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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走过了50年的路程。在这“知天命”之年，东北师大中文系、《文艺争鸣》杂志社邀请了国内部分专家和学者，于1999年7月27日至7月31日在吉林省长春市和抚松县召开了“中国当代文论50年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研讨会涉及的论题广泛，观点多异，既有近年来文艺理论界热点问题的延伸，又有新的论题的交锋。现就讨论的主要问题作以述要。 对“文艺理论何用”的讨论。从中心移向边缘的文艺理论，是否还具有作用于现实、指导创作的功能？它本身用处何在？这个以往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却成了本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之一。有学者通过对当代文论前27年理论对创作强权的反思，提出了“理论自娱说”。认为文艺理论就其功能而言，也可能有一些外在的作用，但这不是它的主导方面，而理论对创作的阐释、理论研究的热情和成功以后的满足与快乐，才是理论研究的本义。文艺理论研究是一种思想的游戏。围绕“理论自娱说”展开的讨论，形成了不同思想的交锋。赞同“理论自娱说”的学者认为，文艺理论研究不过是一种精神体操，既锻炼了智能，又给人以轻松愉快感，可以起到健体的作用。另一种意见则针锋相对，认为文艺理论对创作有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理论影响现实、影响整个社会、影响人们的精神，再影响到文艺创作，这种以对现实的关注为支撑点的理论，从根本上与“玩理论”区别开来。主张“理论自娱说”与传统理论主张“工具说”，其实质是一样的，既没有我们学者自己对世纪个体化理解，也没有自己思想的融入，才会导致问题的出现。 多元与整合之争。近年来，文艺理论界有人提出“整合说”。认为90年代以后文艺学的发展进入了多元并立时期，出现了偏狭和混乱，当这种混乱充分表现出来时，从多元分化走向系统整合便成为客观上的要求。对于文艺理论发展的多元与整合问题，与会者极为关注。有学者指出，文艺理论的发展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多元局面，从1949年至1979年占统治地位的是主流意识形态，只有一种声音， 80年代以后仍是一元局面，虽然允许不同声音存在，只不过是主流体制策略的需要而呈现的某种大度，况且，不同的声音与主流的声音在地位上也是不平等的。整合就意味着一元。也有学者不承认“整合说”的观念，却承认它本身的存在，主张把“整合说”纳入多元之中，作为多元之中的一种。还有的学者反对整合就意味着一元的说法，认为整合不是各元理论的简单相加，也不是对其他各元理论的抑制，而是建立在多元并立基础上各元之间的“互通有无”、取长补短，这种整合是文艺理论走向成熟的标志。 对“融汇说”的质疑。文艺理论界有一个命题，就是在坚持古今打通、中西打通、古今融汇、中西融汇中建设新文化。有学者对“融汇说”提出了质疑，认为“融汇说”只是表达了我们一个情感的愿望，绝对不具备可操作性。文化间的融汇何以成为可能？我们没有理论阐释和论证，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一种文化是融汇别的文化成为新文化的。应该把中西文化理解为一个元理解和再理解的过程，文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只不过是对这个元理解的再理解、重新的理解和不同的理解。按这个道理推论，可以说人的产生、文化的产生，根本不是融汇而成的，而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社会的发展、文明的变迁，也同样是人创造出来的。“融汇说”的理论在解释创造新文化、建设中国当代文论时，是有局限的，它会导致一个什么理论都有，就是没有自己逻辑起点的理论，这就是我们的一种习惯性思维———这个理论有片面性，那个理论有片面性，融汇在一起就再也没有片面性。但是，这不是理论。 对创作和批评关系的论争。作为文学两翼的创作和批评如何在对话中相互沟通，以推动创作的深入和发挥批评的有效性，与会者对这一问题的研讨形成了不同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作家不理睬批评，是因为富有才情和自身体验的批评家太少，常常误读他们的作品。另一种意见认为，不能把符合作家本意的批评称为解读，而把不符合作家本意的批评称为误读，因为作家创作出文本以后，自己便成为一个读者，他们的看法与批评家是平等的，那种以作家为中心、批评家为边缘的说法是不可取的。另一些学者则剖析了创作与批评相互对峙的原因，即创作和批评的双重贫弱。人们通常以为，当代文学前17年和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有一个重要区别，前者依附于政治、写大量的社会政治内容，后者写人的生存状态和个人对人生的直接感受。实际上，对文学来说，写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作家要以自己的理解来穿越它。17年的文学也有好文学，原因在于作家有个人化的理解和体验来穿越它写的政治内容，终极上是个人的一个世界；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写人的生存状态，如果没有真正富于个体化的理解，不同程度上也会出现雷同化，因为人的基本感受是相同的。当代文学最大的问题是个人理解的贫弱，而批评的最大问题是对这个问题的忽略和缺乏研究。处于同样贫弱状态的创作和批评，必然会相互指责和难以沟通。 对文革和前17年文论关系的探讨。反思当代文论的发展离不开对毛泽东《讲话》的评估。理论界常常把《讲话》、“两个批示”和《纪要》分别看待，把文革与前17年的文论割裂开来。文革时期的文论是不是前17年文艺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对《讲话》应该给予怎样的历史地位？围绕这一问题，与会者从各自研究的角度，进行了更深一步的探讨。有学者指出，《讲话》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经典版本，在抗战背景里作出，最初动机是对文艺期待提出的一种指针。从逻辑上讲，毛泽东文艺思想应有两块：新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文艺思想所有经典性论述都已由《讲话》所表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文艺思想中“两个指示”是重要组成部分。《纪要》毛泽东作过三次重大修改，很多黑体字都是毛泽东写进去的，无疑应作为社会主义阶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经典性构成部件。文革时期提出的“根本任务论”、“三突出”创作原则和“主题先行”等，是社会主义时期文艺理论的畸形发展。一种理论是不是真正符合艺术创作规律，不是看它在逻辑上怎么说，重要的是看它在艺术实践中起着怎样的作用。有的学者不同意一概否定文革时期的文论，认为“三突出”创作原则不是新的发明创造，有创作实践作基础，中国传统小说普遍地运用这一原则，作为千百种创作方法的一种是否定不了的。毛泽东文艺是政治文艺，这个思想的提出有历史的必然，古代的“文以载道”是为政治服务，现代的政治渗透到生活各个方面，作家创作的作品本身也会包涵着政治内容，所以，《讲话》的原则和精神是正确的，不能全部否定。 在世纪之交，回顾20世纪文论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们可以预见，当人们跨入21世纪的时候，对20世纪文论、特别是被人们称之为当代文论的回顾与反思，将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研讨会已经站在了学术研究的新起点上。 (作者通讯地址：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 邮编：130021) 原载：《文艺争鸣》1999年第5期 原载：《文艺争鸣》1999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