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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尽头的世界是不是远方 没有终止的河道是不是流浪 没有终极的命运叫什么 没有家园的人们叫什么 我们从哪里走来 我们必须向哪里走去？ ——摘自拙诗集《从家园来到家园去》 作品05号 谈论澳洲华文诗歌（以下称“澳华诗歌”）的起点时，就像谈论一部断代史。这里，笔者并非在撰写澳华诗歌史，而是想对澳华诗歌的当代场景作一番现在进行时态的梳理和描述。如果说澳大利亚诗歌发展进程是欧洲移民在一片新大陆上安居、生根和开花的结果，其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演进几乎是同步的，“正如早期的定居者需要利用故国带来的工具拓殖一样，他们也运用当时的英国诗歌现成的格律来反映澳洲陌生的风物”（注：黄源深：《澳大利亚诗歌简述》，[澳洲]《东华时报》1998年4月9日。）。同样的，要从理论上阐释澳华诗歌，也必须回到本土的即现代汉诗的发展上来。 回首中国新诗从二十世纪之初露曙光，迈出并不轻松的步伐至今，可谓是一种既痛苦又美丽的漫长里程，也是一种伤痕累累又充满希望的双向延伸。尽管如此，百年新诗在中国文化的坐标轴上所显示的曲折努力和追求，无疑已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艺术景观。而今，纵观庞大而异彩纷呈的世界华文诗歌部落，无论是正统的、现代的、新潮的、实验的诗歌，亦或是本土的、海外的、边缘的，所展示的时空、氛围和气象，都给人以一种目不暇接的感觉（注：参见庄伟杰：《从困惑中走向新世纪——世纪末国际华文诗歌思考》，《南方文坛》1999年第1期。）。澳洲华文诗歌亦然。这是在海外自成一个自由而开放的写作环境等多重因素使然。 基于此，我们可以肯定，与海外其他地区的华文诗歌发展过程相似，澳华诗歌从纵向观察，基本上说是既继承了中国新诗合理的因素而在海外生长的传统，又继往开来地在海外派生并形成了横向的边缘拓殖和发展。在某程度上，澳华诗歌的状况反映了当代华文诗歌的变迁，即由东方向西方、从本土向海外输出所构成的横向关联的一个缩影。 一、澳洲华文诗歌的当代场景梳理及探究 自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澳华诗人以异常活跃的姿态参与了当代世界华文诗歌的发展进程，那些自发的社团和诗人群体可以当作重要的佐证。如庄伟杰于1991年元月创办主编的《满江红》月刊，专辟“文心诗弦”栏目，之后又发起组织“澳洲华文诗人笔会”，参与者有子轩、西贝、塞禹（玄阳子）、宫华等人；澳华作家团体或其他文化团体的几位主要负责人均以写诗为主，或兼及写诗，如黄雍廉、心水、张典姊、江静枝等人；墨尔本的欧阳昱创办的文学杂志《原乡》，诗占了极大的比重；成立于新世纪之初的酒井园诗社，主要成员有冰夫、西彤、雪阳、璇子、陈积民等人，他们还创办了《酒井园诗刊》；不久前即2002年秋季庄伟杰还创办主编了《国际华文诗人》季刊，许耀林也于新近注册了“世界桂冠诗人俱乐部”，大有跃跃欲试之举。在这些热烈的诗歌群体活动中，涌现出一批具有独特个性的诗人和富有新鲜感的诗歌观念与手法。如果说澳华诗坛浓烈的“现场”氛围，可以视作为海外华文诗坛的一方“重镇”，并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的话，那么，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置身于新的世纪，真正让人愉悦且拥有震撼的不仅是科技的迅猛发达和物质的丰裕，而且很多时候是世界多元文化的对流和碰撞，这意味着一切文学艺术以全球性为统一的尺度，正以人类精神的标高为参照系形成一体化的审美主流。同时，我们也发现，这种对诗歌命运的深度的关注，使我们对诗人的命运和深度有着同样的关注。它既可能被纳入到一种既定的诗歌理想之中，又可能进一步增强文化消解的力量，使“游戏”色彩显得更为斑驳陆离。 当下，世界华文诗坛此起彼伏，新主张、新名词、新社团、新网站异彩纷呈。什么第三条道路写作、民间立场、知识分子写作、解构主义、口语写作、神圣与灵性、下半身等等，不一而足。日常主义的日益泛滥乃至四野横流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尤其是本土的中国诗坛。在这样一种骚动和混乱的状态中，放牧于南太平洋的澳华诗歌却以别具洞天的诗歌场景在默默生长着，就不能不令人刮目了。我们从《澳洲华文文学丛书》（庄伟杰主编，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的诗歌选本《大洋洲鸥缘》的近四十位诗人那里，也许可以欣赏到独特的诗歌景观。虽然这些诗作还不是目前澳华诗歌的全貌，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们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澳华诗歌的实绩。如果把其与本土中国的或海外其它地区的诗歌进行细致的比较，显然是值得斟酌的话题。置身其中，我只想郑重指出：澳华诗人试图通过一种严肃的写作，有意识地与流俗保持距离，希冀在喧嚣中开辟出一小块安静的诗歌领地。 综观澳华诗坛，总的来说，由于受到地理条件、人文环境、多元语境和西方意识、现代意识等大气候影响，而阅读视野、人生阅历、心理结构、知识层次、价值观念（另作描述，恕不赘言）等诸多因素同样在发挥作用，当代澳华诗人群体在“交叉”、“互逆”或对流中呈现出三股力量：1.七八十年代从港台、东南亚、印支等移民于斯的早期移民诗人；2.八九十年代之间至世纪之交从中国大陆赴澳的留学生/新移民诗人，这是目前澳华诗坛的中坚即主体力量；3.新起步的探索者，正在闪亮登场中跋涉和努力，他们大多是新世纪之后再度涌入澳洲的来自海峡两岸三地的“新贵族”留学生包括第二代新华人移民即新生代。这里所谈及的不包括那些以写传统旧体诗词的老一辈诗词家。 我们注意到，近十多年来，正是有着自觉意识的诗人，通过坚实沉静的写作改变着曾经一片空白的澳洲华文诗歌图景。毫无疑问，一方面，他们的诗歌没有远离特定文化背景的原有生活场景或时代记忆，又跟他们身处倡导多元文化的澳洲这一异域的境遇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一种新浮泛的或“洋务派”、或“本土派”、或“后现代”论调不同，他们并不倚重诗歌外在样态的迁移，而是更注重诗歌的内在质地的培育。作为现代人，这些诗人可能会遭遇某种更为严肃的诘问：如果说有艾略特式的巨大“荒原”、波特莱尔式的“忧郁的巴黎”、叶芝式的“纯真的天空”、里尔克式的“杜依诺哀歌”……那么，澳华诗歌的悉尼、墨尔本的什么天空啊大地啊悲歌啊在何处？ 二、澳华诗歌对传统的承续及当代性特征 1975年伽达默尔（Gadamer）提出了关于传统的多源历史性和创造性转化的理论，自此之后，被现代性误解的“传统”弥散在我们的日常行为、国际政治话语以及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各个角落。中国学者汪丁丁认为，传统应有三个概念：A、历史；B、文化传统；C、知识传统（注：参见《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传统似乎是相对于先锋或者前卫而言的，却没有明显的界限和绝对的区别。这里所指的主要是偏向于后面有个“传统”（泛指的，非定数）。澳华诗人有自己的特殊经验，有自由开放的现实环境和写作心态，与海外其他地区的华文诗歌一样，其独立自足有可能产生新诗更新的生机，去拓展在本土上所未曾有的新诗风新路向。如本文前面所明确的，它既非主流也非尾随其后的支流，乃是从本土派生而构筑的“第三文化”空间，同时又在新土另辟蹊径而扩张的结果，也可看成是继承现代新诗传统的再度持续、延伸和展开。 洪子诚先生指出：“我们的文学的‘脆弱’，最重要的一点是，还没有形成深厚的、有独立性的文学传统，一个与政治分裂、脱离的文学传统。”（注：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8月版，第149页。）这是针对本土的中国文学发出的声音。澳华诗歌尽管尚未形成自身独立性的传统，但却趋近于与政治分裂或脱离的宽阔空间地带。就文本角度观察，无论是从艺术本质还是艺术形式透视，相对而言还算较为纯粹，也能切中诗歌的内核。尤其是世纪之交前后以来，澳华诗人队伍不断壮大，诗歌刊物出现，诗人们的创作热情不断高涨，并自觉地吸纳当代潮流，参与当代华文诗坛的许多共同话题，在与其他文化的对话中切入当代性语境，为自己留下了一份美丽而痛苦、真实而神圣的时代记忆。诚然，由于先天性因素加上其他因素的制约，其散漫如四处散居的作者，优劣互见。从整体而言，我个人以为当下澳华诗歌在承续诗歌传统的前提下，是奔走在朦胧与后朦胧的时空隧道中，是“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李欧梵语）。 首先，从诗歌的文本技法上观照，澳华诗歌注重意象的营构和传统的审美功能，在意识的内在流程中保持寂静，在真诚和深沉的意境中感知一种创生。这样也许会让读者包括作者自身获得一份心灵上的慰安和精神上的升华。与其说这是对当下诗歌话语的有效把握，不如说是对虚张声势的所谓时尚的一种抵御和对自身艺术质量的坚定和抱守。无论是对生命形态的哲思，还是对生活平面化的抒发和倾诉；无论是对滚滚红尘的宿命或对抵达灵魂的感悟，还是对接思念的跌宕或对困惑诱惑的交织；无论是苍凉宁静的缄默与黑夜雨帘的梦境，还是翔舞心灵的穿越与生命轮回的演绎……我们都可以从中读到这些“离开故土，流落异域，漂泊天涯，成为游子”（注：庄伟杰：《神圣的悲歌·自序》，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的澳华诗人部落生命过程里一段淋漓尽致的情感文本。 其次，从诗歌的内涵意蕴上看，澳华诗歌更接近心灵历史的记录，是命运意识更深刻的注解。这方面，留学生/新移民的诗人群体最为突出。命运的改变从来都需要代价，这些在传统文化土壤中成长而后离乡背井、远赴重洋的歌者，不管他们以什么方式走出家园，诗歌对他们来说，是生命体验的符号，是漂流历程的神话，是灵魂真实的足迹，是故事留下的标点，是精神寄托的梦呓……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一首活生生的诗，或苦闷、或忧思、或孤寂、或无奈、或艰辛、或酸甜……他们的作品便是最好的注释。这在庄伟杰、子轩、西贝、塞禹、未来、林木、陈积民等留学生的诗作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他们常常用心灵化的意象语言实现对于漂泊情结的重新组合，以最直观、最富于想象、美感乃至哲思的艺术方式传递自己的心性、探求人生的真谛，以求得心灵的绝对自由和精神的超越。他们的诗歌写作可以说是异乡人的流浪史与心灵史、情感档案与寻梦话剧，而其折射出的是一个飘泊天涯的族群或者说一个时代的剪影或隐喻，是对一个特定时代敏感神经的另种敲打。因为他们冲出固守的“围城”，把孤魂流放到另一个半球，总在漂流，还在漂流……所以，留学生/新移民诗人的写作纯粹是一种内心的需要，是一种远方的呼唤，是一种不带功利目的的精神漫游。诗人们把心交给缪斯，在诗中真切地或歌吟或哭泣或倾述，哪怕这样的举动可能会遭受世俗的冷眼和都市的拒绝。 确切地说，从现实的泥淖中打捞失去的诗意，在孤独的硬痂下散发触动人心的色调，痴情而痛苦地寻求一种本源，一种高于物化岁月的元素，用诗歌来充填和滋养内在的精神和意趣，并激活流浪行程里那麻木的神经和萎缩的心灵，这是留学生/新移民诗歌写作中最动人的因素。因为热爱诗歌，他们保持了生命的激情，人变得立体化了，且张扬一种灵魂的力度。 再者，从取材视角上观察，澳华诗歌可能因为受到现实背景和生存场景等因素的影响，诗人们从自身的真切遭遇出发，对个体的生存位移、对放逐之后的失落乃至对当代人类的终极性话题等加以感知和把握，在内在实质上颇有相似或共通之处。澳华诗人新生于双重世界的交融互补之中，在两种文化撞击中启动了艰难的行程。他们在对立的两极之间漂泊与歌唱，在写作中表现出无奈与神奇、幻灭与憧憬、痛苦与奋争、卑微与庄严，也反映出他们生命中两极对立辨证的一个特征。一切都在人生羁旅途中，在历史运行的过程中，在现实律动的行进中。诗人们所积累的特异的生活素材，潜蓄着一股对命运思考的意欲喷发的地火。于是，他们的吟唱表达了对夹在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故国家园与异乡之间的情绪体验，而这种纠葛的旋转则呈示出徘徊、游移、飘忽、焦虑、创伤甚至是心灵的挣扎。 顺便一提，目前学术界在研究海外华文文学中使用频率颇高的所谓“留学生文学”或“新移民文学”，都证明它们的存在是一种到场，是一种显像。当然，无论从国家还是身份、社会还是个人的角度看，“留学生文学”、“新移民文学”这些称谓都是临时性的指认。因为“留学”、“移民”本身具有一种过渡性质，一旦这种过渡性成了一种被所有人接受的、相对稳定的模式，其特定的含义将会逐渐弱化。我无意、也担心暂时没有足够的能力为“留学生文学”、“新移民文学”下定义，但至少为了讨论，本文还是延续目前学术界流行的叫法。有人也对“新移民文学”重新命名，称之为“新华人文学”或“新海外文学”（赵毅衡语）。依愚浅见，这仅是一种命名策略，因为一旦模糊了留学、移民的本质属性，抹煞了这个族群的精神规定性和“这一个”的特征，也就抹煞了“留学”、“移民”本身所具备的独特性，抹煞了“留学生/新移民文学”与其它文学的界限。正如“乡土文学”、“西部文学”、“知青文学”等一样，留学生/新移民文学更多的时候是以题材为主来界定的一种文学现象，指所有那些写在留学或移民过程中并体现其特定身份和意识的文学作品。诗歌为文学的先行体裁，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当我们回到澳华诗歌中的“留学生/新移民诗歌”这个创作主体上，我们同样发现其具有鲜明的特性，既表现了他们丰富的情感世界、愿望和追求，也描述了这个族群的生存状态，诸如人性的淡漠、蠢蠢欲动的欲望、无可奈何的喟叹和彷徨、孤独难耐的情绪及融聚矛盾的渴求。因此，作为一种现象，留学生/新移民文学（诗歌）的形成，必然有其历史的渊源，通过许许多多的条件加以考察和组合，便形成一道特殊的文学（诗歌）景观。它不是一种人为制造的符号，而是对一种文学（诗歌）现象的及时总结。我们对任何事物都可以进行归类和概括，留学生/新移民文学（诗歌）所指的应是一个写作层面。这种归类也许与文学（诗歌）写作本身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本文所反映的澳华诗歌中的“留学生/新移民诗歌”也只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实，这只是为论述方便起见和作为一种观察角度，不必勉强作流派解，更不必为这个概念所限而自设樊篱。 此外，从精神气质上分析，澳华诗歌更多的时候对现实处境持疏离态度和超脱情绪，不太注重破坏力和解构精神。作为创作对象，同时又作为创作主体，澳华诗人理所当然地具有了把握自身题材的先天优势。诚如丹纳所言：“每个形势产生一种精神状态，接着产生一批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品。”（注：丹纳：《艺术哲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页。）事实证明，大凡历史上涌动的移民潮，都处于社会剧烈变化的时代，是大动荡大发展大潮流汹涌的前奏。这是历史进程的重要环节，往往为文学提供了无比丰富的资源和无限宝贵的发展契机。在历史的某些阶段，惟有诗歌可以应对现实，它将现实浓缩为可以触摸、心灵可以感受的某种东西。然而，从目前看，澳华诗歌尽管已如前所述取得颇为厚实的收获，可是其艺术缺陷也如同其鲜明特色一样明显存在。因为，“先天优势”有时反而成为一种预先设下的陷阱，导致在其他题材领域或主题意蕴上未能更充分地加以展示。而强烈的历史意识、文化乡愁、时代感、社会性认同感，尽管已能获得相应的立足点，另一方面却也囿限于在更具现代性向度上的艺术展开。即便是自认为干得漂亮的并自诩为“后现代”的双语诗人欧阳昱，在这方面的表现也乏善可陈。 三、诗歌和诗歌版图的边缘化及其生存策略 随着现代社会的高度商业化、大众传媒革命、经济全球化、高科技互联网、意识形态变革、世界性文化产业扩张等此起彼伏，诗所代表的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鸿沟日趋殊深。当汉语的传统诗学及诗歌的文化元素在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和交汇中产生变奏时，诗似乎已丧失了以往固有的尊荣和风采。在现代物质消费充满激烈竞争的市场面前，靠诗生存已成为一种梦想。诗眼睁睁看着自己像游子一样飘泊到新世界的边缘。诚然，无论我们以“华文新诗”或“现代汉诗”进行命名，我们都无法否认，华文新诗在艰难迂回曲折发展的历程中，始终以其鲜活的面目和强劲的张力，推动了当代中华文化的全新思维和精神向度。 然而，由于“现代汉诗一方面丧失了传统的崇高地位和多元功用，另一方面它又无法和大众传媒竞争，吸引现代消费群众。两者结合，遂造成诗的边缘化”（注：参见庄伟杰：《走向文化的华文诗歌——〈国际华文诗星书系〉总序》，见《缪斯的别墅》，国际华文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11、12页。）。严格地说，边缘是相对于表面上的中心或主流意识形态而言。笔者难以准确地对“边缘”下个定义，但对于行进在诗歌旅途中的澳华诗人而言，我依然认为边缘诗人是澳华诗人的真实面孔。这同样反映了一个现实：对于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无论从什么角度切入，的确都是被置放于边缘的时空，即在海外代表的是另一类边缘。 谢默斯·希尔说：“他得去追寻一次毁灭，并在他的生命中准备承受后果。”对于当代华文诗人（包括当下澳华诗人也不例外），在边缘地带追寻“毁灭”也许是为了更好地爆发，为了更好地重生。仿佛冥冥中造物主早已安排好了，活生生的现实已将诗及诗的书写者们流放到边缘状态，就像一座桥的两边、一个人的两只手，其意味同时指向双重并展示多元：一方面诗人们在丧失中心位置和潜在认同危机的境况下，又象征着重获新的生命空间；另一方面则表明着这是一个流动的、辨证的、历史的过程，此一时彼一时也（注：参见奚密：《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2、42、43页。）。就澳华诗歌（包括海外汉诗）来说，边缘化无疑是其基本特征，这主要相对于居住地和中国本土文学而言。我们不妨从三方面来加以考察探讨其边缘化： 首先，是诗的语言环境的边缘化。诗人生活在异域，在以英语为通用语言的环境中，依然用中文写作，一方面既与自己的母语在空间上拉开了远距离，另一方面在新的国度里，母语成为少数民族语言。如果我们以语言（诗作为语言艺术）而非地理因素作为先决条件的话，其处于边缘化状态也就十分自然了。 其次，尽管中心与边缘是相对而言的，就诗歌本身来说，无论是放诸本土还是处于海外，都已流放到了现代社会的边缘地带；就诗人的文化身份来看，无论在祖籍国或居住地，都处于边缘地位。对这种“双重边缘”身份，海外诗人充满切肤之感。然而，在某种意义上，“精神放逐”或“内在流亡”是许多现代诗人所共有的精神特征，与实际空间似乎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再者，就诗歌活动本身而言，澳华诗人与海外其他诗人一样，没有国内作家那样相对优越的条件。在阅读层面、读者市场、发表园地、传播手段等方面都无法望其项背。此外是诗歌本身的圈子也小得可怜，批评与研究方面的工作更是难以形成气候。好在目前科技发达，传播手段先进，澳华诗人及其他海外诗人发表作品的渠道与国内（本土）诗人原有的明显差别正逐渐缩小。如今，许多海外诗人的作品纷纷在海峡两岸四地（大陆暨港澳台）的报章杂志上亮相，诗集的出版也逐年增多。可以说，海内外的华文诗歌正在齐飞共舞。 注释： （11）参见《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 （12）参见奚密：《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2、42、43页。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5年02期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5年0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