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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胡适进行研究时我发现，他总是劝人写下自己的经历，尤其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认为更要写下自己的经历，甚至还亲自为某些“小人物”立传。以前，对他为何如此颇为不解；现在，随着自己对“历史”的研究不断加深，才明白其中大有深意。 历史学的最基本的学科规范、学术要求是“无征不立”。所谓“征”，主要是历史文献，没有文献，便没有依据。所以，任何事件、人物、社会运动、生活方式只有形成文献，才能进入“历史”，才能成为“历史”。如果没有成为文献，这些事件、人物、运动、生活在“历史”上便不留痕迹，等于没有发生，等于不曾存在。就这一点来说，历史是残酷的，也是势利的。因为它记录下的通篇都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而“芸芸众生”则很难进入历史。因为“引车卖浆者流”原本就不会写，他们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真实生活很难被记录，即便偶有成文者，也难以被刊载，无法成为“文献”。然而“社会生活”却正是由这些不被记录、数也数不清的“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组成的。如何再现真实的社会生活，物质的与非物质的(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史学的难题。或者说，史学的学科规范在这方面给自己设定了一种内在的限度(限制)或曰缺欠。这种缺欠，只能由文学作品来填补。摆在面前的《沉雪》，便是一部难得的补阙之作。 李晶、李盈所著的《沉雪》以粗犷雄浑的北大荒为背景，以娇小玲珑的孙小婴和高大粗壮的舒迪这两个女知青间的友谊、甚至超过一般友谊的一种朦朦胧胧的感情为线索，对那一代人的命运、生活、情感、思想、彼此关系……全都进行了一种细致入微、极其逼真的“历史重构”。作为一个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我不能不为这种真实性所震惊。 友谊本是一个正常社会最平常的东西，但在一个畸形的时代，友谊本身却是不正常的，需要某种更伟大的“理由”才能“成立”。“经常的‘促膝谈心’，‘批评与自我批评’使人人习惯了严肃不苟，互不了解的情形难以改变，人与人虽近在咫尺，但总像有堵无形的墙。领导不断告诫，兵团里头不许交朋友，不许搞小团体一种自觉的界限就成了规则。”但在这种严厉的环境中，却更需要友谊，也更加珍贵。孙小婴与舒迪初建友谊时，也曾为这种实际最为平常的友谊而忐忑不安，任何个人间的友谊当时都被认为是与“集体”对抗的“小团体”，只有自己得出是“阶级友爱”的结论才心安理得：“那咱俩正好‘一帮一，一对红’了”。个人间的友谊，只有在“一帮一，一对红”的政治组合中才能有“合法性”。这种友谊使孙小婴感到了一种温存，这种温存使她情绪变得平静，甚至对自己的整个生命都抱有信心，这样美好的感觉使她不得不怀疑、不得不质问：“谁说温存是资产阶级的东西？”长期以来，“温存”确是被当作标准的“资产阶级情感”加以严批的。同性间的关系尚且如此，异性间的关系更是一种“禁忌”。男女生向来就没有个别说话的习惯，一旦偶然单独碰到一起明明有种娱悦感，但不知为何却老有一种奇怪的生分和不自然，甚至以莫名其妙的“发火”形式表现出来。对此，《沉雪》有种种生动的描写。“单独时必是生硬的，谁也不会正眼看谁。只有在集体活动时，才可以相互说笑和叫喊，那都是集体对集体。这样的情形一天比一天厉害，人与人的关系日益枯燥，个人间的亲密，似乎是一剂不利健康的毒药。”只有在几年后，知青们的年龄越来越大，“上面”认为恋爱结婚更有利于“扎根农村、扎根边疆”时，男女间的“恋爱”才获得“合法性”。然而，相当多的“大男大女”却对新生命是如何产生的却一无所知，有的说是靠传染，有的说是医生给女的打一针……当有“知情”者说出真相时，普遍的反应是“也太可怕了，咱们人，还算高级动物吗？”对此，现在的人可能难以置信，但这却是那一代人的真实情况。那种强大的、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畸形教育，确实给一代人做了“去性化”手术，任何欲望，乃至生命本身，都被压抑、被否定。 当生命本身被否定之后，便可以任意“牺牲”。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点之一。于是，当北大荒刮起几乎可以摧毁一切的“大烟泡”时，这些知青却偏偏在“革命”的名义下被要求出去打草，结果，不少人被冻伤，有的人手指被冻掉。书中多次提到，经常有知青因几根木头、几捆草就被“牺牲”，对此，无人敢说一个“不”字。因为生命的意义已被否定，只要有人搬出一些“崇高”的“宏大说辞”，便无人敢为生命辩护，更无人敢反抗。 日复一日的繁重劳动使人成为非人，这便是当时“劳动”的真实目的。所以当一位知青搞了项技术革新后，反被指导员批评：“卖你的小聪明，用得着吗？”结果，革新设施硬是被拆除。在当时的“评价体系”中，这种“革新者”往往被视为“智叟”。“智叟”是踏实肯干的“愚公”的对立面，是偷懒、机巧的象征。 除了使人精疲力竭的劳动，就是强制性的政治学习、思想改造，尤其是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经常要汇报思想，特别是要汇报“活思想”……在这种“生活”中，孙小婴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如果现在有一个巫婆走出来，告诉我，你可以变成田鼠，大概我会毫不犹疑地听从她。”非人的生活，使人想成为“非人”。 “那个年代”最重要的特点便是日常生活几乎不存在，个人的爱好(从吃穿到看什么书)、个人的交往……统统受到严厉的控制。“政治”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本身变得枯燥、僵硬，最终可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纯“政治”的关系，最终是“人整人”、“人斗人”。因为在那种体制下，只有“整”“斗”别人自己才能得到某些好处，甚至才能自保。对这种渗入生活细节之中的畸形、可怕的“关系”，《沉雪》以极其细腻的笔触作了非常准确的描写。这种准确还表现在对当时所用器物、所读书籍、所唱歌曲的描写，如时时要学的“两报一刊”社论或“大批判”文章具体篇名，为数不多的“战地新歌”的歌词……这些都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可以说，除了文学的意义，这部小说还有着价值不菲的历史学意义，许多不被“历史”记述的被“记述”下来，“历史”无法表现的被表现出来，完全可以当作“信史”来读。 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这些不被历史记述，无法被历史表现，所有这些正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与那段生活一起被人忘却。当真正的生活被忘却时，一种虚假的“过去”便乘虚而入。有人出于种种目的，虚构关于那段历史的“光荣”、“崇高”，以“激情”、“峥嵘”来概括那一段“非人”的岁月，甚至以历经“苦难”后的个人的所谓“成功”、“辉煌”，来为苦难本身、苦难的制造者涂抹一番，甚至歌功颂德。 古今中外，关于“苦难”的种种格言举不胜举，数不胜数。因为“苦难”似乎具有一种神奇的效力，凡能经过它的磨难而未被压垮，往往能使人或更坚强、或更成熟、或更沉毅、或更能干、或更勇敢、或更纯粹、或更高尚……所以与避害趋利的人类一般本性相反，一些优秀分子甚至因此产生一种苦难崇拜，以苦为荣，以苦为乐，赴汤蹈火，无所畏惧，真正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在不少宗教中，都有“苦行僧”以自虐作为修炼的手段和虔信的证明。 有人说这种“苦难崇拜”是种变态，这或多或少有些道理，但无论如何更应该承认“苦难崇拜”是一种伟大，是一种崇高。人们无权、也不应当责备芸芸众生的避害趋利；但同样无权、也更不应当嘲讽少数勇者的“自讨苦吃”。二者相较，“苦难崇拜”毕竟更为难得，因而更值得珍视。 这种“苦难崇拜”在俄罗斯作品中表现得更为丰富。《怎么办？》中的拉赫美托夫坚持睡带钉的床板，以磨炼自己的意志。《门槛》中那位俄罗斯女性，毅然决然跨进“痛苦之门”永不反悔。迎着暴风雪，走向茫茫的西伯利亚，甚至成为俄罗斯精神的象征。 不过，他们虽然“崇拜苦难”，但崇拜的是“受难者”而不是苦难的制造者。他们更不会因为“苦难”使人“百炼成钢”而昏头昏脑、卑躬屈膝地向沙皇、沙皇制度这类无数的苦难的制造者大唱赞歌，曲意逢迎。同样的，中国的老一辈也以爬雪山、过草地、钉竹签、白公馆、渣滓洞而自豪。正是在这炼狱般的考验中，他们成为极为辉煌的“一代风流”。但他们在怀念、讴歌那一段可歌可泣的岁月和经历的时候，决不以自己的辉煌沾沾自喜，更不会以这种辉煌来美化、颂扬那造成长征的“围剿”者、“围追堵截”的几十万大军及渣滓洞、白公馆的打手和狱卒。 因为他们“崇拜苦难”是“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是为了使人不忘记苦难和苦难的制造者而永远保持警惕，是为了神圣的事业和崇高的理想，不是为了牟利而“拍卖苦难”。 只有为了“拍卖苦难”，才会不顾事实、不顾逻辑、利令智昏地歪曲历史，置千百万“知青”曾有过的悲惨遭遇、被践踏的青春、无数家庭的悲欢离合于不顾，费尽心机地以受难者历经磨炼后的辉煌来为苦难制造者涂脂抹粉、百般辩解、洗涮罪恶、无耻献媚，使人们忘记苦难、忘记苦难的制造者，从而为自己获得一张拍卖执照。好一斤斤、一两两、一本本、一集集顺顺当当平平安安地把“苦难”当作流行来拍卖。既显示了自己的所谓“辉煌”，又牟取了实实在在的厚利。这就从根本上背叛、亵渎了苦难，背叛、亵渎了历史，背叛、亵渎了千百万受难者，也背叛、亵渎了自己。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灵魂的贱卖。 对历史的这种无意的遗忘和有意的涂抹、伪造，将使一代人的青春、生命、意义真正“白费”，真正成为“无意义”。对此，《沉雪》的作者在“附录”中写道：“处在无理性的年代，整整一代人，大规模地被改造，大家盲目地在雾中行走，可怕的无意义，可怕的耗损，其中，该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揭示和思味的。”《沉雪》确实向人们揭示了该揭示的，但愿人们能因此而思味那该思味的。 [作者简介]雷颐，学者，现居北京。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3期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