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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新兴文体，其历史有远端的溯源、近端的发生，它们共同地构成了一种经久不息的艺术动力。我们坚持报告文学的基本属性、品格和追求，可如何看待它作为一种文学门类的存在及其文学价值，还是要从创作实际出发。 多样性：大报告文学概念 首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近年报告文学作品的多样性。近几年的报告文学历史与现实两翼张开，写人与记事紧密结合，一定意义上已把原有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的分野及格局打破了。有文学，有报告；有回忆(《多少往事烟雨中》)；有日记(《北线大出击》)；有采访与采访的过程(《大江北去》)；也有个体命运的表现及群体的塑造(《我们的故事》)；有吸收了小说叙事技法的作品(如《寻找巴金的黛莉》)，也有充满主体抒情因素的创作(如《天堂上的花朵》)，多姿多彩。它们在共同拥有的报告性的基础上，充分地体现了这一文体向社会与人生全面开放的生命力，反映了近年报告文学所取得的进展。 但多样性也造成了一些界限模糊、取舍困难的情况。譬如徐刚的《地球传》。徐刚是致力于生态文学写作的作家，而《地球传》内容又接近科普读物，在诗意地传播知识的同时，它突出中国的现状，于是又有了一些人文涵义。这让人有些困惑。报告文学的边界在哪里呢？曾哲的《觉建筑》被称为是“世界奥运建筑文学第一书”。作者不甘凡庸，独出机杼写奥运，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建筑史和建筑美学方面的知识，同时结合了北京奥运建筑，不乏报告性。但它也没有写人物或塑造人物形象。一部报告文学作品可能缺少文学的涵义，但并不意味着它便没有其他的重要的价值。下面一部作品更能表达出我个人的观点，那就是李洁非的《胡风案中人与事》。这是一个已被人写过多遍的题目，但真正的文学写作是从来不会因畏惧被人写过，而急于“抢先”报告的。《胡风案中人与事》系作者《典型文案》书中的一篇文章，该书也被置于文学理论和批评领域参加评奖，可见它有批评研究的价值，有文学史领域某一侧面研究或作为历史研究基础的资料价值；由于在人与事的案例的叙述中，饱含着思情和哲理，作者的主体投入融和了材料，它又可以被视为一篇很好的文艺随笔，归入散文类；而它所书写的那个年代文人的命运与人生故事，统一起来，又使它成为了一篇典型的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人生报告。我认为，文学性是文学的普遍要求，报告性是报告文学的特殊要求，二者的统一才构成了完整的报告文学。李洁非的作品同时具有三方面的价值，当然不能由此就反而认定它没有价值。实际上，具有多方面的价值，恰恰便是报告文学的重要特征。 提出“大报告文学”的概念，并不是说承认报告文学外延无限扩大，而是要在承认它拥有多样性和多种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再讨论它的文学价值。它从来就不是“纯文学”，这可能会减少我们对报告文学的苛求和不满意见，从而正确地评价它的成就。在我所读过的有限几本报告文学研究专著中，已有论者提出报告文学是一种“边缘性文体”，始终在新闻与文学之间“漂移”，这显然是符合实际的。但它究竟是向新闻“漂移”，还是文学“漂移”呢？仍是一个问题。我更愿意把报告文学称为是一种综合性的文体。如同科学发展史上，边缘科学与综合科学是新兴学科形成发展的两种方向，“漂移”仅是一种描述，“综合”兼有方法论的意思和要求。报告文学所要求的真实性是一种载体(实际发生的人和事)，综合了文学性、报告性、情感性、人物与故事，由此形成了向整个社会生活开放的特点。作为一种新起的文学门类，如同新兴学科一样，它也会带来一些边界的不确定性。现在看，报告文学的一端通向散文，譬如我们所熟知的一些报告文学名篇，如《包身工》《哥德巴赫猜想》《大雁情》等，几乎都可以作为优秀的散文来阅读；但典型的散文一般都是写个人生活和情感的，包括亲情、乡情、个人经历等，上述作品则超越个人生活，同时形成一种面向社会的报告。报告文学的另一端，接近于新闻、通讯、特写，譬如刘白羽早年的作品。可新闻热点也不能局限报告的内容，在许多时候，报告文学并不是追随新闻的，而是开掘新闻的；不是仅仅作为新闻的扩大、延伸，补充其内容，而是努力地建立自己的视角，提供新的信息。这也正是报告文学社会性报告和文学写作相统一的追求与价值所在。在下面的评论中，我们或可以进一步地验证这些观点。 时代的情感和文学的贡献 谁也不能绕过2008年的那场震撼中国、震惊世界的地震。在无数文字、声音、图像中，李鸣生的报告文学《震中在人心》脱颖而出。李鸣生接连三次到灾区，他的作品配上了许多照片，他几度难以落笔，说明报告文学的写作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将资料、素材堆积在一起，而是和作家心灵联结在一起的。关仁山的《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是另一种写法，由时空连线对应记述了唐山与汶川两次地震。它着重写援救行动，可说是对于灾难的另一方面的一种补充。苗长水的《北线大出击》是一部记录济南部队千里机动驰援灾区的日记体报告文学作品。素朴无华的文字不仅表达了解放军在抗震救灾中的特殊贡献，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部队子弟兵的本质。朱云是最早赶到地震现场的新华社记者，《天堂上的云朵》有一种现场感。而在报告文学这一特定文体中，这种现场感便转化为一种形象感。地震报告文学有长篇、中篇、短篇。张胜友的《让汶川告诉世界》属于短篇，精练、概括、气势磅礴，又惜墨如金，主要是从高层——党中央及四川省委的视点予以概括叙述，保持了作者一贯的政论性写作的特点。上述报告文学作品，多数都是在地震发生一年后才写作出版，实际上，我们从中也已经能够看到一些文学写作和新闻写作的差异性和“距离”。 追溯一段时间以来的创作，相比于小说、诗歌、散文而言，报告文学中的“主旋律”写作尤为明显。它反映在一系列重大题材的创作中，间接地也证明了报告文学与新闻宣传热点的联系。梅洁的《大江北去》写南水北调工程，无疑是重大题材，可我感到作品最动人处则在写库区移民如何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以及作家对于家乡(三江源头)难忘的感情。黄传会的作品《为了那渴望的目光——希望工程20年记事》是作者“反贫困”写作的继续。“希望工程”作为我国特定国情下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可能是暂时的；而慈善与爱心交流则是永久的。区分什么是短暂的，什么是长久的，同样是报告文学文体追求题中应有之义。陈启文的《共和国粮食报告》有重要的“警世”、“醒世”意义，其引言部分深邃也格外精彩。作为一种“大历史”叙事，它还是和其他历史叙事不可避免地落入同样的框架。“重大题材”是否对于作家的驾驭能力提出了一种新的要求？既称“重大”，它写作的真正难度又在哪里？从上述作品看，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有些重大题材的写作具有总结性、概括性，有些在形态上则更接近于通讯和特写。傅宁军的《大学生“村官”》是书写新生事物的，大报道引出小报道， 约30个大学生“村官”的人生故事，由大到小，见微知著。《大学生“村官”》中所写对象，未必都是作家自己发现的，而贾宏图《我们的故事》中“一百个北大荒老知青的人生形态”中的对象，则都是作者自己发现的。我认为这点区别相当重要。贾宏图选择的对象多少都是有些特殊的：留守农村的、牺牲的、出事的、也有少数成大器的。它努力地要把普通人和特殊性结合起来，还原“我们的故事”，也可谓一种创作的途径。李春雷的《木棉花开》是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而写的作品，有历史线索，有人物描写，有典型事例，也有作者的眼光和情感投入。都说报告文学要“写人”，但一般地说写人并无意义，这儿，主要的要求是塑造文学形象。这些接近于特写的创作，已更多地涉及了塑造人物形象的课题。 判断报告文学写作的难点，还在于它要面对和评判历史上或现实中的真实的人(人物)，易于引起分歧与不同意见。张培忠的《文妖与先知》描写一位现代史上不为我们所熟知的人物张竞生的浪漫人格与悲剧命运。对于一位在现代文学史上有争议的人物，他是否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美学家”、“性启蒙”的思想家、“社会学家”以及是否但凡具有乌托邦思想便可认定为是“先知”，没有把握。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让人困惑与难以定义的是书中“自由知识分子”的概念。它当然不限于“学术自由”的意思，被经常引用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为王国维所写的纪念碑文，而王国维似很难被称之为“自由知识分子”。 塑造人物的报告文学，渐渐成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之外的另一主流。陈渝庆的《多少往事烟雨中》——“我的父亲陈占祥”，并不限于写父亲当年参与“梁陈方案”及导致打成右派的命运，作者最想表达的是有关父亲形象的有纪念意义与有启发的部分：人物的出身与阅历、教育背景与思想脉络，以及家庭、爱情，性格与命运。丰收的《王震和我们》着重写王震将军在新疆屯垦戍边的3年，抓住了王震和我们最有直接关系的一段历史并延伸下去，于是，才有了几十个人眼中的将军形象。它同时也获得了一个和“我们”有关联的视角。黄晓萍的《真爱长歌》描写的是“感动中国·2007年度人物罗淑珍”。一位用600多个日日夜夜的病床守护、用爱的倾诉，唤醒失去记忆的丈夫的普通女性。 报告文学界流行的一句话是：找到了一个好题材，写作便成功了一半。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彭荆风的《解放大西南》是写革命战争的历史报告文学，题材重大。但重大题材通常也是许多人共同的追求和共享的写作对象，类似写作不在少数，但多数只能写成“军史”，具有文学普及的史料(参考)价值；而《解放大西南》之所以受到肯定，则是因为老作家经历的感受，对于史料的钻研，以及塑造了卢汉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形象。白描的《秘境——中国当代玉市考录》虽然谈不上重大题材，但胜在作者生动的亲历性。它以一个真实的故事开始，一个真实的故事结束，引人入胜。我们由此也看到了报告文学写作中故事载体的重要性。更鲜明的例子是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它以巴金的7封书信为线索，引出故事。巴金只是故事中的一个背景符号，作品真正让人关心的是历史洪流中一个弱者的命运。它有故事，有悬念，有跌宕起伏的寻访过程，也留有空白供读者想象补充。事实上，作家只有写自己能写的题材、属于自己的题材、自己的思想能够把握的题材，才可能成功。 报告文学的追求 在上述文字中，我们已经结合作品讨论了一些问题，现在，还想就报告文学的创作追求尝试着再作一个概括的回答，并谈几点看法： 一、报告文学与新闻报道的关系。从发生的意义上说，报告文学和新闻报告具有不解之缘，新闻热点也将不断地伴随它前行；但报告文学发展至今，继续强调它依附新闻这一“母体”，却并不合适。它一经诞生、成长，与新闻的“区别”便更为重要。新闻是公共信息，报告文学则是作家的创作；新闻看重的是“事实”，报告文学则更着力于对事实的评价，包含主体的情感、观点和眼光；新闻可以是“匿名”的，没有“作者”或省略作者，而报告文学对于同一对象进行不同的开掘，不同作者可以写出不同的(未必是相反的)文学作品；新闻报道并不关注塑造“形象”，而报告文学则一定要塑造人物形象，并以之作为传播的要素；新闻还有时效性，它很快会“过时”，而文学则要求拥有长久的生命力。美国的新新闻主义写作中，卡波蒂的《残杀》是在轰动事件发生6年后才创作出版的，诺曼·梅勒的《夜间行军》，其观点和方法也不同于已持续多年的美国反越战的示威报道。报告文学较之一般的新闻、报告、特写的差别之一，是在于它具有更强烈的“问题意识”。卢卡契也曾强调“文艺作品的真正使命”是“提出问题”。倘若我们要继续指出报告文学和新闻的血缘关系，那么我认为可以这样表述：新闻的终点，正是报告文学创作的起点。 二、写作和对象的关系。可以说，这也是由上一论题衍生而来的一个问题。任何创作都含有主体和对象的关系问题。散文因大多写个人生活，作者和写作对象联系紧密；小说虽是虚构，可背后仍含有作者的生活经历、社会观察、家族历史、心灵隐痛、理想愿望等等，使小说内容和主体发生某种关系；而相当一部分报告文学写作，作家可以和对象没有任何关系。写英模和先进人物，你未必具有他们同样的思想、感情、境界；写企业家或一些“成功人士”，你未必有同样的财富、经历和追求。但似乎谁都能写，只要给你足够的材料。我想，这正是一些报告文学不能被视为创作的原因。这次读到的部分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中，都能看到作者与对象之间有一种心灵的吸引、人生及精神的启发，正如马克思所说，作家写作如同“春蚕吐丝”一样，是一种生命的释放。报告文学写作也必须和对象建立起一种特殊关系。若是没有足够的思想基础，没有生活所唤起的共鸣，没有与对象心灵和情感的交流，没有独特的视角，进入人物的内心，体幽察微，抉发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仅仅是所谓“用脚写作”，而不是心灵的追求，那是不可能取得突破性文学成果的。 三、题材问题及写什么、怎么写。如前所述，在题材问题上我们也存在着一些片面的误区。以“题材”划分等级，常常违背文学创作的规律。中国的报告文学创作没有更多地受到西方文艺理论、思潮的冲击，没有经历一个“私人化”写作阶段，具有更强的社会现实意义，这是报告文学能引为自豪的地方。“写什么”和“怎么写”？内容永远是第一位的。从前文所列举的5部写汶川地震的作品中，便明显地能看出这种“题材”上的区别。文学意义上“题材”本身便包含着“写什么”和“怎么写”两个要素。它们建立起一种辩证的关系，“使对立互为中介”，互相转化，又不断地把自身的品质转移到另一方之上，形成属于自己的创作。由此可见，题材从来不是现成地摆在那儿的。写什么和怎么写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解决的问题。笼统地谈论题材的重要性，并不能帮助我们正确地评价报告文学作品。 四、由真实性到文学性。对文学性的要求，也是关于报告文学创作争论已久的一个问题。报告文学不允许虚构，真实性是它的立身之本。“真实性比文学性更重要”，我并不反对这一说法，但真实并不是一个价值的尺度。就文学作品而言，更包含了文学的判断。文学性是一个价值的尺度。当然也不能肤浅地把文学性理解为仅是一些华丽词藻、抒情段落，一些修辞手法，我觉得生活真实中本身便包含着美 ，包含着人物、矛盾、追求、动人的故事和情感，只是需要报告文学作家予以发掘出来。茅盾先生说：“好的‘报告’需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气氛的渲染等等”。这也意味着好的报告文学要富有想象力。不能把文学上的虚构和想象两个范畴混为一谈。想象当然不能改变事实、虚构事实，但任何“刻画”、“描写”、“渲染”却又都是离不开想象力的。譬如夏衍《包身工》中关于“芦柴棒”的女工描写。好的报告文学还要有对人物的心理刻画(可把它理解为一种外视点的心理分析)，有作家感情的投入。事实仅仅是事实，但写作对事实的表达，却饱含着感情。记得朱光潜先生曾把形象思维概括为“想象”。如果承认，想象是我们深入和认识世界的普遍思维方法之一，那么，文学性不够，也缘于作家想象力的贫乏。 五、关于塑造优秀、先进人物的问题。这是一个缺乏榜样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榜样的时代。在中国，榜样与楷模几十年内辗转变化，现在这个时代许多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则是歌星、影星、体育明星，大多是不需长期奋斗，在年轻时便可改变身份的榜样。榜样也是导向。还有没有别的在品质、行为、成就与人生经历上足以成为我们学习榜样的优秀人物呢？肯定是有的。只是我们缺少发现的眼睛。或是因我们所写的优秀、先进人物多数都是一些牺牲的、盖棺论定的英模，不足以和活生生的时代及偶像要求相提并论，或是因我们的宣传材料尚不能和多数人结合，真正打动人心。作家要和对象建立起一种深刻的联系，要真正了解一个人有多难，真正成功地塑造一个先进人物便也有多难。明星偶像有与崇拜者交流、互动的一面，那么，我们也要写出优秀、先进人物能和普通人沟通、联系的一面。许多优秀、杰出的人物并不追求和大众传媒的合作，而文学的传播恰和一般传媒不同，要追求更具有生命力的、稳定的价值。我相信，真实的人物较之虚构的人物总是更具有说服力、更有让人感动的力量。塑造真实的、能成为社会榜样的优秀先进人物是报告文学的使命，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一时代要求，便不免遗憾。 六、关于写普通人的问题。歌颂和批判似乎是报告文学轮转的两极。报告文学被称为是“有风险”的写作，此说现在也值得怀疑。因为在一片赞美诗中，你很少能看到受到赞美的人(或单位、或团体)会站出来，说你写得不对。写普通人的要求，一定程度上已经越出了歌颂与批判这对立的两极，它应是文学写作最广阔的领域。我们以前总是等待人“出名”以后再写，现在则要主动地去寻找，去发现普通人的人生价值，这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写普通人是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文学经验和宝贵成果，上世纪30年代我国报告文学的第一个高潮也是从写普通人开始的，这一传统也不应中断。普通人写作自然也要有“问题意识”。我觉得问题意识的内涵大于我们习惯上所说的批判意识。在这个不断变化、进步而又问题很多的时代，更多地关注普通人，也说明报告文学写作大有发展的空间。 报告文学应予深入探讨的地方还有很多。我力求自己的认识能全面些，但我知道，自己主要谈的还是文学性的一面。 原载：《文艺报》2010年12月20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12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