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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潮二十年，应该说，已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诗学传统。这传统，就主要方面而言，大体分两脉路向生成和发展着：一是朦胧诗一路，以西方诗歌精神为底背，重在“写什么”上做拓殖，题旨高蹈，意象繁复，是为想像世界的主观抒情；一是第三代口语诗一路，以本土诗歌精神为要义，重在“怎样写”上求发展，转换话语，落于日常，是为真实世界的客观陈述。前者分延及九十年代之所谓“知识分子写作”，已显示退化乃至告竭，精神空间偏狭，语言意识陈旧，重蹈贵族化的覆辙，洋腔洋调洋八股，疏离于当下中国人的生存感受；后者深入至世纪末，也发生了某些变异，其“叙事性”被一些仿写者，置换为“日常生活的简单提货单”，琐碎、唠叨、平庸乏味，失去了口语诗的真正风骨。 作为随同这两脉路向一起走过来的观察者和批评者，多年来，我一直在推想，有没有将这两种传统兼容并蓄于一体的写作可能？如果可能，又会是怎样的一种风格？ 1998年岁末，经诗人钟鸣介绍，我认识了一直生活、工作于大连的青年诗人麦城，读到他多年深藏不露的一批旧作，欣然发现，这位诗人结束于十年前的写作，似乎早已触及到我所推想的那种路向，且“提前到站”，因了各种原因，再未能“运行”，长久地停息在历史的遗忘中!他的诗，不仅作为评论者的我此前一无所知，恐怕正忙着圈地划界、争名分、抢席位的整个诗歌界，也十分陌生。事后我翻遍二十年来的各种“著名”、“重要”的选本和年鉴，都没找到“麦城”这个名字——匆促前行的新诗潮，推举了多少取巧哗众的过客，又埋没了多少诚实自足的真诗人，实在是令批评界一再尴尬而深值反思的事情。好在真正的诗人是以其诗而非诗人的名份存在于时间之中的，而历史也正是在不断改写中趋近于公正与完整。同时，对于真诗人而言，历史的疏漏而致使其处于孤寂的客态状况，虽可能造成某种迫抑乃至挫折，但也常常衍生出某种保真与提纯的作用。深研麦城成熟于十年前的诗作之后，我欣慰地感到这一作用的存在：构成麦城诗歌品质的基本原身创作开始到自行结束，一直游离于各种潮流和圈子之外，不求闻达，没有野心，也就没了时尚的诱惑、风潮的影响，没了模仿他者或复制自我(以维持名份)的危险，只是静静地、冷眼旁观、超然独步的一个人。麦城不是天才，也不是那种开宗立派拓荒型的闯将，选择孤寂源自他的心性，而避开潮流则来自他对经典与整合意识的潜在认领。 在朦胧诗遗风尚盛、第三代口语诗勃兴伊始的交互时空，麦城恪守自我，本真投入，有机汲取与融合这两脉路向的一些质素，为我所用，于八十年代末达到一个创作高峰，确立了个在风格，然后萧然停笔，且一停就是十年。诗人是否会在历史的返顾中重返诗坛，不得而知。批评者应尽的责任只是给出一个迟到的说法，以不再留憾于未来。 麦城的诗歌创作，集中于八十年代中、后期，与第三代诗人的崛起基本同步。其语感，明显受到口语化、叙述性、客观冷峭诗风的一些影响，但很快就找准了自己的角度，自己的方向感。可以说，在朦胧诗与第三代诗之间，麦城自行拓殖了一条可谓“第三向度”的理路：口语的基调，不排斥书面语的有机融合；叙事性的语势，夹带意象的交互生成与作用；有凝重的题旨，却以轻灵、反讽的调式来表现，尽弃矫饰，不着高蹈。由此生成的语感，外熟里生，平中见峭，再辅以某些戏剧性手法与小说企图，其整体风格，无论就作品形成的时代还是就现在而言，都可以说是颇具超越性的。 读麦城的诗，首先感到的是亲近不隔。麦城骨子里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其持守的诗歌精神与朦胧诗人有相通之处。但他毕竟属于另一代诗人，教化的道义与意识形态情结已在这一代诗人的写作中自行引退。转换一种焦点，将自己收回到最单纯的深处，以新的视觉和说法，指认存在的另一些隐秘的侧面，以更本真、更深刻地表达现代人的生命意识和心理机制，是麦城诗歌的重心所在。这样的诗歌立场，决定了其语言策略，只在指认、说出，平实、真切、澄明，或时有锐利的感伤，更不乏自我调侃似的戏谑，无不契合着这个时代的心理特征与文化语境。“你可以从那本没合上的书里/去一行一行地数一遍/还有多少现成的真理值得我们不去说遍所有的谎言/面对墙上的镜子/你也可以亲自鼓励对自己的微笑/甚至可以想入非非/当然，你早晚要从镜子里下来/一笔一划地做一次人民”(《视觉广场》，1987年)。在对精神乌托邦自觉消解之后(在朦胧诗及其仿写者那里，这种精神乌托邦是一直被强调的东西)诗人处理的不再是意义而是事件——因文化焦虑与身份危机所引发的心理事件与精神事件，而这种“处理”也不再是高蹈凌空的所谓“诗化哲学”，而是身在其中的触摸与感受，是坚实、直接的诗性言说——用我们自以为熟悉的、日常的语言，说出我们似乎也自以为熟悉实则不知就里的现代感，在这样的言说中，“真理与思念合伙塌方/逼你掉进绝妙的现代骗局”(《现代枪手：阿多——和英雄谈谈》，1988年)。 现代意识是现代诗的精神底背，但这一“底背”在许多现代诗人那里常显得模糊不清，总是或多或少地夹杂有浪漫主义的遗绪，也就难免时常落入精神乌托邦的陷阱，无法置身现代意识的真境，显得虚浮而矫情，所谓“伪现代”。这里需要的是一种孤绝的气度，在尚未过渡到“非我”的失存境界之前，不做“追求圆融”、“复归理想”的清梦，而将个人存在之真实性的问题追索到底，所谓“一意孤行”。这一点，麦城在他创作的那个时代里，显得较为清醒和到位。是以在麦城的诗作中，时时能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孤郁之气：“我似乎无法再从脸上派出笑容/看守近年来的心情”(《今夜，上演悲伤》，1987年)；“好时光被少数忧伤动用以后/我不得不更深地居住在别人的命运里/不得不把笑容/时刻揣在兜里/一有机会就戴在脸上”(《旧情绪》，1987年)；“我们从另一个我们的脸上失散”(《现代枪手：阿多——与英雄谈谈》，1988年)；“然后，每个人的脸上/去轮流展览几代人的尴尬”(《视觉广场》，1987年)。可以看出，麦城的孤郁之气，非假贵族式的清高、孤傲，一副不食人间烟火、把世界整明白了的架势，而是置身于现实世界的“视觉广场”，“在困惑里接待生活”，于“尴尬”中体味存在之真味，落笔于日常视觉，由不经意处切入诗思，再由悬疑无着的茫然情态中化出，给人以刻骨铭心的现代警示。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麦城的“警示”之语，不但毫无教化意味，还多一分调侃、反讽的情调，举重若轻，在该沉痛的时候坦然一笑，以轻喜剧式的态势表现悲剧意识，在轻灵(语感)与凝重(题旨)的悖谬中直抵“现代的私处”——这无疑是现代诗最拿手的本质特色，却常为当代中国诗人们所疏忘，以至成了稀有元素，而在麦城的笔下，却常有绝妙的表现。 试读《视觉广场》中这样一些诗句—— 听说你已经绕过儒家的哲学 正存在主义地从通俗唱法的路上走来 最后走成最有希望敲门的人 将哲学名词“存在主义”置换为形容词来作状语用，且与“通俗唱法”相关联，以此荒谬的拼贴而成为“最有希望敲门的人”，充满反讽意味，对时代之文化形态作了颇为恰切而耐人寻味的指认。 凭着生动的美味咳嗽 我再次坐在椅子上 掂量如今剩下的几句话语 今后分几次感人 世界的虚假在于语言的失真，生命的失重在于存在的虚无，物化的时代里，感人的话语本已无多少余存，却还要“掂量”需“分几次”去使用，现代人精神的破碎感、无奈状，尽在这细微的“心理事件”之中了。且又是如此满不在乎视为家常地顽皮道来，越发显得荒诞而苍凉。 在无轨电车 没有正确地把你的生活运来之前 我不太自豪地重新拎起古老的酒壶 倒出几滴可怜的西方的格言 旧瓶装新酒，对不对胃口无人过问，无根失所的现代人生，靠“几滴可怜的西方的格言”何能支撑一点“自豪”？情节化的精神速写，既是调侃之语，又是箴语，可视作对现代人文化心态的精妙命名。 其实上述这些简短的诠释，在麦城独具风采的语感面前，都显得过于勉强。麦城的诗，很少落脚于明确的指归，成为浮浅意义的载体，从他所有成熟的作品中都可以发现，诗人倾心于诗之写作的，正是那份与其心性和语言禀赋相契合的绝妙的“说法”而非“说什么”。当然，由于其恪守的诗歌立场，也使他免于像某些第三代诗人那样，陷入空心喧哗式的语言游戏。研究麦城，使我首先为之所动的，正是他这种既有别于朦胧诗又不同于第三代口语诗的特殊语感，所谓“外熟里生”、“平中见峭”的指认，可做如下细部解析—— 一、意象 在流行的诗学观念中，意象是诗的核心原件，写诗就是经营意象。第三代口语诗破除了这一观念，不但放逐了抒情，也极端化地放逐了意象，取富有戏剧性的事象(有意味的情节)代替之。这样做，其正面效应，是局部消解了因意象繁复所生成的语境粘滞生涩之弊端，增加了清明畅亮的阅读快感。其负面效应，是很快衍生出只见口沫、不见诗质的粗卑化倾向，所谓空心喧哗式的口语欢快。麦城生逢其时，左顾右盼之后，似乎采用了“取法乎中”的策略，在叙述语式中保留了意象的成分，使其诗的阅读，既有清通疏朗之畅泄，又有断续有度之逗留；既有文本外之后张力(这是口语诗的重要特质)，也不乏文本内的韵致。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麦城诗中的意象，大都是由叙事过程中自然而然带出来的，不着半点刻意。像“你们各自的生活表情/好像在夜晚被人动过”，“电影里的话语容易生病/你们不会一下子/掏出自己的手相/在如今的这个世界里交换心意”(《今夜，上演悲伤》，1987年)这样一些诗句，表面看去纯属叙述，却又处处暗藏有“意”的蕴藉，读着很顺溜，想着又不尽其然，可谓事象化的意象、意象化的事象，既自然，又机智，不动声色而声色俱生。由此带出麦城诗意象的另一特点：自明性。这种自明性表现在诗中的意象既与非意象成分有所关联，互动相映，同时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质，亦即若将其从诗篇中单独抽离出来，又是一些可独自照亮自身且具有独立意蕴的小诗，或叫做“断章”。这是现代诗中别具美学意味的一种特殊现象，为此近年一些诗人已有意识地专门创作这类“断章”式的诗篇。前文所摘引的麦城诗作中的那些片断，大都具有这种性质，显示了诗人早慧的语感才能。 二、语境 清明有味，是麦城诗之语境的基本特色。“朦胧”之后，第三代口语诗人大都在语境追求上转向“清明”，但“清明”好求，是否“有味”，则又另当别论。麦城的诗，以叙述语体为骨架，肌理分明，气息纯正，轻松自如地委婉道来，亲切可感，毫无生涩，但感触之后，又似乎没抓牢什么，有更多的分延与底蕴在初步阅读之后等着更深入的品味，可说是语境透明而暗涵奇诡。这里的关键在于，其一：有意象而不围着意象打转转，意象服从于整体叙述语体的需要而自然生发取舍，显得疏朗有致；其二：局部意象的欠缺由于整体暗示性的完美和陈述的机智有趣而得到补偿，不显空乏；其三：叙述本身常做以超现实的幻化，有隐秘的成分包含于内，亦即对物象的指陈中有心象的投射，带有一定的寓言性意味。譬如这样的诗句：“后来，你从失效的成就里退下来/可爱地坐在工业的某一个门口/看一个孩子/跟随树上醒来的果实/在树下一遍一遍地成熟”(《今夜，上演悲伤》，1987年)。字句表面无一生僻，都是寻常熟悉的话语，但进入特定的语境，便平生几分异趣，尤其“工业”与“成就”和“成熟”三词，变得意外的陌生而神奇，像童话，似寓言，又是精神现实——所谓“精神事件”、“心理事件”和“外熟里生”的指认，即在于此。再譬如：“从那条裤筒里/你翻不出可行的道路和人性的下落/甚至连那双湿鞋/使一孩子走错了所有的夜晚/离命运结束还差三个动作/假树像真树一样/也在秋天里大量伤感”(《叙事》，1987年)。语言很平实，让人感到是在叙述一种真实的事情，实则却又很荒诞，是一种超现实的叙事，以平实的语感亲近阅读，留冷峭的回味于阅读后，此即“平中见峭”之所谓。麦城“玩”这种语感，似已到随心所欲、驾轻就熟的地步，在同时代的写作中，已属独步潇洒。 三、汉语意识 无论是中国新诗发韧期，还是大陆新诗潮崛起时，受西方翻译诗歌的影响而致语言欧化、洋化、翻译语体化，一直是长期困扰汉语诗人的一大弊端，到了九十年代所谓“知识分子写作”者群体那里，越发恶化不堪了。而由于坚、韩东《他们》诗派所开创的口语诗，之所以在今天越来越受到普遍的阅读欣赏，大概正在于对此弊端的有效清理。有意味的是，在十年前的麦城诗作中，我同样看到了这种清理意识的存在，虽然不尽彻底，但在那样的过渡时期，年轻的麦城已属难能可贵。至少，读麦城的诗，少见洋腔洋调的遗风，即或是于口语中夹杂着的书面语，也是当下本土生成的话语，鲜活、纯朴、有时代感。深入研读麦城的诗自会发现，他的写作一开始就对汉语语言有特别的领悟，遣词用语处处可见独到的心智，而不是“流”上取一瓢，随便拿来就用。任何语言，在不断地流通(被使用)中都会很快结成一个硬壳(概念化、所指、定义)形成某种范式，使新的言说打滑落套，于写作也便失去原创而坠入互文仿写。所谓“汉语意识”，一是要有意识地消解洋腔洋调，一是要下功夫挖掘汉语特质，开发新的诗语资源(包括对不断生成中的民间活话语/口语的吸纳和对已定型语言的改写)，这些在麦城的诗作中都可见得端倪。将寻常话说得不同凡响，把家常词用得出乎意料，可以说是麦城诗歌语感的一个独到之处，且不是从哪“蹭”来的，明显来自诗人天性中的那份语言幽默和诙谐(与其该大哭时却付之坦然一笑的心性相契合共生)。 试举一例：写“穷孩子”，“一个穷得像一株不弯曲的树/穷得非常正确的孩子/一个穷得像一张没有污点的白纸/穷得非常干净的孩子”(《穷孩子》，1985年)，在这里，“正确”与“干净”两个最普通的词，得到了最生动、贴切的用法，像两枚用脏了的硬币，被重新磨洗后再度鲜亮。再如“在街心湖畔的河岸上/用鱼竿·指·出从前掉进深渊的童年”；“趁黄昏没有·叠·好晚霞的图案/你可以·另·选一批微笑/甚至可以另选一个祖国”；“现在，城里几乎无人点亮灯光/向我·提·供·一·块可读的·晚·间·人·生”；“我穿上衣服/准备去某一首歌里·拆·除一段时光”；“从那扇门里/你发现婚姻·还·在·活·着/同时，发现一直·延·长到/孩子不止一次·用门里的·哭·声/给你·带·路”。引诗中打点的词，都属麦城式的旧词新用、死词活用，使之自干瘪的“词壳”转变为元一的自丰型的意象话语，焕发出本身而异样的新光彩——而这，不正是诗人作为语言艺术家最理所应当而又首当其冲的贡献吗？ 研究麦城，有一份欣喜，也有几分遗憾。欣喜于十年前的诗歌进程中，竟有那样一列“提前到站”的诗之快车，穿越过过渡的时空；遗憾的是这样的“列车”过早“停运”，再未展现其可能更具魅力的风度。应该说，麦城所拓展的创作路向，至今仍有其前瞻性的态势，可惜未做更深入宏阔的展开便告中断。从已有的作品看，质量也未完全稳定，有些参差不齐。部分诗作中，因意绪的跨跳过大，产生不恰当的断层或过度分延，缺乏必要的收束和控制感。就诗人的创作能力看，这些缺陷都是可以在新的进发中逐渐予以纠补以臻更加成熟的，只是我们无法预测，这种新的进发，对于一个已中止写作十年的诗人是否还有可能？ 多年前，我曾将诗人的写作分为瞬态写作与终生写作。前者系诗性生命历程的瞬时记录，随缘就遇，不着经营，或断续持之，或勃发而止，每有闪光之作，但常难以形成大的局面，产生经典性的影响。后者则是持之一生投入的创造与归所，有方向，有规模，吐故纳新，融会整合，重拓殖也重收摄，不仅个在风格鲜明，且有一定的号召力，对诗歌艺术的发展多少有所推动或拓展。以此看麦城，大体属于前者，却又觉不尽其然。实则无论“瞬态”还是“终生”，关键在于投入创作时的那一份心态、那一种心理机制，我常将其简化称之为“呼吸”，无论因为何种原因，呼吸不自由了，谈“瞬态”或“终生”都无意义。以此再看麦城，又觉其坦诚洒脱、不作功利之争的爽气，且又从未放弃诗性情怀的可爱——这种爽气与情怀，在今日日趋“生意场”样态的文坛，已越发显得珍贵。由此我想，麦城不复重返诗坛，也无大憾，总还留下了不少真诚之作的好诗于过往的岁月。或有重新投入创作的激情与新的能量，也定会保持其本真的立场，个在的风格和独具魅力的语感，为跨世纪的中国诗歌，作出新的奉献。当然，作为不无偏爱的研究者和诗友，我更愿看到后一种情况的出现——毕竟，我们的诗坛，还是高手不少而真人不多，麦城是真人，诗坛有理由期待他的身影，重新闪耀于群星灿烂的诗之长河之中。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