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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乡村小说(过去称之为农村题材小说)，从40年代开始奉为主流文学，历经半个多世纪，一路辉煌，独尊文坛。但当历史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化、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乡村小说却突然间身价大跌，似乎变成了一个“灰姑娘”。专事乡村小说创作的作家群逐渐缩小、不断分化，评论界对乡村小说本身也颇多微词，研究者则越来越少。典型的议论有以下几种：一曰写农村、写农民早已是“昨日黄花”，社会在加速现代化，文学也要向前看；二曰社会的发展愈来愈呈现出交叉、网络状，农村题材小说却把目光只盯着农村一块小天地，这是违背生活和创作规律的；三曰城市小说异军突起，已“击败”了乡村小说，现在应该是城市文学的时代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些议论有它的道理。是的，乡村小说“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在80年代宣告终结，城市小说在进入90年代之后破土而出、蔚成大观，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能表明：乡村小说已经不复存在，作家们也无须再去关注农村和农民；城市小说取代了乡村小说，旧桃换新符，成了文坛新霸主。这不是真实的文坛景观，真正的事实是：乡村小说在80年代末期经过了短暂的沉寂，在90年代实现了它的艰难突围与转型，以执著的开拓和稳健的步履，走向了自由、多元、成熟。城市小说以鲜活、多变的风姿，在时下的文坛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但人们也不难窥见，眼花缭乱的城市小说中充斥着大量的泡沫，掩饰着致命的空虚，它不仅未能“击败”乡村小说，而且其实绩远逊于乡村小说。但不管是乡村小说，还是城市小说，它们只是文坛大格局中的一元，谁也不能称霸，谁也不能代替谁，只能是多元共存，相辅相成。这才是文坛的一种常态。 社会的发展常常会出现一种倾向遮蔽另一种倾向的现象。我以为，当前乡村小说创作就处于一种被遮蔽的状态，其实在这一领域中，依然有一个相当可观的作家群在勤奋耕耘，它的收获也可谓硕果累累、令人瞩目，乡村小说仍以它强劲的生命力，表现着古老土地变迁，实现着自我的更新。从乡村小说作家群来看，已经有一个年龄较轻、生活厚实、创作活跃的现实主义作家群体，这是一批专事乡村小说创作的作家，可谓乡村小说创作的主力军。还有一个范围更大、“成份”复杂、创作领地较为模糊的作家圈，这个广大的作家圈可以称之为乡村小说创作的游击军，许多奇文佳作往往出自他们之手。从创作态势来看，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创作像注入了激素一样，膨胀式地发展，但精品和力作却寥若晨星，真正给读者以震撼和启迪、且被文坛所公认的，如《白鹿原》、《家族》、《马桥词典》、《尘埃落定》等几部，却无一例外是写农村和农民的。乡村小说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中，显示了它更强劲的优势，譬如首届鲁迅文学奖(1995 ~1996)中短篇小说获奖作品里，16部中短篇小说就有7部是表现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其实，文学上的表现，归根结蒂来源于生活和时代的催发。90年代的中国乡村小说的转型与新生，是对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的一系列变革的积极回应，是全球范围内的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科技文明加速过渡的时代浪潮刺激的结果。不要说中国文学中的乡村小说，就是世界文学中的乡村小说，也还在发展中，远不到寿终正寝的时候。 综观世界文学，可以说20世纪是乡村小说的辉煌时代，一大批作家因写乡村和农民而成为巨匠。20世纪的欧洲，是最动荡不安的一块地域，战争频仍，工业革命的发展迅猛异常，两种文明的冲突尤为剧烈。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乡村小说告别了上个世纪表现恬静优美的乡土生活的“田园牧歌”模式，把创作视野转向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互相对峙与撞击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的生存命运。可以说，这一转向实现了乡村小说主题的转换，并进而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母题”。丹麦作家彭托皮丹，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大自然和乡土生活的气息，多侧面地表现了丹麦农村的社会生活，成为欧洲最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17年)的乡村小说作家。紧接着，挪威的哈姆生，以他“里程碑式的作品”《大地的果实》，在192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哈姆生却把农村的原始生活和当时已经十分发达的挪威城市工业社会对立起来，通过一个农民英雄的言论和行动，反对现代西方文明，宣扬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波兰的莱蒙特，表现了世纪初期围绕土地展开的血与火的悲壮斗争，被誉为“波兰农村的百科全书”。意大利的皮蓝德娄，则以故乡西西里岛为背景，生动地描绘了岛上的风土人情、社会面貌，把在那里生活的广大农民、下层妇女、政府小职员的各种不幸遭遇和困苦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冰岛的拉克司奈斯，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描绘了小小岛国绮丽多姿的自然风光，展现了乡村佃户为获得土地与生存所进行的不屈斗争，充满了一种新浪漫主义气息。 俄罗斯的乡村小说有着悠久的历史，七八十年代，苏联产生了“返乡题材文学”和“迁居题材文学”，这些均属于乡村小说。而蒲宁、肖洛霍夫、艾特玛托夫等世界性的文学大师，则热切关注和表现着农村和农民，把俄罗斯的乡村小说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中国作家影响深远的拉丁美洲文学运动中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其多数作家都自称为“土著主义”，大部分表现的都是本国的乡土生活。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马尔克斯，在他的《落叶及其他的故事》、《百年孤独》等小说中，都是以乡镇生活为背景而展开的，作品情节离奇、氛围神秘，人、鬼、神你来我往，搅作一团，深刻而强烈地折射出哥伦比亚的现实和历史，具有浓郁的象征主义色彩。马尔克斯的小说以乡村为载体，但他的作品所指和意蕴已超越了乡村小说，是对乡村小说的一次深刻变革。对中国影响深远的另一位外国作家，是美国的福克纳，他以家乡的风土人情、地理环境为依据，虚构了一个典型的美国南方“约克纳帕塔法世家”，通过对几个家族的兴衰历史的描绘，传达了作家对历史、人类、生活、环境等许多重大问题的审视与认识。福克纳无意忠实地再现生活，他把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精神分析学说等纳入了他的艺术创造中，采用了意识流、颠倒时空、变换叙述角度等多种艺术手法，构成了一部部庞大、复杂而又变幻无穷的交响曲。福克纳的非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对当时和后来的美国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直接促成了一个以表现乡土生活为主的“南方文学”流派。 90年代以来，世界文学中的乡村小说依然长盛不衰。譬如南非作家戈迪默，他的代表性作品都是反映乡村生活和黑人农民的反种族斗争的。譬如美国作家莫里森，她的作品情节和人物大都以她土生土长的中西部小镇为背景。再如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从地上站起来》，是根据葡萄牙农业革命写成的史诗性的作品，作品既忠实于生活，又极富艺术想象，创造了一种充满隐喻和暗示的全新的小说形式。这几位作家分别获得了1991、1993、199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描绘某一地域的风土人情、文化传统，揭示在两种文明的冲突中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命运和心灵图景，已成为乡村小说的一个世界性“母题”。不要说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还存在广大的农村和农民，即便世界各国已高度城市化、现代化了，乡村小说也依然会存在下去。人类源于土地、归于土地，乡土不仅是物质的，同时也是精神的家园。乡村小说曾经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大本营，但经过许多小说大家的不倦探索，所有的现代派表现手法都已经在乡村小说的领地里安家落户。乡村生活既可以是作家笔下的主体，亦可以是作家创作的“载体”，其思想内涵和艺术概括力完全可以超越题材自身的局限，进入一种形而上的层面。 中国乡村小说，也是世界乡村小说格局中的一个组成部分；90年代的中国乡村小说，其思想内涵与艺术形式，与世界乡村小说遥相呼应，对世纪之交的世界文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90年代以降，中国农村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经受着一场艰难曲折而又意义深遠的蜕变，它标志着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科技文明过渡的真正开始。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乡村小说顺应潮流，洗心革面，逐渐摆脱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走上了一条多元化的创作坦途。我把这种多元态势划分成四种类型，即现实乡村小说、生存乡村小说、文化乡村小说、家园乡村小说，它们相互依存、比照、竞争，共同构成了乡村小说的多元动态格局。在这多元化的乡村小说格局中，有一个波澜激荡的主潮，那就是目前十分活跃的现实乡村小说，这些作品以现实主义的魅力和勇气，直面已进入市场经济的广大农村，强烈地表现了农村变革中农业文明同工业科技文明的对峙与冲突，展示了各种各样的农民在商品化潮流中的焦虑、痛苦和蜕变。随着这批乡村小说的不断涌现，一个新的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作家群也逐渐形成，其代表性的作家有：刘醒龙、何申、关仁山、刘玉堂、张继、谭文峰、王祥夫、赵德发……。如果说现实乡村小说突出展示的是农村改革中剧烈“变动”的一面的话，那么生存乡村小说着重凸现的是那些偏远乡村亘古“不变”或“缓变”的一面。生存乡村小说所表现的是农村古老的生存环境、地域特征，农民世代相袭的生活方式，农民性格中的固有个性和文化积淀……。写这类小说的作家有贾平凹、铁凝、阎连科、周大新、李贯通、迟子建等，他们并非单纯的乡村小说作家，但他们却深深地眷恋着黄土地上匍匐的农民，或者思索着他们同现代文明的巨大反差，或者批判着他们身上的国民劣根性。我们从这些作家的作品中，看到的依然是一个古老而凝重的“乡土中国”。在中国广大的农村，有发达地区，发达到超越了某些城市，但更有不发达地区，依然停滞在原始的生存状态中，且这不发达地区占有更大的比例。面对这样的国情、现状，我们怎么能说表现乡村生活已成“昨日黄花”了呢？从文化的角度观照和表现乡村所形成的文化乡村小说，是80年代中期知识界兴起的“文化热”运动所导致的产物，是中国作家积极借鉴了马尔克斯、福克纳的创作思想、表现方法大胆实践的结果。文化的引入使乡村小说具有了一种深厚的文化品格，培育了90年代一部部具有独创性的长、中、短篇小说。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有：陈忠实、韩少功的两部出色的长篇小说，贾平凹的部分中篇小说，杨争光的《赌徒》、《棺材铺》、《老旦是一棵树》等等。家园或者叫做田园乡村小说，在中国的20世纪文学中，曾出现过沈从文、汪曾祺等一些杰出作家，而在90年代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且赋予家园乡村小说一种全新的内涵与形式。90年代的中国乡村，一面在加速实现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蓝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逐渐丰富起来，另一面则是环境的污染、社会的动荡、伦理道德的丧失……面对这样一幅斑驳陆离的乡村景象，作家们要么魂归故乡，在记忆中发掘着父老乡亲身上的纯朴心灵和美好品质，呼唤着人性的复归；要么把往日的故乡美化成一片“永远的绿洲”；要么从“喧哗与骚动”的历史进程中超然而出，构筑着一个形而上的精神、情感家园。仔细品味，在当代的许多作家身上都有这种“乡恋”倾向，但表现最突出的是张宇、李佩甫、田中禾、张炜等几位。家园乡村小说并不是对历史的反动，而是对现代文明进程中诸多弊端的一种校正，是对身陷世俗的人们的精神世界的一种警示与丰富。 中国的乡村小说即将走进一个新的世纪，那么它的前景如何呢？我以为，它不会大红大紫，更不会独尊文坛，但它将会以稳健的步子，开放的姿态，多样的形式，孕育出更多的杰作和“大家”来，并进而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新时期文学20年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因为世界文学中的乡村小说在不断刺激、促进着我们，因为下一世纪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的全方位改革必将给文学提供更加雄厚、独特的创作资源。中国文学要同世界文学接轨、融汇，大约还要看乡村小说的发展如何。 (作者通讯地址：《山西文学》杂志社 邮编：030001) 原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1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