6期，定价0.12元。同时，清华《井冈山》报还在上海、广州、杭州、西安等地设立航空版代印点，迅速扩大了报纸的发行量[7]。 红卫兵小报栏目多样、内容芜杂，但大体都有一个变化过程。报道文革动态是早期各种小报的基本任务，这些文章有两方面的基本内容：其一是报道本派组织或兄弟组织的“革命壮举”———如《新北大》“北大纪事”栏对红卫兵小将横扫北大燕园、大破“四旧”情况的报道[10]；北京师大《井冈山》报对该校井冈山战斗团200多名红卫兵到山东曲阜火烧孔子像、刨平孔坟行动的报道[11]。其二是披露对立派别私设刑堂、参加武斗的暴行———如关于“西纠”(西城区纠察队)红卫兵在北京六十中设立劳改所残害生命，用人血在墙上写下“红色恐怖万岁”之暴行的报道[12]；关于西安“红色恐怖队”如何私设监狱，戏弄、侮辱妇女暴行的报道[13]；以及湖南大学两个对立的红卫兵组织互相揭露对方杀人罪行的血淋淋描述[14]。 第二阶段的红卫兵小报上刊载了大量的政论文，这些文章貌似气度恢宏、运筹帷幄，实际上大多上属于借势压人而不能以理服人、霸气十足的官样文章。自然，也有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上发表的《出身论》等论文，他们是文革时期思想界的可喜收获，显示了少数勤于思考的青年人敢于捍卫真理捍卫人的尊严而同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抗辩的独立精神品格。 1967年夏季，文革政治运动已开展一年。此时，红卫兵小报上的“宣言”体文章逐渐减少，政论文的比重也开始下降；各类短小、精萃的文艺作品数量的提高，成为这一阶段红卫兵小报引人注目的景观。不少小报纷纷刊载漫画、歌曲、杂文、诗歌和曲艺作品，以文艺的形式迅速反映“火热”的文革现实生活，抒发广大“革命小将”的战斗激情。一些小报的改版充分透露了红卫兵各派组织开始重视以文艺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信息，譬如由中国作协造反派办的《文学战报》于1967年8月20日刊登“告读者”短文说： “《文学战报》自3月23日创刊以来，共出了25期。现因《文学战线》即将创刊，《文学战报》原来版面的任务(指发表大批判政论文———引注)转由《文学战线》承担，故自下期起，《文学战报》改为以发表创作为主，用文艺形式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代新风貌”[15]。改版前的《文学战报》主要刊载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政论文，以及批判周扬、邵荃麟的文学理论和批判电影《武训传》、小说《刘志丹》等“大毒草”的文艺评论为主；改版之后，这份报纸发表了众多的诗歌、杂文作品，成为文革时期较为专业化的文学类小报。 杨健所著《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16]把红卫兵小报上发表的诗歌列入“地下文学”范畴讨论，这在笔者看来是不妥当的。且不说一批红卫兵小报纷纷由自办发行改为公开发行，即使是那些坚持自办发行、自行销售的小报，如前文所说，实际上仍然是纳入体制的。判定某种文学(诗歌)现象属于“地上文学”还是“地下文学”，主要不在于它以什么传播方式流通于社会，而应看它对官方意识形态、艺术政策、审美趣味是采取趋同、迎合，还是疏离、反抗态度。从整体上看，红卫兵小报诗歌基本上是文革意识形态和审美情致的产物，它们与国家出版物上刊载的诗歌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本论文把它当作“地上诗歌”来看待。 红卫兵诗歌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诞生，而大批红卫兵小报的出现为红卫兵诗歌提供了发表园地，培育了人数众多的诗歌作者队伍。红卫兵诗歌诞生的公开空间，内在地制约着红卫兵的抒情姿态；红卫兵小报独特的生产过程、流通渠道和读者群，深深地影响着红卫兵诗歌的写作方式、传播途径和被消费(阅读)状况。 最初的红卫兵诗歌都是创作于广场、大街等大众空间，抒发的是一个时代民众的公共情感，大多数作品属于即兴之作，具有“顺口溜”的特点： 红旗飘扬，/人海歌浪，/ 千万双手臂高举，/亿万人同声欢唱：/ 万岁万岁毛主席，伟大舵手指方向[17]。 红卫兵诗歌属于在文革初期的狂欢化社会生活氛围中应运而生，并充分体现其“广场狂欢”特性的特殊诗歌品类： 好哇!好哇! / 就是好! / 临时革命委员会，/ 让我们一千遍、/ 一万遍地大声为您大声叫好[18]。 红卫兵诗歌作者大多以站在广场上发表宣言和檄文的姿态、语式来抒情表意： 我向着山城高呼，/ 四百万革命群众；/ 我向着山城呼啸，/ 革命的工农兵同胞。/ ……啊，四百万革命群众! / 啊，革命的工农弟兄! / 在毛泽东旗帜下团结起来，/ 杀!杀!杀/ 杀向黑线头子罪恶的黑宫[19]。 如前文所说，红卫兵小报通常是采取作者、编者与读者直接交流的传播方式，甚至就在大街、广场上大声朗读小报上的文章、诗作，结果，或引起激烈争论，或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有些红卫兵组织还把自己的诗作配上音乐、舞蹈，进行广场演出。1967年5月29日，北京最初起来造反的“老红卫兵”为纪念红卫兵组织诞生一周年，在天安门广场演出了《红卫兵组歌》。组歌由12首诗作构成，全面展示了初期红卫兵运动的历史进程。其中的第3首《白色恐怖奈我何》叙述“老红卫兵”面对种种政治迫害的抗争： 高天寒流滚，/ 平地阴风刮，/ 白色恐怖乌云重，/ “反革命”的帽子顶压……/ 怕什么围攻漫骂，/ 我们的双手，/ 撑得起万里蓝天，/我们的双肩，/ 扛得起高山千架。/ 为人民，/不怕牺牲流血；/ 为革命，不怕披镣带枷。/ 我们天不怕，/ 我们地不怕/ 舍得一身剐，/ 敢把皇帝拉下马! 敢把皇帝拉下马![20] 这一组诗是诗化的红卫兵宣言书，它的作者、表演者及观众都是有着相同经历的老红卫兵，并且由于江青等人对老红卫兵历史的否定[21]，当时他们正共同承受着政治上的重大压力。此时，他们处在同一个广场空间，表演着、倾听着自己的“造反歌”，所引起的情感共振是可以想见的。而这恰恰最能反映、说明红卫兵诗歌的基本特征：它是一种广场诗歌艺术。 如果说“在消费———阅读中，应当区分功能性消费和文学性消费这两种情况”[22]，那么对红卫兵广场诗歌的接受显然是属于“功能性消费”，这一种政治性的“功能消费”，这些诗提供给读者(观众)的基本上是社会政治信息和意识形态理念，它们给读者(观众)带来的是政治性的热情宣泄，而非有距离的审美的娱悦。在红卫兵广场诗歌中，这种政治性“功能消费”与其作者、表演者、读者(观众)的青春激情是融为一体的。因此，红卫兵广场诗歌必定会采取政治抒情诗的体式，它与现代中国的政治抒情诗传统自有其内在的联系；但文革时期广场上的红卫兵政治抒情诗又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最主要的是这种广场诗把诗的政治性消费功能推向极端：诗歌的写作、阅读、表演构成了一种政治行为。 1967年5月29日的这次天安门广场诗歌表演，实际上就是老红卫兵们的一次政治大示威。而如本章开头引用的那首诗所描写的“卖报”行动，其实也是一次政治行动： 它既有严密的“小分队”组织，也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开炮，迎接“江城新曙光的来到”；读者的反应也是“政治性”的：既有对立派组织的“盯梢”，也有同情者、支持者的悉心保护，以致诗作者自豪地宣称，“这哪里是卖一张张的报，/世界上卖报者哪有这样的骄傲。” 朱自清当年在总结40年代学生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朗诵诗的特点时，强调了它的“行动性”：“它不止于表示态度，却更进一步要求行动或者工作。[23]”在红卫兵广场诗歌这里，朱自清所说的朗诵诗的“行动”成了直接的政治行动，而且其行动往往与政治暴力连结在一起。文革时期在全国各地流传很广的红卫兵诗歌代表作《放开我，妈妈》这样写道： 放开我，妈妈! / 别为孩子担惊受怕。/ 到处都是我们的战友，/暴徒的长矛算得了啥! ……再见了，妈妈! / 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 命令我立即出发! / 阶级斗争的疆场任我驰骋，/ 门庭犁院怎能横枪跃马？ / 等着我们胜利的捷报吧，妈妈! / 总有一天，我们会欢聚在红旗下，/ 为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儿誓作千秋雄鬼不还家![24] 许多红卫兵小将就是唱着像《放开我，妈妈!》这样的诗而走向阶级斗争的“战场”的。《放开我，妈妈!》具有强大的政治鼓动力量，以至于在全国各地传播过程中出现了各种“修改本”[25]，各派红卫兵组织往往根据不同阶段不同的政治斗争需求，给这首诗不断变动补充新的内容，确实把诗歌的“战斗武器”(“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相结合)作用发挥到了极点。 朱自清在论述朗诵诗的特点时，还谈到它“是群众的诗，是集体的诗。写作者虽然是个人，可是他的出发点是群众，他只是群众的代言人”[26]。红卫兵的广场诗也把朱自清所观察到的朗诵诗“集体性”特点推演到极端。如前文所说，红卫兵小报大多由某一红卫兵组织创办，因而有着较为鲜明的派别倾向。红卫兵小报诗歌的作者有时不止一人，而是数人或整个组织的人，不少诗歌用的是某一组织的集体笔名，这些诗歌是写作小组集体创作的产物。1967年12月26日正值毛泽东诞辰，新北大公社红卫兵组成的“向日葵”创作组在这一天的《新北大》上推出了抒情长诗《红太阳颂》： 无边的大海呵，/请鼓动澎湃的心潮，/ 巍峨的高山呵，/请挥舞激情大笔；/ 撼天的春雷呵/请擂动雄浑的鼓点；/ 万里的长风呵/请奏起《东方红》乐曲。/ 让我们同声歌唱，/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27] 此诗的人称代词“我们”鲜明地标识出了红卫兵诗歌的集体写作状况。也有一些诗歌虽然出自写作小组之手，但诗中的人称代词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单数。譬如一首由“野草地”红卫兵小组撰写的诗《战士的话》写道：“我是一个青年学生，/我是红旗野战军的士兵。/不!我是一只穿甲弹，/时刻在炮膛里执勤!”[28]此诗的主词“我”并非是个体的指称，而是“我们”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当然，更多的红卫兵小报诗歌属于个人署名的作品，然而，即使是由单个人完成的作品，其个性特征的缺席也是十分常见的。譬如有这样一首由少数民族造反派写的诗： 畲家想念毛主席，/山歌对着太阳唱；/ 毛主席像章挂胸前，/日日夜夜暖心房[29]。 这首诗的抒情主体可以置换成“壮家”、“侗家”，或其他少数民族；而情感的倾诉对象也可以变为“刘主席”、“华主席”，或其他领导人。对此诗的抒情主词和宾词作任意更换的实验表明：这是一首根本缺乏个性的诗作，这类诗歌写作不过是以个人名义进行的“集体式”写作，是一种操作性很强的“套语式”写作。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作更具体的论述。 朱自清还有一个观点也许对我们认识红卫兵诗歌有一定启示。他指出，对“集体的诗”来说，最“重要的是那氛围”，脱离了那氛围，“就不能成其为诗”，它所要表达的情感，“是在紧张的集体的现场”实现的，“单是看写出来的诗，会觉得咄咄逼人，野气、火气、教训气；可是走近群众里去听，听上几回就会不觉得这些了”[30]。 死为红色小鬼，/生做革命闯将。/毛主 席撑的腰，/岂能向你弯？ /要血，/一腔滚 烫! /要泪，/半滴不淌! /“检讨书”吗？抱 歉! /我们，/和你们———/骨头不一样! /造 反派，/就是钢锻铁铸。/跟着毛主席，/革命 造反! /这算罪名吗？ /好! /这罪名，/再列 一千条，/我们———担! /你听着，莫打颤：/ 谁笑到最后，谁才最好看! /今天，在这黑角 落，/你把我们“审判”；/看明日：/我们要登 上高台，/四周红梅怒放，/昂首向东天/红日 霞光!揪出你们———大小赫鲁晓夫/当众审 判![31] 如果能置身于“因造反而遭到压制迫害”的“现场”，这样的诗会引起读者(观众)强烈的共鸣，而产生巨大的情感冲击力。在远离“现场”的今天的读者看来，就不免觉得“大而无当”、几无任何艺术感染力；但经历过文革历史的当事人，重读这些当年的造反诗，或许会有更为复杂的情感反应也说不定。 《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是在当时产生广泛影响的红卫兵小报诗歌集，由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1968年12月印制，印数达3万册。该书搜集范围较广，共收集全国1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红卫兵小报诗作97题107首，是对文革初期红卫兵小报诗歌的一次大检阅。《江城壮歌》和《战地黄花》也是文革前期由红卫兵组织印制的小报诗选。《江城壮歌》由“钢二司”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钢工总”东方红兵团编印，1967年在武汉发行，收录诗作77首，多数作品写于轰动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中，是对当地大规模流血冲突的记录。《战地黄花———八一八诗选》的编选者为吉林师大“八·一八红卫兵”《革命造反军报》编辑部，于1968年8月18日在长春印行，共收录诗作63首、对口词一首、春联一组。 不过，像《写在火红的战旗上》、《江城壮歌》、《战地黄花》这样在全国或一省范围征选红卫兵小报诗作的举措在文革动乱时期毕竟是少见的。由于不少小报随着红卫兵团体自生自灭，由于当时人们不够重视保存这些资料，因此现在研究者根本无法搞清楚红卫兵小报的确切数量，连一个大体的数字也无法得出。海外的有心人早在文革时期就开始注意红卫兵出版物的情况[32]，但他们的所见恐怕也不会超过总数的十分之一。笔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翻阅过500多种近万份红卫兵小报，觉得这不过是其总数的“九牛一毛”。当然，从笔者收集到的1000余首诗中，也能一窥红卫兵诗歌的大体风貌。 注释： [1]朝辉：《在那天快亮的时候》，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北京，人民教育印刷厂，1986年12月，第84、85页。 [2]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时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第358、359页。 [3]参阅牟志京：《〈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见徐晓等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1月第1版，第219页—224页。 [4]例如，苏联政治高压时期(从30年代至70年代)，曾以出现了大量与权力话语采取对抗态度的“地下刊物”，孕育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罗茨基等重要作家(参阅马可·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第32章“‘萨米兹达特’：地下刊物”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10月，第一版)。 [5]陶洛诵：《我和遇罗克一家》，见徐晓等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1月第1版，第241页。 [6]参阅牟志京《〈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出处同 [3]；遇罗锦：《乾坤特重我头轻———回忆我的哥哥遇罗克》，载《花城》1981年第4期。 [7]见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井冈山》报1967年1月9日的“本报启事”。 [8]见北京师大井冈山公社《井冈山》报第29期“敬告读者”。 [9]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首都红卫兵》红十四号(1967年4月29日)的通知。 [10]见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新北大》第4期(1966年2月)。 [11]见北京师大井冈山山战斗团《井冈山》创刊号(1966年12月9日)。 [12]见中国科学院红卫兵革命造后司令部《红卫兵报》第3期(1967年1月11日)。 [13]见西安地区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红卫兵》第9期(1966年12月24日)。 [14]“高司”湖南大学总部办的《红卫兵》第21期(1967年6月10日)报道了42名“高司”学生被“长沙工联”活活打死的情况，并发表了湖南师院第三食堂工人××的文章《我所看见的杀人惨景》，叙述他在3小时中所见10多个“高司”学生被打死的场面。而一位亲近“长沙工联”的“新湖大公社”红卫兵在自己一派主办的《新湖大》第13期(1967年11月7日)撰文详细描述“高司”红卫兵如何残杀“长沙工联”的两名“造反战士”的法西斯暴行(两人均被刺刀捅死，生殖器被割)，并配发了血肉模糊的死者照片。 [15]载中国作协革命造反团《文学战报》第24、25号合刊(1967年8月20日)。 [16]朝华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 [17]杨东明：《永远跟着毛主席》，载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新北大》第12期(1966年9月30日)。 [18]《我们大声为您叫好———献给成都工学院临时革命委员会》，载红卫兵成都部队政治部《红卫兵》第19期(1967年3月26日)。 [19]李亮：《血之歌———致全市革命群众》，载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山城红卫兵》第7期(1966年12月23日)。 [20]见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批判刘、邓、陶联络站编印的《八·一三歌声》，第324页—326页，1967年10月，内部出版、发行。 [21]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第90页。 [22][25][29]朱自清：《论朗诵诗》，见《朱自清全集》第3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256页、第256、257页。 [23]出处同[1]，第96—98页。 [24]《放开我，妈妈》曾在各地红卫兵小报上登载，笔者所见较早的版本是发表在1967年7月29日吉林的《长春公社》报上，以《放开我妈妈》为题(标题没加标点)，并未署作者之名，但写有“寄自武汉”字样，过了一年后，此诗收入《写在火红的战旗上》时，署有作者“武汉吴克强”字样，并在诗的结尾上注上写作日期“一九六七·六”。 [26]向日葵：《红太阳颂》，载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新北大》第145期(1967年12月26日)。 [27]野草地：《战士的话》，载长春地质学院《长春公社》第11期(1967年8月15日)。 [28]云和县畲族钟进和：《畲家想念毛主席》，载渐江省丽水地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丽水战报》新134期(1968年12月26日)。 [30]佚名：《造反者日志·答黑党委“审讯”》，出处同[1]，第66、67页。 [31]海外有关红卫兵出版物的资料有：⑴Lee， hongyung， Research guide to Ren guard publications， 1966—1969.Armonk，N.Y.：M.E.Sharpe，1991.李洪永：《红卫兵出版物研究指南》(1966—1969)。⑵Umion Research Insti-tute(URI)， Catalogue of Red Guardpublications held byURI.Hong kong：URI.，1970.《联全研究所所藏红卫兵出版物目录》。⑶U.S.Consulate General.Hong kong.Surveyof China Mainland Press.Daily(approx).1950—1977。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950—1977)。 (作者通讯地址：首都师大中文系 邮编：100037)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5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