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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大腰圆、不修边幅、衣着随便得乱七八糟的陈铁军，虽说有那么点侠肝义胆，却也说不上是侠客豪杰。按说像他这么个形象，出去行走江湖应该是一把好手，可他偏不，楞是要趴着写字，而且摆出了一副职业杀手的架式。结果，出人意料的是他还真干出了些名堂，一篇接一篇地发作品，大摇大摆地闯进了满脸神圣庄严的“文学殿堂”，让他父亲到处牛气地跟人宜称：“这个作家是我儿子!” 不过，从一群长袍马褂、衣冠楚楚的人堆中忽然蹦出来这么个汉满蒙回布依壮、维吾尔黎彝苗瑶藏都不是的锡伯族黑大个，确实会让人产生一种“非我族类”的“异人”之感。 文学发展到今天，尤其是九十年代崛起的这批新生代作家，创作已越来越自觉，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了，一种我称为“个人性一专业化写作”的思潮可能已演变成为今日小说创作的主流。所谓“个人性写作”，这两年文学界鼓噪得非常厉害，其始作俑者似乎是一批女作家，她们不知何故忽然对自己的那些“私事”及经历这些“私事”时细微的感觉、意识、经验等严生了对外表达的强烈愿望，于是出现了一批被称之为“私小说”的作品。随后，这股潮流不断蔓延，“个人性写作”一时成为时尚。其积极意义在于它不断促使文学向个人的精神和心理层面开掘，深入到了以前不曾触及的幽深角落，深刻揭示了那些我们以前不曾或不愿去关心的平庸的生活层面中人的生存境遇。而专业化写作，则是作家日益重视叙事策略的必然结果。多年来，一批又一批先锋作家在不断进行着形式探索，这种对技术手段的过分重视，终于使文学创作演变成为一项由专业人士按一定程序进行操作的专业性技术工作，写作于是技术化或者说专业化了。写作的个人性和专业化倾向相结合，所形成的“个人性一专业化写作”，对于文学不断向人精神或心理的深层开掘，显然大有裨益。坚持这样写作，并不断向纵深发展，完全有可能创作出不朽的名作。然而，这种把文学创作变成专业作家写给专业人士看的专业书的创作倾向，从一开始就冒着走向边缘、走进沙龙危险，本身就不大容易为大众接受，若由此进一步反对文学贴近社会、贴近大众，必然导致文学远离社会生活的主流，成为极少数人的游戏，甚至极端地说会扼杀文学。因为文学创作本来就是一项极富个性的创造活动，每一篇优秀的作品无不源于作家个人对社会、对世界的独特感悟，它从不排斥个人性。但写作作为表达，就是要面对读者。对个人性强调的极致，只能是取消写作，或者说使文学创作完全进入日记性写作，这无疑于消灭小说、消灭文学。所以在当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对此种创作倾向保持一份清醒的认识。 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陈铁军一直明确地坚持着读者第一的通俗化创作思想，形成了自己以描写生活在社会底层富有传奇色彩的市井小民为主，语言机智鲜活，故事性强，思想辛辣犀利，富有批判精神的审美特色。 描写“异人"，乃是陈铁军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在陈铁军的众多作品中，《大爷》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代表。这部作品描写的是“大爷”这个作为狗生活着的万民这么个“异类”的命运。而《有种打死我》写的是没有痛感的“异人”四妞的命运。在陈铁军的笔下，作品主人公总是具有大异子常人的行为方式，足以被视为不折不扣的异类分子，如老候，如野仙儿，如田三儿，如麦囤儿，如四辈儿，如四妞儿，等等，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粗娜小民，一个一个的行为方式总是异于常人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陈铁军这个描写“异人”的嗜好，决定了他的作品总是具有较强的故事性和浓厚的传奇色彩. 与描写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粗鄙小民相适应，陈铁军较多地采用了粗鄙的市井语言。这种语言虽然粗鄙，但它来自于活生生的市井生活，因而倍显鲜活、生动、机智、有趣、亲切.陈铁军选用这样的语言外壳，也许确实是受到了王朔的深刻影响，这从他作品的名字中也可略见一斑，象《找死》、《有种打死我》、《大爷》、《捏你跟玩儿似的》、《菜你还不是一会儿的事》、《老杂碎》等等。同王朔一样，面对长期以来温文尔雅、神圣高贵的文学正统，他们以粗鄙的语言描写粗鄙的小民，本身就表明了他们对虚伪的正统价值观的反叛和批判姿态。 这样，富有批判精神就成为陈铁军作品的又一特色。而且，由于作者采用的是粗鄙鲜活的语言，撕去了温情脉脉或含蓄的面纱，使其批判的锋芒显得尤为辛辣犀利、一针见血。比如《大爷》。它描写的麻沟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缩影，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终生浑浑噩噩、碌碌无为、混吃等死直到无疾而终”，“他们狗仗人势，欺软怕硬，嫌贫羡富，阿谈奉承，自暴自弃，无恶不为”；他们自私、嫉妒、无耻、凶暴、残忍，一切优秀美好的事物都不被他们容忍，都会被毁灭。陈铁军在作品中对这样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这篇小说语言虽然粗俗，但通篇读来，却会让人产生一种古典主义的悲剧感，这是王朔的小说无论如何不会具备的。再如《有种打死我》，通过描写一个卑微可怜的“异人”所经历的事件，深刻揭露批判了人的丑陋、残忍。作品描写的情景虽然相当极端，但它所揭示出的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却具有普遍的意义。而对于这样的社会现实，陈铁军明确表示了他决绝的批判态度。他曾直言不讳地声称，一定要坚持骂骂咧咧的战斗姿态，决不动摇。 从这种批判精神出发，陈铁军在作品中明显表现了对正统的价值观、人生观、历史观进行颠硕的企图。陈铁军笔下的“异人”，总是会表现出比正常人更为优秀的品性，更能取得较大的成就，比如心怀济世之仁的高仙儿比不上一个野仙儿，麦囤儿、四辈儿、山根儿、马六儿等都在各自的领域内取得了远胜于常人的成就。陈铁军的，个个传奇故事说明，一个人的存在，如果囿于传统的价值观，是无所作为、毫无意义的，只有当它打破陈规，画出一道大异于常人的独特轨迹时，才能焕发出异彩。因此，他嗜写“异人”的爱好，再次表明了他对正统的价值观、人生观的拒绝认同。在他的笔下，历史其实也是应该重写的：王奎是抗日义士吗？马六儿是与军统特务斗争的革命者吗？张千、李万留给后人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在陈铁军看来，历史并非如我们通常认定的某些观念所确定的统一模型，而是由一个个生命的具体而独特的存在所构成的千姿百态的图画。陈铁军描写的大量老郑州的奇人异事，就构成为老郑州一幅生动的市井民俗百态图。 与其作品的内容相对应，陈铁军选择大众化、通俗化的表现形式，其实是一种必然，这是他的创作思想本身所决定的。陈铁军曾多次声称自己“是个以写字为生的个体劳动者”，也就是说，“要吃饭只有靠它(写作)了”，“……那就是不管怎么写都得写得好玩儿。唯恐写出来让人们读了之后觉得不好玩，以后再也不读我的东西了，那我再想靠它写字儿挣钱就没門了。”(见《中篇小说选刊》97.4陈铁军《这个作家是我儿子}))不管这说法是否完全出于他的真心，显而易见的是，陈铁军确实把读者放在了首位，为此，他必须采取大众化、通俗化的写作方式。 陈铁军作品的故事性较强，他总是以讲故事的方式来完成他的写作，也就是说叙事对于事件来说明显是后设的(当然，任何叙事都是后设的，而戏剧化的、描写式的写作却会使读者在感觉上与主人公是共时的)。故事本身的传奇性和这种简明的叙事方法相结合，使他的作品非常通俗可读，在这个意义上讲，陈铁军达到了他“写得好玩儿”的初衷，取得了成功。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任何写作方法，不管是“个人性一专业化写作”还是“大众性一通俗化写作”都象双刃剑一样，过分强调某一方面，对另一方面难免会有损伤。 陈铁军在追求作品叙事的简明性、通俗性的同时，在作品的表现力度、深度方面难免有所牺牲；而为了写得好玩，他孜孜于追求故事的传奇性，这会使读者感到虚构性太大，从而影响作品的真实感，也影响了作品的表现力度。 当然，这么说并非指手划脚地要求作家去这样写或那样写，这于事并无太多裨益。只是对陈铁军来说，他的创作思想、他的语言外壳，至今还有着王朔当年的痕迹，包括他关于“写字为生的个体劳动者”的论述，如果不特意注明，人们也许会认为是王朔当年说的(事实上王朔当年也确实这么说过)。如此看来，陈铁军尚不是一个完全的“异人”，他还应该努力，而且他有这方面的能力，他应该写得更好。 原载：《小说评论》1998年第1期 原载：《小说评论》1998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