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前我一直以为，卖花的人因了常年和花朵、植物在一起，面容应该是从容而有生气的，性情也多半会诚朴、安静。但是我在很多时候遇到的卖花人并非如此。他们急躁、冷漠、不诚实。面对你感兴趣的一盆花朵或绿叶植物，茉莉花、君子兰或者龟背竹、巴西树，他们不耐烦向你介绍这些花朵树木的脾气秉性，只急于让那些花出售。当你再三追问该如何养护即将买回家去的花朵，比如浇水的间隔时间，还有哪些花喜欢日照，哪些花喜欢阴凉等等，他们的回答则经常含混不清，他们会应付、甚至打发你似的说，怎么养都行，怎么浇水都行。他们一边说着，一边侍弄着手下尚未出售的花。他们忙着往君子兰肥厚的叶片上涂亮光油，又拿起喷壶往一株名为龙血的树上喷洒叶绿素，接着再给茶花和“仙客来”的盆子里施一点花朵鲜艳剂。经过几番化学喂养的花朵们果然精神非凡，伸着脖子摇晃着油汪汪的头，呈现出某种突击出来的不自然的亢奋——宛若刚刚吸食过摇头丸之类吧？当然不会！ 有时我想，如果不恰当地把文学比做花朵和植物，那么作家是种花人呢，还是卖花人呢，像我前边描述过的那样的卖花人？这是一个喧嚣的、求快的时代，花朵也喧嚣。这是一个不求甚解的时代：花卖了，花插在塑料上了，花死了，与我何干？而我们的有些文学，因了时代的种种诱惑和市场的高声催促，又正如那些涂亮光油、打叶绿素、铺泡沫塑料的盆花一样，亢奋、光鲜，却说死就死。我们的有些作家，也正像一些这个时代特有的卖花人一样，每天繁忙地鼓捣着文学“花盆”，却并不爱花，甚至对它急躁、冷漠、不诚实。 新年时我读到法国作家热拉尔·马瑟的散文《年轻人与死神》，其中有一小段叙述令我感触深刻，他写道：“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再次领略到东方人描写命运的方式：没有长篇累牍的叙述，只有一个悄悄的手势或几颗书法字。命运的警示似闪电一划而过，根本没有反应的机会。”我注意到的是作家用几“颗”书法字来形容东方的文字，而不是几行、几段、几串、几磅。在这里，“颗”得到了强调，我突然意识到这强调的宝贵——我的母语，汉字的宝贵。一颗珍珠，一颗钻石，一颗种子，一颗星星……一颗汉字。进而我想到，我们必须重视文字和语言对于一个作家的宝贵。那些打动我们灵魂、呼唤我们思想的文字不可能是涂满亮光油的、扎根在泡沫塑料里的植物，它们的根系只能谦逊而执著地深埋在厚实的泥土中。就作家所应秉持的信念而言，文字有时的确比生命更重要。不要像卖花人打发花朵那样慷慨“施肥”，不要优待的虐待。面对有难度的文学，有时我们同样需要节制和吝啬，需要尊重文学的本意，就像卖花人应当尊重花朵生长的本意。 今天的社会为什么需要文学？今天的读者为什么要读诗和小说？也许那是因为文学能够呼唤出潜伏在你心中诸多你所并不深知的情绪，从而激起你多样的思想或某些隐秘的美感。你因思想而欢愉，你因欢愉而思想。这时的思想就如中国诗人西川所言：“思想不是填空练习，思想是另起炉灶。思想到极致的人，即使他悲观厌世，他也会独自鼓掌大笑。” 但是，当作家不断企图用如前所述的那些“文学花盆”来打发读者时，文学首先会向作家说再见，接着作家将会被今天的每分钟都有新创意的社会所抛弃。 因此我说，作家要有文学野心，同时要对自己充满警惕。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18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1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