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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去，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国画》还是写官场。四年前，他的中篇小说《秋风庭院》细腻展示了一位高官离休前后周围人际关系的变化，并因为拥有逼真的细腻而让不了解当今官场微妙学问的小说读者耳目一新。王跃文的创作努力很容易被解读成一种创作策略，就像面对一匹股市黑马我们很容易理解什么是题材优势一样。《国画》写了年轻干部朱怀镜的宦海沉浮，他认同时下的官场游戏规则，并设计实施了一套可使自己平步青云的关系网，试图游刃有余地周旋其间而且乐此不疲。小说在《当代》上部分发表后，很多人因为从中看到了官场黑幕和日常而惊人的腐败激动异常，并对作者的勇气倍加赞赏。王跃文占据官场题材优势再获创作成功也提供了创作策略设计的又一范例。 这种解读对王跃文来讲是不公平的。因为王跃文通过官场所描绘的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所以他的新著长篇小说的书名才叫做《国画》，这是一代人的精神漫画，尽管听上去有点可悲。 朱怀镜在官言官，衡量他是否成功的标准就是其在仕途上攀登的高度，就好像看商人是否成功就得看他的钱包，看演员是否成功就得看他的名气，看学者是否成功就得看他的头衔一样。《国画》小说主人公的警世作用不在于他的腐败，而在于他的年轻。我们从中看到了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当今公认行为准则的特定表现。在朱怀镜的仕途攀升过程中，我们看不到他做了什么与这个社会有益的事情，甚至看不到他有什么正经的工作他周围的人也没有，似乎我们的社会也并未提出这种要求，就像面对当今著作等身的作家我们也许会诧异他的公众知名度之低却不再诧异他并未给公众带来精神的提升一样。朱怀镜的个人奋斗史并未被环境要求承负更多的社会责任，而我们每个人未必就有这种责任心，因为大家都在崇尚一句时髦的口号叫做对自己负责。我们把这种对个体价值实现的肯定搞得很个性化。我们都曾高呼着理解万岁并庆幸我们终于还原成了普通人，却很少有人直面其中精神价值的空洞。我们对个体生存的社会意义的探求已经放弃了它的直接性，并在间接性的幌子下满足地完成了自我安慰。 对自己负责的正面含义当然应该包括做个好人。廉洁而不腐败、正直而不逢迎、诚实而不欺诈、忠贞而不放荡等等原初的道德标准依然存在，但这一理想的公约标准也被现实的公约标准取代了。朱怀镜的所有精力几乎都耗用在了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他通过每一次握手、每一次谈话、每一种微妙的表情对周围世界察言观色，以此来决定自己的反应，捕捉趋利避害的契机。我们其实并不讨厌这种人，我们自己也经常被提醒要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我们也希望自己招人喜欢，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如果朱怀镜在我们身边，我们也会说他懂事、成熟、能干、好合作，哪怕有一天他伤害了我们就像他伤害了妻子、情人、同事和老领导，我们依然会浑然不觉，认定了这是他的性格坚强。在小说中，出现在朱怀镜周围的人都被他划定为朋友并几乎全部加以利用。这种体现可利用价值的友情我们未必真的排斥，我们的社会有专门的学问讲述这种友情对于个体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介绍营造公关技巧的图书畅销不衰，按牌理出牌的相互作用与相互杀伤被冠以竞争的美誉。朱怀镜因为情人伤害了妻子，因为野心伤害了情人，因为贪婪伤害了过去的同事和老领导，但他对造成的伤害却不必承担后果，甚至不能经常给他带来良心的自责。我们早为他准备了自我解脱的途径：我们对婚外恋有基于人道的同情和默许，我们对推卸责任的努力提供了法律的保护，我们对各种场景之下的游戏规则保持着默契的尊重，我们对以恶治恶给予了英雄般嘉奖。朱怀镜很容易便可以找到与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精神的契合点，并因此得以坦荡了胸怀。 对王跃文来讲，官场只是一个展示人物的场景。他并不是在说想当官的人就不好而是在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质量不高。我们没有很好的道德自律，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和高标准的精神追求，自私而贪婪的朱怀镜其实就是你我，这个腐朽了的灵魂也是我们大家的。朱怀镜周围的人并不比他更卑下，就像我们并不比他更高尚。在这组人物群像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好人，只能看到作家在试图塑造好人时精神境界的乏力。梅玉琴似乎是一个理想情人，美丽痴情却出污泥而不染。作家似乎想引起人们对她受贿事件的同情，却无法掩盖她与朱怀镜的爱情在人格评判上的失准。曾俚该是个伸张正义的理想了，可他不但在现实社会中飘泊不定一筹莫展，而且除了动人的口号外，他所有被记录下来的行为只是一次次地向朱怀镜妥协。画家李明溪的形象也并不明晰，看似超然物外却又物我不忘，终因无法承受坐拥巨大财富的恐惧而疯癫。 原载： 《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5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