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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颁给了散文作家塞壬，获奖感言中，塞壬说“：华语文学传媒奖第一次把新人奖颁给了一个散文作家。感谢评委们对散文给予了高度的关注。祝福散文，祝福塞壬”。诚然如此，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七年来首次把最具潜力新人奖奖杯从小说家传递给散文作家手中，是今年散文作家中了幸运大奖，还是散文文体发展有了其他更新或更复杂的因素。 “大量涌入的细节，密集的语言和意象，穿插叙事”是塞壬散文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些细节和密集的语言及其意象可以指认为塞壬自我赋予散文写作的难度。塞壬早先有过诗歌写作的锻炼，其散文中词语的选用极具穿透力，显示作者较好的语言修养，这是散文写作形成的难度之一。例如“我所有的家当，它们孤独地摆在房中间，竟散发出一种单薄、孱弱的气味。照见了那个人，薄薄的命运。再没有比行李更加相依为命的东西了。它是灵魂的拖影”（《下落不明的生活》）。孤独、单薄、孱弱、拖影等词语赋予下落不明以形象化的感受。而钢铁等南方生活场景中频繁出现的一些事物成为其散文中独特的意象群，这十分类似于诗歌的意象，这些密集的意象深化了读者的阅读，影响了阅读者的心理，也挑战了读者的阅读感受力。 语言精炼和意象的精选密集使用，似乎应该是诗歌的本源，原本对散文不构成必备条件。但从20世纪90年代第三代诗人提出生活化的诗歌语言后，尤其是韩东提出“诗到语言止”的观点后，诗歌好像抛弃了经典精炼的文学话语与密集传递给阅读感官的意象。对于当下诗歌，以精选词语形成的意象似乎不成为必要的构件。但一些散文作家则反其道而行之，在21世纪初的散文写作中，塞壬散文对语言与意象的精挑细选强化了散文文学的“纯粹”性，强调了散文在语言上的难度。从塞壬散文的获奖，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只有挑战语言表达上的难度，以语言的打磨实现散文品位的提升，才是当下散文的出路之一，也是散文在文学类别中地位提升的一种可能。 当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衰微时，散文却并不落寞，一些文化大散文作品集的出版以及各种报纸副刊散文使得散文在上个世纪末依然兴旺。当21世纪初小说一直占据各大文学期刊的显要位置时，散文则在自己的园地里静静生长着。散文不发达、不热闹，似乎始终安静地和所有人的生活切近。散文不是高朋大宴，不是满汉全席，它是家常菜肴，谁都会做，谁都爱吃，谁都能吃。散文作家不像小说家频繁出现在媒体上，散文作家和散文似乎不会配合媒体制造一些花边新闻。散文作家大多是在生活中和我们擦肩而过的人，他们就在我们中间，他们在低矮的生活里和我们共同体味人生和命运。 21世纪是一个快步行走的世纪，一切都瞬息万变，社会和生活一直在大步向前，从前现代一步跨进现代和后现代之中，前现代的泥痕还未洗尽。在时代面前，散文怎么办？散文要发展，要和我们的生活同步前行，只有不断挑战自我，挑战这种文体，赋予散文写作以难度，这才是散文得以丰富与前进的可能。近几年的散文写作已经形成一股新的潮流。从上个世纪末期的余秋雨携文化大散文的威名形成一股旋风，王充闾等人皆以历史介入生活的思索，赋予散文以较为宽广的视野。随后南帆、韩少功以及出版社推出的一大批学者的智性散文继续丰富发展着散文的题材与写法。可以说这些散文写作不论是孙绍振所说的“审美、审丑、审智”的界分[1]，还是抒情散文、历史散文等题材划分，散文作为最切近人的生活的文体都潜在地以自身的内驱力获得了进步和发展。谢有顺曾认为上个世纪末期的散文“或实践轻松美学，或展示阔大命题，或捍卫私密话语，或贩卖异邦知识，或在历史追思中煽情”“，回应了九十年代日渐琐碎、庸常、屈辱的现实”[2]，并认为这种繁荣，是“散文精神的匮乏”。其实质是忽视了散文文体在各类文学体裁中的切近生活自身具有的内省机制，过于从“纯文学”高度来要求散文了。 塞壬的散文是和个人生活同步的，她的散文多以自我的体验来精细选择词语，进而形成密集的意象，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她挑战散文写作的难度，验证了散文切近生活的自我内省机制，引领了当下散文的一种风潮。 塞壬是珠三角一座小镇上的打工妹，她从事过六种职业：编辑、业务代表、文案策划、品牌经理、市场总监，涉猎了五个行业：新闻、地产、化妆品、家电、珠宝。这样艰辛的生活下的散文写作“准备了丰盛的经验和精准的细节，她的漂泊、动荡、茫然、悲愤，连同她对当代社会的省察，构成了她的散文实感和那些密不示人的心灵潜流：纷乱的生活，梦想的碎片，无法遏制的冲动，必须继续的阴郁的日子，不断闪现的温暖和善意，记忆，自我，现实，这些事物蜂拥而来，它们渴望被书写，也渴望被审视和被忘却”。正如塞壬所说：“我写，一定是现实的什么东西硌着我了，入侵我了，让我难受了，我写的，一定是必须要写的。”可见塞壬的散文是和时代同步的，她更为关注个体生命与当下生活的关系，从塞壬的散文来看，通过记录自己的生活，在不断给自己攀爬思想的高度，她的散文呈现出人生的迁徙与漂泊，命运的无常与抗争，尘世的无奈与奋斗，个体的尊严与坚守，这些本是颇为宏大的词条，应该与生活化的散文无关，而塞壬以散文写作对生活的艰难进行了挑战，达到了个人在时代大潮下的底层生活中思想提升的高度，无疑也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其散文写作的品位。塞壬的散文切入生活，但显然与其他一些拘泥于生活中一花一草一世界的中国传统“小我”散文区别开来。 不独是塞壬一人，新世纪初，周晓枫、祝勇、刘亮程、周涛、黑陶、习习等人专以散文写作为主的散文作家逐渐引领了散文创作潮流，这些作家均以自己的写作不断挑战散文写作的难度。他们的散文多从日常生活中寻觅写作的切入点，较之于所谓的“智性散文”，他们的散文写作不是高调的，而更多地在一天的工作完毕后面对自己的内心，多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寻觅到一种散文语言和意象。比如刘亮程，他的散文均是日常细枝末节，无甚大事体。《一个人的村庄》中一条狗、一匹马、一条土路都可以进入散文，但是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寄寓了“人活着的意义和人存在的悲剧内涵”。习习是甘肃一个村庄的农民，现在依然在村庄默默耕耘，她的写作依然是安静低调的，生活的细节和散文的精神已经互相嵌入，形成习习自己独有的散文和生活。如何把这种安静、偏远、庸常的生活建构在一篇散文中，如何以散文写作回归安静、偏远、庸常的生活，这一简单的往返使得散文作家不断在生活中细致提炼，使得他们在散文中必须不断制造针对这一文体写作的难度，既是思想上的高度也是散文文体写作的难度。因此在他们的散文，多精于氛围的营造和词语的锤炼，你可以嗅到浓烈的生活气息，在生活的庸常中体味到文字朴素、简单却极为浓烈的诱惑力。 在中国散文写作传统中，散文多乐于以小喻大、由小见大，实质上这是散文自我的局限，无疑造成了散文容量太小。长期以来我们的散文写作多是花鸟虫鱼或是家长里短、人生感悟、游玩观景。最为典型的是秦牧、刘白羽、杨朔等模式化的散文写作，他们的主题固定，写作模式是设置好的。进入21世纪，社会不断演进，生活不断丰富，作为最贴近生活的文学体裁，散文文体也以自己的内驱力进行了悄悄的扩容，散文的容量越来越大，有着自己独特的前进步伐。 塞壬的散文既有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也有世界观和人生的大事，是将各种小事汇集到一个主题之下，汇集小溪以成江河，形成丰沛的散文容量。如《声嚣》将许许多多不同的声嚣汇集在一起，抢劫的摩托车呼啸而过的声音、三个没有暂住证的妓女门口急促的踹门声、隔壁年轻夫妇做爱的呻吟和娇喘、孩子凌晨五点尖锐的哭叫、推土机的隆隆声，还有不容置疑的骄傲、粗鄙、公司老板低沉短促而残酷的声音，这些声嚣形成一种时代的暴力，压制着一个简单而不甘平凡的生命个体，里面既寄寓着时代风云，在小细节中也包孕着人生的无奈和无常，也有人生的不屈与抗争。 塞壬的散文题材相对集中，多是写南方打工生活，就在这一集中的生活点上，塞壬不断往生活的深处挖掘，有合租者的人物刻画，潮汕男孩的腼腆、江西男孩的狡猾，黄玲的坚持，这些人物不同形成不同的人生，对这些人物的呈现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缩影。在这样的意义上，塞壬散文的容量绝不亚于小说，仅一本《下落不明的生活》散文集便呈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痛，我们人生的坚韧与执着，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南方背后的另外一个世界。而其散文关涉底层，将底层生活以富有质感的语言呈现出来，主要是塞壬有自己的切实的情感关怀投入到文字中，而她的情感关怀又与我们的时代密切结合，这也是其散文容量大的主要原因。正如塞壬在获奖访谈所说，散文写作“要有人味、要有生活味，要俯下身来，一种真正的贴近。写作要有油盐柴米、日常细节等等生活的气息，写作需要有生活的底子”。从这一点来看，塞壬的散文写作立场（来源于底层生活，书写底层生活）是鲜明的、可靠的。 稍稍关注一下散文写作，诸多新生力量不可小觑，也可见当下散文透出一股新的气象，亟待研究与批评界给予应有的关注。但就散文作家而言，对散文写作难度的挑战和散文容量的扩张是当下散文写作的一个最为紧要的问题。散文最容易写，谁都可以成为散文写作者，都有潜在地成为散文作家的可能，因为中国散文的传统在那里，散文是最切近中国人生命形态的一种文体，也切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精细感性的一方面，谁提起笔都可以花前柳下、风花雪月、孩童往事、故乡情结等等，但要真正开拓散文的前路则必须以自己的生活体验给散文制造难度，扩张散文的容量。 散文容量的扩张也得益于新的写作技巧的借鉴，比如小说叙事以及情节或者人物形象在散文写作中的运用，对于散文而言，当然有利于散文文体的发展。其实各种文体或者艺术技巧的互相介入是新的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这也有利于各种艺术的发展，也将使各种艺术形式互相碰撞交汇，丰富各自艺术形式的表现方式，形成艺术手法上的创新。因此，散文要向前走，要真正扩张其文体的容量，必须在写作手法上借鉴其他的艺术，惟其如此，才能使散文的路越走越宽、越行越远。塞壬在这方面已经迈出了重要一步，她的散文中既有故事情节，也有个性较为鲜明的艺术形象，这些“大量的小说因素反哺，并对小说进行渗透”，突出了其散文的思想性和时代性，使得散文文本具有更多维更丰富的阐释空间，但是其散文文本主体仍然没有变，其文本中“没有讲故事，但却有鲜活的情节”，这些情节使得散文更具有可读性，使得散文写作出现了多种可能。 这里，我想起一位研究写作的教授对散文写作的一个判断，他认为诗歌作者写散文会很容易，他的意思是诗歌写作对语言的锤炼和意象的营造已经形成一种独特的视角。从篇幅上看，诗歌多短于散文，文字的经营似乎越来越粗放。诗歌、散文、小说这一条线下来，诗歌是最难写的，散文则现对居于中等难度，小说则似乎应该较为容易进入，编个故事，说个道理而已，浅显易读。这当然是一种审视视角，某种程度上对小说写作是不公平的，而且现在文学界名声赫赫的有几个是散文家，更不要说诗人了，不都是小说家在支撑文学的天空么？但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学传统中，散文史正统而历史悠久，散文理论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显然不弱于小说，只是在这个功利而崇尚速度的时代，小说因一段段或缠绵或哀婉或悲壮或激越的故事更易于被读者消遣，散文与诗歌以精神性慢阅读的姿态，似乎只能偏于一隅。 20世纪文学中国是小说的中国，散文似乎一直居于边缘位置，但是小说对散文艺术手法的借鉴一直没有中断。从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到孙惠芬的《上塘书》、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李锐的《厚土》等，这些小说大多不特别设计情节和冲突，故事性并不强，而是十分注重风俗民情，在随意的散文式的叙述中展现出深厚的历时文化与思想。在这些“‘散文化’的小说展开中，让叙述者的情致，自然地融贯、浸润在色调平淡的描述中”[3]。散文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一般的性质，明朝性灵一脉的小品文是中国散文重要的渊源。对于当下而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回溯已经成为心理寻求归宿的一种潜在需求，作为西方文化强势地位的小说艺术，对散文艺术手法的借鉴也暗含着中国传统文化受到重视。当散文走到21世纪，中国文化的影响力逐步扩展，当小说逐渐形成强势，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艺术文体，散文势必要向小说有所借鉴，如果散文想在艺术实践、创作难度、思想容量上有新的追求和拓展时，散文作家从小说乃至影视等其他艺术门类中有所借鉴就势所必然。这是21世纪中国散文的出路之一。 注释 [1]孙绍振：《从文体的失落到回归和超越———现代散文三十年》，《名作欣赏》2008年第12期。 [2]谢有顺：《散文的命运》，《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1期。 [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页。*本文系2009年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项目号：09SJD750007）。 （作者单位：淮阴师范学院国际交流处）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9年第5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9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