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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小说领域，最具传奇的人物莫过于陈永林了。这位原本是彻头彻尾的乡下人，如今已摇身一变为都市中的中产阶级。在这个物质异常发达的年代，靠实业或者投资一朝暴富的大有人在。但陈永林的“致富神话”靠的是实实在在的文字，更具体一点说，他是靠一篇篇小小说成就了今天。陈永林从17岁开始发表作品，20年时间，他在《人民文学》《大家》《小说界》等600余家报刊发表了2000多篇小小说，出版了10余本小小说集，几乎囊括了包括“金麻雀奖”在内的所有小小说奖项。肯定会有人问，陈永林他为何能长久地保持旺盛的创作力？ 写什么——屈辱和苦难 如果稍加留意，我们就会发现陈永林对“村长”和“狗”有着挥之不去的情结。据不完全统计，他的标题中带有“村长”、“狗”字眼的小小说作品有近百篇，如《毒不死的狗》《谁毒死了村长的狗》《一只狗的自述》《别再让我儿子当村长》等。加上标题中虽未出现“狗”、“村长”字眼，但在内容上是关涉“狗”、“村长”的小小说作品，那就更多了。是什么原因导致陈永林如此迷恋于对“狗”、“村长”的无数次想象？ “8岁那年，我见一棵树上有几只蝉壳，便爬树上去取。哪知大队长的儿子说树是他家的，在下面拿石头掷我……我下树同他扭打起来。他娘来了，便捉住我的手让他打我。碰巧我娘也来了。娘不但不帮我，还打我。我好委屈，泪水一个劲儿地流。就往湖里跑。不过没死成，有人救了我。这件事对我一生影响很大。”这段话摘自陈永林的一篇创作谈，可明显看出这件事深深地伤害了他。中学毕业后，陈永林想靠写小说改变命运。没想到村人竟然取笑他，挖苦他，还怀疑是他偷了村里的狗和鸡。一气之下，陈永林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漫长的打工之路：捡破烂、贩蔬菜、拉人力车，等等。那些埋藏在心底的耻辱和苦难时刻纠缠着他，让他不安，让他痛苦，也让他陷入长久的思考。他终于明白，娘之所以怕大队长的儿子，是因为大队长掌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别说是大队长的儿子，就是大队长家的狗也不能得罪的。由此出发，陈永林通过村人对村长家的狗的恐惧，反映了村民在权力的压制下集体走向投降的悲剧性的一幕。由此生发开去，陈永林又创作出了《我是局长的狗》《一只狗的自述》《英雄的狗》等等，或以夸张、变形的手段，调侃人不如狗的尴尬现实；或以狗为叙事角度，呈现官场的丑恶和黑暗。 怎么写——通俗化叙事 小小说怎么写？无非是两条路：雅和俗。以蔡楠、陈毓为代表，他们走的是高雅的路；以滕刚、陈永林为代表，他们则走通俗的路。无论雅俗，它们只是审美观念上的区别，没有高低之分。陈永林在写作道路上的通俗化，主要表现为他对故事性的高度强调。讲一个好读的故事是陈永林的强项，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到了他的笔下，都会变得一波三折、生机盎然。譬如围绕一只狗，陈永林创作出了数十篇广为传诵的佳作，如今他又奉献出了《怀念一只叫阿黑的狗》。这篇作品写了“我”收留阿黑、被迫把阿黑送人、阿黑偷跑回家以及阿黑与狼搏斗、最后自坠山崖的故事。从上述概括中，已清晰看出故事的曲折，但这还不是作品的全部，在“我”与阿黑之间的故事链条中还镶嵌着重要的一环：“我”大哥的婚事。一个家境极好的女孩看中了“我”大哥，但必须要大哥做上门女婿。全家人因意见不同进行了争吵。最终，“我”大哥拒绝了婚事。有了这一环节，文章就更上了一个境界：从人与动物的感情指向了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同时，也使整篇文章的结构呈现出回环曲折之美。 除了对故事性的高度强调，陈永林在主题内涵上多追求浅显和平白，他好像不太喜欢形而上的东西，生怕它的加入会增加读者理解的难度；在语言上，陈永林多使用通俗易懂的文字，一些口头用语和象声词特别受到他的宠爱；在情感表现上，陈永林多是直抒胸臆，有时为了多赚取读者的眼泪，甚至不惜采取“煽情”的手段(如《活着》)。这一切使得陈永林的小小说呈现出十分明显的通俗化特征。 在小小说领域，常听到一些关于陈永林的负面声音。有网友说他重复率较高，还有人说他粗制滥造。对此，该如何评判？我觉得，应听听作者的声音。陈永林说：“以前为了生存，为了多挣点稿费还账，因而制造了一些平庸的小小说。”尽管贫困不能成为写作上粗制滥造的借口，但先填饱肚子无疑是那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历经20年的写作之后，小小说已与陈永林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如果说陈永林以前写小小说，是为了生存；而现在，小小说则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他为了写出更多更好的小小说而自觉地去努力。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原载：《文艺报》2010年12月27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12月2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