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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经营探讨的意义 在书写文学史的课题上，我曾经一再表示我对当前一些文学史著作处理方式的不满。这些文学史著作，过度强调文学作者和文学作品的重要性，以为只要将文学发展分为若干阶段，在每一阶段中举出若干代表作者与作品来论析，就称这样处理的著作为文学史，我认为这样的做法未免气度太小了。文学史的舞台，不只是容纳几个主要的代表作家或作品而已。我也表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文学史，应当是那个国家或地区人类文化活动史的部分。它绝对不只是作家或作品史，它除了论析文学作者与文学作品之外，还包括多方面问题的探讨：如文学的经营问题，其中包括报章副刊与杂志的编者为何创办有关的副刊或杂志，他们容纳稿件的标准为何，取稿的原则又是怎样？他们的编辑方针对当时或以后的文坛、社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当时的文学团体又是怎样的运作？对文坛、社会又起着怎么样的作用？也包括文学的消费的课题，讨论当时读者的兴趣如何左右文艺的出版与发表，编者如何引导读者？如何衡量文学作品在发行上所起的影响等等。当然文学作者和文学作品的探讨也是重要的，它们特别应该列入文学发展论述的重要部分。换句话说，在文学发展的论述上，我们也是强调文本的，但是所要的文本，不是狭义的文本，只限于文学作品而已。我们所要的文本，是广义的，副刊与杂志的发刊词、编后话、编后启事、编者宣布的编辑方针、甚至副刊与杂志的广告、以及作者的资料、作者的作品，等等，都是我们所要获取的文本。[1] 讨论文学发展，缺少文学经营这一块，将不能很好地把有关地区或国度的文学史呈现出现。试想想，讨论五四新文学，不涉及《新青年》、《新潮》杂志；讨论七八十年代台湾文学，不涉及《中国时报》副刊，不讨论《联合报》副刊；探讨战前台湾古典文学，不涉及台湾诗社；那将会是怎么样的遗漏？ 讨论战前东南亚华文文学也是如此，如果讨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不讨论报章的文学副刊，不讨论文学杂志，将不知道如何把东南亚的华文文学的面貌勾画出来？因为在战前，东南亚地区文学单行本的出版非常不发达，以新马来说，所出版的新文学作品单行本，不超过五部，整个文学发展的运作，完全依赖报章的副刊和杂志，副刊和杂志的编者的经营，决定了有关刊物的方向，也影响了整个文坛的运作，不处理文学经营，又将如何说明新马战前部分的华文文学史？即使在战后，文学单行本的出版书目大量增加了，然而文学副刊和杂志在文学运作的影响上，仍然起着重大的作用，举个例子说，不处理《蕉风》杂志，又将如何说明现代主义文学在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的流程和对它的影响？所以探讨文学的发展，不能无视文学经营这一个环节。 文学经营与文学传播 由于对文学经营的重视，让我注意到文学传播媒体：副刊、杂志等等对文学发展的重要性，也从这里，让我深刻地了解到文学传播的许多课题，以及这些课题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甚至对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意义。这里提出来跟与会者共同思考。 全球各个地区各国度的华文文学，并不是单一发展的绝缘体，不论是过去或现在，全球各地区或国度的华文文学，是处在不断的传播和接受的状态中的。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印证这些方面的事实。从文学经营的主体例如文学副刊来说，某个地区的文学字段和副刊的创设，是否受到其它地区的副刊的影响，还是有它本身独特的角度和风格？刊物的主持人—编者，在为所编辑的刊物预设未来的路向时，所提出的主张是否有受到其它地区刊物的启发？刊物编者和作者在提出一些共同的文学主张时，是出自于他们的共同意识，还是这些主张是受到其它地区的文学主张引发的结果？在作品的发表上，刊物的编者是否受到其它地区的刊物影响？作者在不同地区的移动，对不同地区究竟起着怎么样的影响？对不同地区的文学带来怎么样的冲击？作品出版后，受到不同地区读者或评论者的阅读，究竟对有关作品带来怎么样的反馈？这些反馈对作品的内涵究竟又带来怎么样的补充？或者从更宽广的方面说，作品在不同地区的流传对有关地区的文学又带来怎么样的作用？这一切，只有从文学传播的角度，才能够取得确切的答案。换句话说，从文学经营和文学传播的关系，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各地区或国度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以下将进一步说明有关问题。 近来在台湾讲课，来往新加坡和台湾的次数比较频繁。在乘坐飞机时，看到航空公司飞行杂志的航行路线图：飞机的飞行路线，由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又从另一个地区到其它更远的地区，心中忽然醒悟，文学的传播不就是由一个点传播到另一些点吗？实际上，在目前这个网络时代，各地区或国度的文学互动情况，是要比飞机的飞行航线图要来得更加频繁了。某种意见在某个文学网络提出，很快就会引起各地文学爱好者的反应；某个文学网络设立，也会很快得到世界各地文学爱好者参加。因此更突出文学传播在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性。 从文学传播角度探讨东南亚华文文学 说全球各地区各国度的华文文学，并不是单一发展的绝缘体，不论是过去或现在，全球各地区或国度的华文文学，是处在不断的传播和接受的状态中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观察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现象： 文学经营的主体例如文学字段或副刊的创设，经营时受到传播主体的字段和副刊所影响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办报纸流行，办报的基于消费的考虑，为吸引读者，在报纸正刊之外，提供文学版位，设计形形色色的字段，来争取读者的阅读。当1872年中国上海《申报》创刊时，已有诗词和纪事等作品穿插在新闻文学中。1900年在上海创设的《文社日报》，也有社说、社榜、社谈、谈薮、笔记、杂着、文苑等字段。字段的设立，影响中国大陆以外各地区的报纸极大，几乎所有在中国大陆以外创设的所纸，都有字段的设立，而且所设字段，多受中国影响，特别是中国报纸中的杂着、诙谐、小说、粤讴等的字段，更受到中国以外报纸的纷纷仿效。例如新加坡和马来亚报纸编者设计与推出的栏目，像“词苑”、“文苑”、“词选”是给文人发表作品，给知识分子阅读的字段；“谐着”、“谐谈”、“谐文”、“笑柄”具市民趣味，是给一般大众读者阅读的字段，“粤讴”、“南音”、“班本”则是雅俗共赏的园地。目的虽然出于照顾文学作者需要与满足读者兴趣的考虑，其实也是中国报纸启发、流传、影响的结果。而且中国以外的报纸字段，比之于中国，更有变本加厉之势。有些字段，在名堂上更加美化，例如马来亚吉隆坡的《益群报》每日第七页，设立各种文艺字段来容纳不同性质不同类别的文学作品。其中有刊登与教育问题有关的作品的“教育界”、供作者发挥自由思想的“自由神”、登载文言小说的“小说界”或“小说”栏、刊载旧诗词的“蕊珠宫”、叙述各地民生民风的作品的“采风编”和“问俗篇”、登载铭文、粤讴、笑话等等的“妙莲台”等。“自由神”、“蕊珠宫”、“采风篇”、“问俗篇”、“妙莲台”等名目就比中国报纸的许多栏目名称要美雅得多了。变本加厉的还包括为吸引读者而巧立的各种“小说”名堂，单是《叻报》的小说字段，就有以下的种类：“衰情小说”、“滑稽小说”、“侦探小说”、“骗术小说”、“述异小说”、“言情小说”、“规讽小说”、“记事小说”、“怪异小说”、“果报小说”、“侠义小说”、“义侠小说”、“惩谨小说”、“瘟疫小说”、“家庭小说”、“哀遇小说”、“哀艳小说”、“惊言小说”、“黑幕小说”、“警世小说”、“冤情小说”、“侠情小说”、“苦情小说”、“幻情小说”、“华侨小说”、“抒情小说”、“讽世小说”，等等。[2] 二战之前，中国刊期最长的副刊是上海《申报》的《自由谈》。这份副刊于1911年8月24日创刊，中间除了停刊三年之外，都持续出版，维持大约35年之久。有些新马报章副刊，能够坚持数十年之久，显然是受到中国报章这类副刊的感召的。如《南洋商报》的《商会杂志》，《星洲日报》的《繁星》，《光华日报》的《光华杂志》，《新国民日报》副刊《新国民杂志》，所持续的时间都非常的长。 中国期刊或报章副刊，有纯文学性的，甚至有以文体为主的出版物。例如在1904年创设的《二十世纪大舞台》是一份戏剧刊物。1892年韩子云创设的《海上奇书》，1902年梁启超创设的《新小说》，都是小说杂志。新马会有纯文学性的杂志与副刊，如《新国民日报》的副刊《南风》，甚至有以个别文体为主的杂志或副刊，如《南洋文艺》也应当是渊源于此。 刊物主持人—编者，在为所编辑的刊物预设未来的路向时，所提出的主张常常受到传播主体地区的影响。了解这种影响以及影响的流程，可以让我们了解文学的思潮移动，以及地区与地区间文学的紧密联系。例如二十年代中期中国流行革命文学理论，这理论流传到马来亚，就成为刊物编者预设的未来路向，《槟城新报》接受革命文学理论比较晚，不过当和一个文学副刊《椰风》创设的那一天，便在发刊词如此宣布：“布尔文学既成过去，自有当代的文学继起。目前是一个狂风暴雨的大时代，自然需要适合狂风暴雨时代条件的文学，普罗文学因了社会意识继相的反映，禀赋了历史任务，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而继代着布尔文学时间与空间领域而努力她文化的新工程。”[3]革命文学理论，是二十年代新加坡和马来亚盛行的文学主张。这些主张不但广泛见之于编者创设刊物的发刊辞中，也广泛见之于当时文学论者所提出的许多理论文字，其中衣虹、悠悠、滔滔等人就是杰出的革命文学论者。[4] 探讨作者在不同地区移动，对不同地区究竟所起的影响，也是很有趣以及极富意义的事。许杰在南来马来亚吉隆坡之前，已经是成名的中国小说作者，他也是一位革命文学的支持者。南来马来亚后，于是在革命文学理论的推动上，就有因地制宜的改变。他和他的一些支持者如陈翔冰等人，一方面强调文学迅速朝向革命文学发展的迫切性，坚定地说：“编者在《枯岛》上曾提出两个简单的标语，即同情与反抗。同情的自然是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众，而反抗的也当然是同情的阶级的敌人了。从同情与反抗的两层精神出发，于是我们在南洋的文艺界中，树起了一支革命文学的大旗，在这大旗下，站着许多努力战斗的青年。”[5]另一方面他们又发觉这里盛行南洋文学色彩的理论，为了更好地推行革命文学，就将革命文学理论和提倡南洋色彩的意见巧妙的结合起来，而同时要求：“《枯岛》的产地，是在南洋，所以《枯岛》应该负创作，载培有南洋色彩的文艺的使命。”[6] 文学运动的传播，更让我们深切了解探讨文学问题，绝对不能无视文学传播的重要性。五四白话文运动是一场震天动地的文学运动，影响所及，各个地区纷纷弃用文言文，取用白话文。然而白话文在各个不同地区的流传有不同的道路，了解白话文在不同地区流动影响的情形，可以增加我们对不同地区文学的理解。 在中国大陆，白话文的提倡引起旧文学作者的不安与不满。林纾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发表了《古文与白话的相消长》，提出“古文者白话文之根底，无古文安有白话”的主张。除了写信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力陈新文学运动者之非外，他发表两篇小说《荆生》、《妖梦》，拟借外力来压制新文学运动。[7]而在南京的胡先骕写了《中国改良文学论》批评陈独秀、胡适的言论过于偏激，力陈白话文不能取代古文，白话文必以古文为根基的道理。1925年间，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期还发表《评新文化运动》一篇论文抨击新文化提倡者于“新旧”传承、推行新文化运动方式之谬误。这些反对白话文与新文化的看法，自然也引起新文学运动提倡者的大力反驳。早期的中国白话文就是在与旧文体作者的论争中逐渐成长。五四运动发生后，新加坡与马来亚报章刊载有关的消息，是该运动发生十天后的事。马来亚的《槟城新报》于1919年5月15日刊登有关的新闻，新加坡的《振南日报》于5月16日报道此项消息。新马华人社会对五四运动的反应颇为强烈，但是对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热烈反应，来得颇迟。1919年9月，林克谐在一篇发表于《叻报》的文章中支持与提倡白话文，可以说相当早针对这一问题提出意见的作品。[8]林克谐这篇文章，还是取用文言文形式写作，所论，也还是止于学校。1919年10月1日张叔耐所说，就针对白话文在整个社会的使用而发言。他在新加坡《新国民日报》发刊这一天，用白话文写发刊词，其中说：“报纸是开通风气的东西，自要使得人人能看，人人能懂才好。若满口之乎者也，说着经书上的话头，孔孟的道理，只讨好了旧派的人，新派的人便不赞成，并且也不太合时宜。”不但解释该报之所以提倡白话文的原因，也显示了他是从大众传播普遍性的角度来提倡白话文的。而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白话文的传播历程，也和中国不同。在新马，当时南来新马的中国人民，不识字的不少，属于下层工作的人士很多，在这种传播环境下，传播者在传播媒介上是没有太多选择的，在报纸消费的考虑下，他们认识到要照顾这些民众的阅读，只有用白话文写作，要广泛的提倡白话文，因此在新马，我们看到了白话文传播的方式是温和的，提倡白话文的，不是什么新派文学人物，而是担任报纸编辑职务，个个是旧文学好手的编辑，这类吊诡现象的出现。 鲁迅没有到过东南亚，然而鲁迅在东南亚的影响是巨大的。他逝世时在东南亚引起的震撼，是探讨东南亚华文文学不可忽视的课题。他的杂文，在东南亚引起的广泛模仿和学习，它的小说作品，在东南亚引起的众多讨论，都是作者无形的移动带动的传播上的冲击。而郁达夫则是亲身远赴东南亚，并在东南亚积极参与文学的耕耘，要全面了解鲁迅和郁达夫这样的文学人物，单只是探讨他们在中国，或者在东南亚的活动是不够的，从文学传播，就可以得到比较全面的了解。 结语 以上的分析说明了文学传播的探讨在东南亚区域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其实，它的重要性远不止于以上所说的几点。记得去年苏州大学曹惠民教授到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演讲。我有幸担任这场演讲的主席。曹教授在演讲中提到世界华文文学的定义、内涵，以及世界华文文学书写的问题。他强调世界华文文学是不应该包括中国大陆的文学在内的，理由是如果世界华文文学包括中国大陆文学，那世界华文文学的包含量将非常巨大，在世界华文文学中，中国大陆文学和其它各地文学相比，将显得不成比例。把中国大陆文学包括在世界华文文学的范围之内，所写的世界华文文学史，将显得轻重不均。 我在会场上表示不同意曹教授对世界华文文学的看法。我认为：用“世界华文文学”来称呼中国以外的“海外华文文学”，而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环球华文文学，十分不恰当。这不但不符合当前的华文文学有多个中心的现状，而且将中国孤立在世界之外，不是明智的做法。因此我非常同意厦门大学周宁教授给世界华文文学所作的说明：“世界华文文学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所有用汉语写作的文学，它形成一个精神共同体，使用统一的语言，源于共同文学传统的审美价值，拥有共同的作者群、读者群、媒介、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 至于说中国文学量大作品多，与其它世界各地华文文学不相称，会影响世界华文文学书写。我认为，这是另一个问题，是关于世界华文文学书写的问题，这和世界华文文学的内涵无关，不能混淆两者来讨论。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的书写，我其实有另一个意见，如果我们脱离世界华文文学史是个别地区文学发展分别叙述的思考，而用传播的眼光，来探讨历代重要文学课题、重要文学思潮、重要文学口号、重要文学作者、重要文学作品等等在不同地区流传的场域、过程、影响等等的，这样所书写的世界华文文学史，就可以把各地区文学的流动有机的诠释，让各地区的文学历程的互动关系更加紧密的结合起来。我殷切的希望，将来有一天，这样的文学史能在各个学者努力之下，撰述出来。 【参考文献】: [1]见杨松年.《给书写台湾文学史提一些意见：整理新马华文文学史的经验》.原文发表于台湾成功大学《台湾文学史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11月22日至24日。台南市，台湾。 [2]参阅杨松年《1900年至1920年台湾新马旧体问题文学之比较研究》。龚鹏程、杨松年等编《21世界台湾、东南亚的文化与文学》。台北：南洋学社，2002年11月。页85-96。 [3]见编者《露布》。1929年4月27日的《槟城新报》副报《椰风》创刊号。 [4]衣虹、悠悠、滔滔等人的有关论文科参阅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理论一集》。新加坡：世界书局。 [5]《枯岛》第15期编后话《尾巴的尾巴》。1928年11月30日《益群日报》。 [6]《枯岛》第10期编后话《尾巴的尾巴》。1928年10月25日《益群日报》。 [7]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新文学思潮论》，上海：生活书店，1939年，页45。 [8]林克谐.《欲言语统一非改编小学国文课本为白话文不为功》.新加坡《叻报》。1919年9月3日。 原载：《华文文学》:2005年03期 原载：《华文文学》:2005年0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