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文化逐渐从封闭僵化的状况中解脱出来，呼吸到了世界近代文化的新鲜空气，使自己的再生机制得以新的调节。随着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的转换，一代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华大地产生，以其新的知识结构、时代意识和角色认同而区别于封建士大夫。虽然说，他们依然继承了封建士大夫就已形成的忧国忧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良传统，自觉地参与社会，走在反帝反封建的前例。可是，时代和自身的变化毕竟又使他们不同于传统士人的由士而仕，而是以自己的学术成就来服务于社会、变革着社会。超然治学也好，学术救国、舆论干预也好，比起以往一味地直接参政来说，客观上已经预示了知识分子将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存在而出现。 尽管说，近代社会和文化的进程是曲折的，“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风云变幻也常常使人万般感慨，可是，新时期的步伐却是稳健而快捷的。改革开放作为国家的意志已深入人心而成为国人的共识。不仅国家、民族要实现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同样成为80年代以来的强烈呼声。尽管说，90年代的文化冲突导致了知识分子的精神裂变，使其强烈的入世情怀受到遏制，由“广场”退回到“岗位”，可是，岗位上的冷静深思毕竟带来了能够进一步清醒自己大脑的好处，从而确定自己的本应角色。当传统士人影响社会的作用不再依然如旧的时候，当文化干部的身份不再被大众认同、知识分子深感走向边缘的时候，如何正视自己的存在，由角色认同确立文化认同，正是90年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进一步深思的必然内容。而在这场深思中，知识分子文化的提出，并成为相对于官方文化、大众文化的另一种文化形态，不能不说是文化划分上的一次重要收获。我们看到，陈思和从研究当代文化和当代文学的角度，认为“把政治权威意识、民间文化意识和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作为整合文学史的三大板块，由此进入中国抗战以来的文学和文学史，我期望能看到一片新的阐释天地”[1]。这里，政治权威、民间和知识分子作为彼此独立的三种社会存在以及他们各自所具有的文化要求，自然标志着三种不同的文化形态。而邵建则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把知识分子文化、官方文化和大众文化作为三种地位平等、职能各异的文化形态正式确立[2]。同样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孟繁华把当今中国的文化形态也划分为主流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市场文化三种[3]。 不难理解，虽然陈思和、邵建、孟繁华们各自提出问题的角度以及在对文化形态的命名上不尽相同，可在文化三分，特别是凸现知识分子文化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尤其是，邵建在确立了三种文化的划分后，还明确指出，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的文化格局，体现出了一种动态性的文化发展生态，满足着社会不同方面的需求。其中，官方文化集中表现为政治属性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集中表现为消费属性的意象形态，而知识分子文化则表现为一种人文属性的意义形态。 不可否认，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往社会中知识分子文化往往或合流于官方文化，或混迹于大众文化，使自己的独立性难以充分体现。虽然在经世致用的努力中也曾留下过不容置疑的成就，可由于毕竟缺少宽松的社会环境和独立的社会存在，因而，知识分子文化也就难以明确自己的追求目标。这样的结果，除了应有的知识更新不会正常进行外，恐怕最大的遗憾就是在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对撞中，一再跳不出二元对立、中西纠缠的困境。无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还是“全盘西化”的话语，这种非中即西的论争中都共同表现出了一种依附的而非独立的意识。自然，在从根本上摆不脱中西已有思维框架的影响下，中国文化的进步也就难免步履维艰。 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状态中，吴炫(还有其同盟者)提出了“第三种批评”，以其崭新的否定意识和可贵的学术勇气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全新的理论主张和思维方式，并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几年来，吴炫已经写出了一批论文来阐述“第三种批评”的理论主张和有关内容，虽说这一工作目前还在展开与丰富中，要对之进行全面的评价尚为时过早，可就有关文章来看[4]，他的创新之处已鲜明地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否定论的理论基础 1994年，吴炫出版了他的《否定本体论》[5]一书，在此书的前言中，作者认为：“要真正建设中国自己的文艺美学和文艺批评学，首先必须着手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哲学本体论的重建工作。”而如何重建哲学本体论呢？吴炫从人的诞生及其理性思维是对动物的否定结果这一最起码的事实开始，把“否定”作为“超文化的人的类本体”。这样，由否定这一人的本性出发，作者从作为哲学的否定，作为美学的否定和作为文艺学的否定三个方面展开了自己的思路，建构了自己的“否定本体论”的体系。而他的相对于“第一种批评”(即以西方的理论话语为参照而进行的批评)和“第二种批评”(即以我国传统理论话语所进行的批评)的“第三种批评”也就是以否定论作为理论基础的。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批评理论都应当建立在一定的哲学基础之上，缺乏哲学基础的支撑，这样的批评将没有生命力。因此，选择必要的哲学基础，是建构一种批评理论的关键性问题。吴炫以否定论作为自己批评理论的支点，自然为自己理论的展开奠定了基础，而在对这一点的强调上，吴炫不仅写出了数篇论文，还鲜明地指出，“第三种批评”是以对现实说不的思维方式，在对“第一种批评”和“第二种批评”的“双重超越中把真正的价值放到现实之外，并将真正的价值以审美形态保存着”。并且“深信‘自己的话语’就蕴藏在前人话语的‘局限’中”。 应当承认，人确实具有一种不断否定当下局限进而建构新知超越有限的能力，这种能力也可以说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征。而且，以往所有的知识相对来说也总是并不绝对与并不完全的。也正因此，人类才需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如果从否定论的角度说，发现发明、创造前进，也正是对以往局限的否定而非肯定的结果。然而，对以往局限予以否定，又并不那么简单，那么随意。这之中除了必要的知识凭借外，有效的理论指导和学术眼光更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吴炫能够提出“第三种批评”，是与其把否定论作为自己的立论基础分不开的，也正是这一理论基础和相应的学术眼光，使他能够在多年来一直困扰着中国学人的中西对立的思维模式外另辟蹊径，另找出路，敢于进行超越中西方现有理论局限的尝试。 按说，无论是看到中国传统理论存在着局限，还是西方理论存在着局限，这早都是旧话。中西对立的二元思维正好反映出各自的这种局限。可是，跳不出这种非此即彼的思路，不敢进行双重超越，却又是中西纠缠的共同之处。深究其原因，恐怕都与只是依靠已有的知识体系与思维方式分不开。而正是在这一根本点上，“第三种批评”显示出了它的与众不同。而能够做到这一点，又是因为它把否定本体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可以说，这一新的理论基础的确立，已经显示出了它的理论优长，而从这一立场出发，必然要“提出新的知识命题和理论命题”，超越中西方现有理论的局限。 二、个体化的独立意识 吴炫曾经解释过，“第三之‘三’的根本含义，只能是指一种个体的文化和文化中的个体。在世界范围内，第三种批评不但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也同样反对有可能滋生的东方文化霸权；在国内范围内，第三种批评也反对话语中心主义与话语中心欲望”。而且，“真正的批评，有生命力的批评，只有 从这样的‘个体’出发，才会是有意义的”。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到，与“第三种批评”独特的否定论基础相配套的是一种独特的个体意识或者说个体化的独立意识。由于“第一种批评”和“第二种批评”所存在的局限是以否定的眼光所审视的结果，由于审视这种双重的局限需要摆脱对他者话语的依附，而摆脱对他者话语的依附，本身就离不开“自己对世界的自己的理解”，就需要具备一种独立意识。因此，个体化的独立意识不仅是否定论的必然产物，而且也是保证“第三种批评”得以进行的必要前提。 可以说，历史上是不乏“个体”之例的，然而，由于依附性的总体生存格局，所以，这种个体之声终究难以形成气候。而在市场经济出现，文化逐渐显出三分的今天，任何人作为平等的个体已经成为客观的可能。到此，个体化的独立意识必然就会体现在各个领域。“第三种批评”之所以能够出现，吴炫之所以对“个体”进行一再的强调，也正是因为离开这种个体化的独立意识，不仅第三种批评将难以产生，就是整个文化转型观也难以实现。 因此，就意识的独立性上说，“第三种批评”也标志着一种独立的知识分子文化(也只能是独立的知识分子文化中的一种)。吴炫所提出的“只有摆脱对他者话语的依附，才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独立的深层标志”也正是对此问题的说明。从目前来看，不管“第三种批评”作为一种批评理论最后走向什么样的结局，是否会得到学界的更多承认，但就它所突出的个体化的独立意识这一点来说，是完全值得肯定与提倡的。 三、W的操作方式 由于“第三种批评”是立足否定论，对批评对象“既注重如何说‘不’，同时更注意说‘不’的结果”，因而，它如何说“不”的具体操作方式，也是其作为一种批评理论的重要内容。而且，也只有通过具体的操作，才可使“第三种批评”的合理性落到实处。在《再论“第三种批评”方法》一文中，吴炫结合实例详细地阐释了他在说“不”时的具体方式，即W图式。在这个由1、2、3、4、5五个符号组成的操作过程中，处于W上方的1、3、5分别代表着“问题”、“有具体感知内容的问题”、“针对感知内容的新的知识命题”三个有内在联系的否定层次。处于W下端的2、4则代表着既定的知识系统“有局限”、“什么局限”这样一个剥离的逆进过程。而在由1到5的四个否定程序中，新的知识命题和理论逻辑起点就以批判的话语逐步将自己反衬出来。 我们看到，W操作方式在通过对当下现实中义利关系的分析后，同样显示出了她的与众不同。这种与众不同既表现在对问题的选取上，又表现在思维的方式上。首先，任何理论的提出都不应脱离现实，而且提出问题又总是为了有效地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虽然，“第一种批评”和“第二种批评”在面对文化转型的现实处境中都有着寻找精神出路的可贵之处，但由于受既定理论的束缚，所以在对问题的把握上就表现出了局限性，进而也就难以从根本上提出解决当下现实中问题的理论设计。既然连“真正的问题”都提不好，那就不会有效地解决现实的问题。其次，知识的增长不仅表现在新的概念体系的提出上，还与新的思维模式的提出密不可分，对于文化转型时期来说，这是尤其重要的。如果此理成立，那么不脱离既定理论与思维模式的知识增长和文化转型就将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对当下现实的感受自然也就要求着新的概念体系和新的思维模式的出现。在这个意义上，W操作方式同样表现出了它的可贵之处。 以上是我对“第三种批评”的初步把握，如果说，这三个方面对“第三种批评”的实质有所触及的话，那么，可以再来看看这一批评理论的实际意义。 当前，我们正处于文化转型时期。文化转型是以对主流文化的“离异”占主导倾向为特征的。这种“离异”也就是否定和怀疑，是“变古乱常”。由此可见，作为一种理论的“第三种批评”正好表现出了这种文化转型时期所应具有的品格。我们不否认，当下不少的理论主张对于文化转型来说都会起到一定的积极的作用，但比较起来，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像“第三种批评”这样鲜明地说出自己的“变古乱常”。对于“第二种批评”来说，由于其更多的是表现为对已有的认同，较少应有的否定和怀疑，因此，对文化转型的实际意义是可想而知的。虽然说，“第一种批评”的外求于西方理论话语也属于文化转型中的必然，也更多地表现着“变古乱常”，可是当过多地求助于他者而且长期的实践又证明这种一味他寻难以解决实际的精神去向时，这种方式的可取性同样值得怀疑。而“第三种批评”的双重否定，却使自己既避免了对原有主流的认同，又避免了过分依赖他者所可能导致的新的认同。这种姿态对于知识更新、文化转型来说，显然更有价值。 而且，就历史上的文化转型来看，知识分子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缺少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任何文化转型都是不可思议的。因而，文化转型时期，知识分子文化的大量涌现也就成为这些时期的人文景观。当知识分子能够进行独立地思考，能够自由地进行知识的更新和理论的建树时，文化也就会获得空前的繁荣与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既是文学批评又是文化批评的“第三种批评”，它对文化转型的价值也就表现得更为突出。当它的实践者“从传播知识、延续前辈学者的生存方式，转为创造知识、形成当代知识分子新的生存方式”时，这种精神方位和价值方位的重新矫正，自然是当今文化转型中知识分子的应有姿态。而在对自己的精神方位和价值方位的重新确认中，一种应有的意义形态才会显示出它新的内容和活力来。同样，当认识到“只有摆脱对他者话语的依附，才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独立的深层标志”时，我们所追求的意义形态才会成为可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精神意义上的文化转型问题。 因此，如果把“第三种批评”的提出放到文化转型这一具体的历史背景中，把它作为知识分子文化凸现中的一种显著表现来对待的话，特别是看到它那种否定与怀疑的品格对于文化转型的积极作用时，我们就会对之给予应有的重视。尽管说，这一批评理论目前尚处于初始阶段，它所取得的成果尚是初步的，但其可能产生的效果必将会得到未来的承认。 注释： [1]《鸡鸣风雨》，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P1。 [2]《知识分子文化》，《文艺争鸣》1997年4期。 [3]《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P21—25。 [4]本文所依据的吴炫的论文为：《重新解释否定》，《文艺评论》1994年5期。《第三种批评》，《当代人》1995年1期。《第三种批评及其方法》，《花城》1997年2期。《走向艺术否定论》，《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2期。《艺术否定论：缘起和内涵》，《山花》1997年2期。《知识转变的方法》，《文论报》1997年5月1日。《再论“第三种批评”方法》，《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1期。以下引文均出自这些文章中。 [5]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版。 (作者通讯地址：山西忻州市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 邮编： 034000) 原载：《文艺争鸣》1999年第4期 原载：《文艺争鸣》1999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