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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二元对立解体、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重新谈论文学的理想无疑具有十分迫切的意义。但是，在理所当然地展开这一话题之前，我觉得必须还要多几个同样严肃的追问：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重提”？为什么如此显然的道理在今天遇到了问题？我们谈论的困难究竟在哪里？ 我想将“理想”一词稍微作点转换，使用一个更常用的概念——社会意义，在中国，我们曾经长期用这样一个概念标示文学的理想和追求，而且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基本思维，包括它的方向，也包括它的困境。 一 到目前为止，我们记忆中的“社会责任”与“社会功用”主要与左翼文化有关。在现代中国，“社会”这一概念常常与“时代”、“政治”、“现实”这些词语相互联系、相互说明，昭示着一种十分具体的现实功用目标。更重要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对文学“社会意义”的强调经常与对“艺术追求”的阐述形成显赫的二元对立关系。左翼文人批判自由主义作家的主要理由就是后者缺乏“社会意义”。如蒲风认为即便是徐志摩那些表现现实疾苦的诗歌也仅仅是“现实的表面及所触起的印象”，“在他所描摹的现实里，也只及于现象的表面，没有深入内在的本质”。而批评戴望舒则是在“逃避现实”，企图在“梦里找求安慰”，“充满虚无色彩”，相反，如“温流的伟大的贡献是：描写现实，表现现实，歌唱现实，而且尤重要的是针对现实而愤怒，而诋毁，而诅咒，而鼓荡歌唱”。 当然，“社会”与“现实”也可以说是一个有待具体说明的概念，在现代左翼文学家那里，通常用来填充的内涵还包括作家“正确”的“人生态度”，因为只有这样的态度才最终保证了我们的诗人能够不停留于现实的“表面”而直抵“社会的本质”。“社会”的问题就这样与“人”的主观改造的问题联系了起来，臧克家说过：“想做一个诗人，不能够从‘诗’下手，而得先从做‘人’下手。”“革除了旧时代诗人孤芳自赏或自怜的那些洁癖和感伤，剪去‘长头发’和那些自炫的装饰”，“走到老百姓的队伍里，做一个真正的老百姓”。在任钧眼中，新月派、现代派就是由于“受到所属阶层的生活和意识的制约，都不能或不愿把握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以反映“社会现实”为首要目标的左翼文学将“艺术”趣味作为自己警惕和反对的对象，那么，它们所反对的“艺术”究竟主要指什么呢？是所谓的“形式”。臧克家提出，时代要求于诗歌的“不是漂亮的外形，而是内在的‘力’！”他“始终坚持一篇诗的好坏，在内容上的重过在形式上的”。还批评说徐志摩虽有“外形上的修饰”，却因为“装满了闲情——爱和风花雪月”，所以“不甚值得歌颂”，甚至宣称：“只要有了伟大的生活经验，给你铸成了坚实的内容，在技巧上，就是再粗一点，也可以原谅过去”。任钧也说：“如果你的肉体是健美的，那就纵然是一丝不挂的裸体也没有什么妨碍甚或因此还更显得你的健美”，“真正的美人，就是毫不装饰，也还是美丽的。”就这样，现代左翼诗论由对社会现实的强调而选择了内容/形式的二分法，以至到后来将一切艺术的努力都斥责为“形式主义”。 历史的有趣在于它的规定性不是体现在某一思想倾向上，而是体现在几乎所有的思想倾向上，包括彼此对立的倾向。例如左翼文学以“社会现实”意义来反对自由主义文学的艺术趣味，而与之同时，自由主义作家在表达自己的艺术追求时，也同样以刻意的反对“介入现实”自我标榜，同一个二元对立就这样被反复强化着。李金发表示：“我绝对不能跟人家一样，以诗来写革命思想，来煽动罢工流血，我的诗是个人灵魂的记录表，我个人陶醉后引吭的高歌，我不能希望人人能了解。”路易士宣传：“诗之存在的理由，在其自身，而无关乎什么社会的需要，人生的需要。”“那些硬说是社会、人生的需要而产生了的所谓诗，如‘普罗诗’，如‘大众诗’之类，概属文学以下。”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在涉及文学的社会意义之时，从来没有跳出过这样一种艺术/社会的二元对立方式，无论他们的具体选择如何。 二 难道我们只能深陷于这样的逻辑圈套吗？ 在现代，对中国文学造成很大影响的是外来的欧美文学，但恰恰是现代欧美文学，对“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有着与我们大相径庭的观念。例如英美文学界和思想界的一代大师T。艾略特关于诗歌的“社会功能”的认定就与我们通常的思维判然有别。 首先，T。艾略特提出：“每当话题涉及‘功能’二字时，我们总倾向于指出应该是什么，而不是指现在和过去是什么。指出这个区别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不打算谈论诗歌应该为什么服务的问题。讨论这个题目的人，特别是那些本人就是诗人的人，照例在这种情况下指的是类似他们想要去写的那些诗。”这也就是说，对于诗歌“社会功能”的谈论，我们最好不要在绝对的统一的终极目标上进行——即“应该是什么”，更好的选择是讨论它实际上发生过的社会作用——即“现在和过去是什么”，这是一种非独断论的思维方式，它为其他关于诗歌的“社会性”、“社会意义”与“社会功能”的讨论留下了空间，讨论着社会功能的T。艾略特甚至说：“如果过去诗歌——而我指的是整个伟大的诗歌——没有过自己的功能的话，那么这种功能在将来也未必出现。” 与前面左翼文人的决绝判断比较，这里描绘出的诗歌与文学的选择空间无疑是巨大的。那么，怎么理解诗歌与文学的社会功能(即“现在和过去是什么”)呢？T。艾略特也没有将“社会”认定为一个狭小的时代政治内涵，他说：“诗歌可以有它自觉地、明确地为自己制定的社会任务。”“例如，最早的北欧古诗歌和歌曲很有名，其中有许多纯粹用来念咒的：避邪、治病、驱魔。”“维吉尔的《农事诗》——是一部优秀的史诗，它就记载了有关农业的十分珍贵的资料。”“戏剧诗”“是直接影响一大批前来观看舞台上表演的某个虚构故事的人”。除此之外，在“那些较为明显的智能”方面，“诗注定要必须给人以享受”。将享受纳入“社会功能”加以认识，这在中国现代诗论中是不可想象的，它意味着一系列我们熟悉的二元对立方式——个人/社会、内容/形式、艺术/社会政治——的消解，T。艾略特的“社会”视野宽大且又切实：“诗时刻都在执行着类似传递关于新的经验的信息，或者阐述已知经验，或者表达我们用言辞难以表达的那种感受的这样一类职能。因此诗歌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并磨练我们认识周围事物的本领。” 文学的社会功能不仅可以这样的丰富，而且承载这些功能的也不仅仅是说教般的“内容”，包括一切艺术“形式”的设计其实都是特殊功能的自然要求，对于完整的文学艺术而言，形式不仅不是外在的“壳”，而且更是一切内涵的最直接的传达方式，它本身就是“内容”。所以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伊格尔顿等都认为真正承担“意识形态”的是文学的形式而不是“内容”。“文学中真正的社会因素是形式”， 这是卢卡奇的著名观点。伊格尔顿进一步指出：形式的独特涵义是“体现感知社会现实的新方式以及艺术家与读者之间的新关系”，“艺术中意识形态的真正承担者是作品本身的形式，而不是可以抽象出来的内容。我们发现文学作品的历史印记明确地是文学的，而不是某种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 显然，在现代中国，影响深远的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这种认知方式有着它的特殊性，需要我们放在人类文学世界的广阔殿堂上来加以重新的审视。 三 中国曾经的文学理论传统如此严格地执行着内容/形式的二分，又如此执拗地在所谓的“内容”里灌注直接的现实功用目的，这样的“社会”追求可能更接近T。艾略特“不打算谈论”的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强为之名”，将现代中国经常出现的谈论称之为“社会的功用”，它们集中于“应该为什么服务的问题”，而将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中描述文学的现实的实际的作用称之为“社会的意义”，无论它们是否自觉“为什么服务”，都会自然呈现出某种特殊的意义，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当中，文学或许会偏向于某种“社会的功用”，但任何“伟大”的“功用”都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确定其艺术价值，在一个更为长远的历史过程中，“功用”的最终价值必须体现为“社会的意义”。应该说，在艺术史的长河中，“功用”与“意义”各居其所，并非一定呈现出多么大的分裂景象，但是，在激烈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所控制中国左翼文学传统中，却出现了艺术的社会“功用”与艺术社会“意义”彼此分裂的状态。 “社会功用”与“社会意义”的矛盾和抵牾是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显著特色。 到目前为止，我们记忆中的“社会责任”与“社会功用”主要与左翼文化有关。所有这一概念的负面声誉都来自“左”历史过程的记忆。但是，问题是为我们提出这些“功用要求”的“左”的历史已经不等于历史上的左翼文化的“左”，当两者被混为一谈时，只能起到彼此消解的作用——有价值的被无价值的逐渐消耗，无价值的渗透到有价值当中，最后，连谈论这个问题本身都似乎变得无趣起来。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诗歌与文学的“社会责任”与“社会功用”呈现的是左翼知识分子的社会正义与良知，无论这些文学本身还有多少可以商榷的遗憾，都代表了知识分子自由精神的选择，都属于知识分子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后来逐渐就与知识分子的精神自由无关了。在这个时候，一些表面上充满了“社会功用”的文学可能恰恰走向了其社会意义的反面。比如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继续流行的那些歌功颂德的文学当然实现了其“社会功用”，然而其社会意义却显然是大可质疑的。 当然，在新世纪，随着左翼文化本身的裂变，新的底层关怀再一次成为了可能。文学的社会意义重新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 因此，我认为，在今天，要深入讨论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理想的关系，就必须首先认真理清20世纪左翼文化遗产，特别是它的话语方式与思维方式，只有我们展开对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术语史”的勘探，文学“社会意义”或者“社会功用”的合理内涵才会适时显示出来，并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18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1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