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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国内一批活跃于文坛的文学批评家云集在风光明丽的深圳大学，畅谈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现状和走向。这次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研讨会，是由深圳大学文学院、深圳市文联、深圳市作协和《文艺争鸣》杂志社共同举办的。会议从2000年12月4日到5日，进行了两天。 会议的焦点集中在讨论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个性化和理论品格。这个论题之所以引起与会批评家的普遍关注，是由于近年来商业文化、权力话语对于文坛的强烈冲击所致。文学批评在表面的众声喧哗之下，面临着价值尺度、审美尺度和理论定位的新调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究竟如何对待大众审美趣味，如何对待日益膨胀的媒体市场，如何对待权力话语和文化管理体制，如何重新建立批评和创作的角色身份，都是在会议上引起热烈争论的话题。 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个性化问题，是由著名文艺美学家胡经之先生首先引发的。他在《我心目中的文学批评》的发言中表明，从美学的、历史的观点出发进行文艺批评，并不是不要文化批评、道德批评，甚至也不能否定政治批评，具体作品需要具体分析，但是这种批评不能脱离文学艺术作品的整体，不能置总体艺术构思于不顾。文学批评在于揭示文艺作品的美和缺陷。其中美学的批评是最基本的批评。文艺作品的美在于她的深厚的意韵，对人的审美理想的塑造，因此批评必须复归到人本身。而人是个性化的，是在社会历史的具体情境中生存和发展的。离开了个性化的人，批评就没有了魅力，没有了力度。他认为近些年来批评离开具体的人越来越远，有的过于抽象，远离审美；有的食洋不化，晦涩难懂；有的庸俗逢迎，刻意炒作。他说，深入浅出的通俗批评非常可贵，深入深出的批评也不无可观，可惜文坛上充斥了不少浅入浅出的庸俗批评和浅入深出的面目可恶的批评。王一川将当今文学批评分为四类：鉴赏批评、媒体批评、日常批评和学理批评。鉴赏批评是对于文学的直感印象的美学批评。媒体批评是利用现代传播工具所作的文艺批评，也是对于文学创作冲击和诱惑最大的批评。日常批评是老百姓在茶余饭后的文学自由谈，事实上受到习惯心理和媒体批评的左右。学理批评主要来自学者，是高等学校大墙内的批评，往往和实际文坛以及民众的趣味有较大的距离。他认为，批评有独立的品格，不应当试图指导作家的创作，主要目的也不是影响大众的趣味，而是直接表达批评家个人的写作兴趣和审美口味，是适应文化人的智慧的需要。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非常活跃，各种作品层出不穷，真正纳入到批评家视野的却太少。批评家更多的关心抽象的理论话语，较少关心具体的作品。但是他却同时肯定了90年代出现的一些新的批评文体，如对话体、随笔体。文学批评的个体化具体表现为批评的文体意识加强了。谢有顺认为，批评包含了个人心灵的东西。阐释作品也是阐释自己。但是我们的文学批评不只是缺乏个人的声音，也缺乏个人的警惕。他所说的个人的警惕，指的是个人对于批评原则的坚守，有明确的个人的话语意识，对于独断论式的批评野心的遏制，直接面对作品，追随真实的艺术感觉，融入更多的感悟，抛弃假大空的理论框架。他从个体话语意识的标准出发，认为当前的文艺批评不是文体意识增强，反而是文体意识薄弱。 与会专家学者对于90年代的文学批评作了总体的评价。这些评价可以说是众说纷纭，甚至针锋相对。吴义勤认为，中国90年代文艺批评虽然整体上看，没有80年代文艺批评那样轰动和广泛社会效应，但是也不能用“缺席”和“失误”来概括。如果说，80年代的批评和当时的社会思潮同步前进，那么，90年代的批评是回到文学本身的独立性、非政治意识形态性和个体性品格。当然，90年代的批评仍然表现出诸多矛盾，比如，批评的主体自觉和媒体中心批评的矛盾、批评的创造性与商业性、批评的文本中心原则与批评的时尚性之间的矛盾等等都值得批评界反思。邢小利认为，90年代的批评可以说是“众声喧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大批年轻的批评家崛起。他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不同于上一代批评家，其思想更敏锐，目光更深远，更具批评家的犀利和勇气。他们对现实社会和人类世界各种焦点问题有深入思考和比较切实的研究，艺术观点更具个性化，批评风格也更为多样化。但是不幸的是90年代的文艺批评，受到市场化的风气的干扰，如友情捧场、人情互惠、人际恶斗、谩骂式的批评等。其中影响最恶劣的要数媒体的商业性恶炒，严重败坏了文艺批评的形象。张开焱认为，90年代的文艺批评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空间化特征，这种空间化特征主要表现在，它有意疏远甚至斩断了与80年代关注社会现实的批评精神的联系，也斩断了和深厚的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联系，却企图和西方20世纪文艺理论保持同步和呼应。与本土文学批评传统的历史脉胳疏离，只是关心批评的当下的轰动效应，这使得90年代的文艺批评成了一种空间化的短暂的存在。他呼吁文学批评要强化时间意识，恢复同中国文学传统的精神联系，追求批评成果的恒久的价值。万燕认为，目前的批评家往往缺乏应有的艺术感悟能力，阅读趣味单一，只限于小说，忽略了汉语诗歌。批评的自由也包含了诱惑，出现所谓批评的中心和边缘的划分。其实，无论在中心还是在边缘，都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 与会学者普遍感到，批评界需要建立自己的理论品格。所有喧嚣一时的“骂派批评”、“恶炒批评”、“矫情批评”、“玄理批评”都是丧失了理论品格的结果。许明在会上呼吁开展理论家和批评家之间的对话。他说，对话分为几个层面：与掌握文论话语主导权的主流批评家对话，与新潮批评家对话，理论家与作家对话。他认为批评家缺乏理论操守，成不了大气候，承担不了引导创作的责任。逄增玉认为，要提倡批评的理性意识。批评固然要有批评精神，但是批判精神的底蕴是理性。批评有权力，但不是滥发淫威的帝王；批评有激情，激情的源头应当是正义和理性。抢占话语权、沉醉命名癖、过于保守或过于激进都是缺失理性的表现。同样，批评的犬儒主义也是缺乏理性自信地反映。批评和批评家的声誉只能通过内涵的价值和历史的理性来获得。许子东、吴俊、杨小清、夏中义等对于文艺批评的行业特点、角色定位、行为规范作了热烈的讨论。他们认为，在西方，学院的文学批评不必和作家圈的评价保持一致。学者和作家也不必在意媒体的批评反应。各有各的一套，不能混在一起。媒体关心的是创作背后的新闻价值和经济价值。媒体按照他自己的规则行事本没有错。但是对于学理性的批评有不利的影响。这里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最为重要。但是，确立了行业道德以后，与权力意志冲突了怎么办？注重行规又如何保证批评的个人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许明进一步提到，批评的专业精神与人文终极关切的关系。现在的情况是，人文知识分子走向传媒，走向世俗，走向市场，迎合短期的功利需要。刘俐俐认为批评家的身份和角色，都必须建立在良知的基础上。当主流批评家们纷纷走向市场，走向权力中心时，批评的真正价值只存在于边缘地带。吴予敏认为，在中国现实的情形中，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学理批评和媒体批评，也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主流批评。所谓“主流批评”实际上是统治的批评。什么是主流批评？应当是对于文学的主流趋向、时代的审美风尚有主导力量的批评，不是权力话语。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统治的批评，已经失效失范。它无法准确分析新的文学现象，除了提出某些干巴巴的政策标准和口号，几乎不能进入审美的世界。因此，统治的批评，转向隐性的控制形式，在文学审美领域，常常是不在场的。至于媒体批评，现在还不能认为已经形成了独立的批评模式。媒体充其量只是一个工具，没有独立的立场。这是中国媒体的特点。我们不能把媒体的炒作当作媒体批评。媒体最关心的不是审美价值，而是受众的注意力和兴趣点。媒体抓住了注意力和兴趣点，就抓住了自己的利益。文学批评需要鲜明的个性和独立的理论品格。处在权力话语和商业文化挤迫中的文学批评，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品格，就会丧夫基本的审美价值判断。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炯在会议上特别提出大力发展和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他说，提倡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不是要排斥其他的文艺批评范式，例如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批评。各种文艺批评范式，丰富了人们对于文艺作品的认识，但是毕竟不能取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的主导作用。在新的世纪里，我国的文学艺术无疑会迎来更大的繁荣，也会面对各国文学艺术的竞争，面对这样的前景，文艺理论批评任重而道远。这次会议有助于大家集思广益，总结当代文学实践的经验教训，为促进和繁荣文艺批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体系作出贡献。 在这次会议上，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小甘、深圳市作家协会主席张俊彪介绍了深圳特区成立以来在两个文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近年来在文学艺术创作上的丰硕成果。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2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