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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死亡的记录。历史本身只能说明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而不能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任何现实选择的依据。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始终没有忘记历史？是对这个历史亡灵的怀念和祭奠吗？也许是，但肯定不仅仅如此。历史死亡于一个“神话”的世界，它可以神奇般地被还没有死亡的、活着的人唤醒。也就是说，当活着的人们用时代的灵魂去讲述历史时，死去的历史就会复活。所以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克罗齐的这一伟大的命题体现的却是一种被动的姿态，我们不仅要看到那些为人类提供了宝贵价值的历史都渗透着追述者活的灵魂，我们还要举起拳头，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唤醒历史。因而我们似乎应该对克罗齐的命题稍加修正和补充，提出“一切历史都必须是当代史”。唤醒历史这一行为，既能满足人的意义追求，也能满足人的情感需要。但史学家常常以一种自我悖论的方式幻想复原历史，文学家则常常要用一种新的灵魂重构历史。简单地说，史学家在讲述历史时更加关注事实，文学家则更加关注真实。王曦昌的长篇小说《紫色学历》就是一部唤醒历史的小说，是一个清醒和反思的时代与一个“荒谬”时代的对话，是一种以虚构的艺术图景来展现历史真实的审美世界。 工农兵学员，是中国特定历史情境的产物，其成分虽然相对复杂，但这个年轻的知识群体的人生体验、心路历程、时代选择都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他们在毕业后为新的时代所做出的贡献，也是绝不可低估的。新时期以来，有许多文学作品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文革”十年的历史状况，有写知青的，有写知识分子的，也有写老干部的。但把眼光集中于工农兵学员这个特殊群体，对他们的生活和处境加以审美展开的第一部语言艺术作品，当是《紫色学历》了。这部长篇的这一视点选择，已为作品的历史价值奠定了充分的可能。这种可能性的奠基为作品的审美展开提供了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起点，但最终作品的意义，还要看作家对题材的艺术把握如何。 当我翻开《紫色学历》，看到了梅洁因扔了一块儿坏了的粗粮发糕而被批判的事件；那个带着粪筐上大学的周继红；欧阳明上大学之后，又有了新爱，被乡下的未婚妻大闹校园的故事；何立敏仅仅为了在政治上的“一鸣惊人”，大学毕业去当了农民并嫁给了一个学毛著积极分子的残疾人等人物和故事，便自然产生了一种判断：这些人物确曾有过，这些故事确曾发生过。因为这一切能够在我们直接或间接的事实经验中得到印证。可是，作者的大学同学曾对我说，这部小说中的人和事都是虚构的。局外人觉得是真实的，知情者又认为是虚构的。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是纪实性的，还是虚拟性的这样的问题并非不值得读者思考，但我们能不能从超越这种对立和矛盾中发现一点更有意味的东西呢？作家的知情者说小说是虚构的，说明小说中的故事不能在具体的现实人生中得到证实，说明它不是历史文本。我之所以认为小说中的故事是生活“事实”，一个不可动摇的依据是，这样的故事确曾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发生、或可能发生过。这正是艺术地再现历史真实的必然结果。 周继红带着粪筐上大学。她被一个无赖强暴又一直占有而没有胆量说出去，没有胆量报警。她一面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心灵的重负，一面每天起早去捡粪。大年三十，集体户的同学都回家了，她却偏偏要求一个人留在户里看户，以至于酿成了终生的遗憾。可是她却不十分清楚她自己的动机。她在日记中写道：“同学们都回家过春节，可我为什么要提出来不回家过春节，一个人看守集体户？”可见，得到一点政治上的正面评价已经成了他们的人生选择的潜意识。这和她内心并不想在大学里背粪筐，但因为公社领导在她上大学时送了她一把铁锹，一个粪筐，并嘱咐她要不忘贫下中农本色，于是她便不惜付出巨大的人生成本来实践着别人为她所作的预设。对此，我们用今天的眼光看似乎有点荒唐，但在那个荒唐的时代这是一个有理想和追求的知识青年的“理性”的选择。周继红这个人物不一定实有，至少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也许是许多人的境遇。但我则相信像周继红、何立敏这种人物在那个时代为数并不少。 周继红、何立敏们是“文革”时期的一类代表。这类人物的现实选择和人生命运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某种人生的经验和教训，但这只能告诉我们“不应该做什么”，而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我想这后者不仅含义更加丰富，而且对我们会更有价值。关于“应该做什么”，《紫色学历》的作者并没有直接地讲出来，他是不露声色地、悄然地通过一系列艺术图景和从人物及其命运的感性形式中流露出来的。具体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小说叙述时间的设置上；二是在人物的设置上。 从叙述时间上看，《紫色学历》从70年代初隐隐约约地写到了90年代。我想，中国的这近20年的时间，是本世纪给中国人提供历史资源最多的一段历史。作家从对工农兵学员的命运关注中，具体地展现了中国历史的这一重要的过渡时代。小说从何立敏组织同学开梅洁扔发糕的批判会并由此引来同学们一起吃“忆苦饭”，周继红不顾同学的讨厌带着粪筐学习，一个只会背诵毛主席语录的白地委成为工农兵学员的政治教师，写到梅洁在国外当了一名大学的教师，已经成为农村家庭妇女的聪明而有志向的林白音终于凭着自己的能力到了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新的时代到来时何立敏和白地委的失落和所遇到的厄运。这种把人物命运的变化置于时代的变迁的艺术表达本身就包含着一种价值评价和意义判断。作家正是运用这种时代对时代的历史否定，通过人物命运的不同结局的对比，以审美的形式对历史真实作出了深沉的评价。这就使小说所展示的人生与我们的心灵和现实处境达成了某种自然的反响。 从人物设置上看，《紫色学历》并没有仅仅塑造像何立敏那样的、能够代表那个荒谬时代的人物，同时也刻画了像梅洁那样的具有新的价值观的人物。在这两个人物中间，还有一个肩负着多种艺术使命的中介人物卓夫。作家在作品中讲述了十几个人物，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我想就是这三个人。也正是这三个人物以及他们的关系形成了作品的审美的和意义的功能结构。在“何立敏———卓夫———梅洁”这个人物关系中可见作者的用心良苦。既然作家要着力表现工农兵学员的生活，那么何立敏是最能体现工农兵学员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但是梅洁却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她不仅观念新，而且无所顾忌。我的感觉是，梅洁应该是中国“新时期”的知识女性。她在“文革”中的出现并不体现为历史的真实，更多地显示着作者的人生理想和审美理想。这样，何立敏与梅洁便各自形成了一种批判立场。那么，谁是谁非呢？我们可以在历时的人生展开中最终得到判断。但或许因为很难抑制内心之中对人生的那种责任感和乐观情怀，作者似乎觉得在何立敏与梅洁之间存在着一个有效判断“缺席”，于是便设置了一个直接参与故事的叙述者卓夫。这个人物对实现作者的人间热情功不可没。卓夫对于何立敏和梅洁来说是个中间人物，他既追求何立敏所需要的价值(如不肯放弃参加大批判组的机会等)，所以何立敏希望能和他做朋友，乃至恋人。卓夫对梅洁的价值观则更加认同，这表现在卓夫在处理与何立敏和梅洁的关系时，对梅洁给予的更多的肯定倾向。由于卓夫这个评价砝码的加入，何与梅的二元对立的评价立场便出现了明显的倾斜。此外，卓夫也具有使两个对立的人物之间有了相互交流和沟通的渠道。我想，我的这种分析，作者也许未必完全觉察到，但我推想，作者一定为他用了这样一种人物设置唤醒了沉睡的那段并不久远的历史而感到巨大的成就感和非凡的喜悦。虽然作者的这种感受也许是直觉的、模糊的，但在它的背后应该有那种理解。 我还想说的是，在梅洁身上，我看得出来体现着作者的人格(女性)和人生价值向往，也几乎倾注着作者的人生情怀的全部肯定倾向。当我读到梅洁与卓夫交往、相爱的那些情节时，总是特别地爱不释手，特别地感动。这不仅是因为这两个人物很可爱和让我觉得很投机，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缘由就是他们的行动具有了合乎美的规律的长度，他们几乎贯穿在作品的始末。这就使我对这两个人物的命运产生了极大的关注热情。这一点我想也是叙事性作品的艺术魅力产生的根源之一。因而，在读完这部作品的最后一章时，我似乎对小说中的另外一些人物没有激起我对梅洁和卓夫的那种关注，那份热忱，感到几分遗憾。 (作者通讯地址：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邮编：130021) 原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3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