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白先勇的《台北人》是由十四篇短篇小说集结而成的。首篇为＜永远的尹雪艳＞，发表于民国五十四年，刊载在《现代文学》第二十四期，接着白先勇陆续于《现代文学》发表其它篇作品，依次为：＜一把青＞、＜游园惊梦＞（民国五十五年）、＜岁除＞、＜梁父吟＞（民国五十六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民国五十七年）、＜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思旧赋＞、＜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民国五十八年）、＜孤恋花＞、＜冬夜＞、＜花桥荣记＞（民国五十九年）、＜秋思＞（民国六十年刊于中国时报），末篇＜国葬＞则发表于民国六十年，刊载在《现代文学》第四十三期，同年即由晨钟出版社出版《台北人》。该书一出版即广受注目，各方评论也纷纷出现，大络其历来之论述包括有：对整部小说中的人物所揭示之社会意义的探讨、对「台北人」的主题思想研究、对小说的写作技巧之研究、对《台北人》评价的重新省思以及对书中的十四篇短篇小说的分别研究等等。 总的说来，历来学者对白先勇的《台北人》不论是就小说的主题思想抑或写作技巧等方面皆抱持肯定的态度，认为白先勇是以作家冷静清澈的眼光和笔触，在为这些从大陆撤退来台，而客居台湾的「忧患重重时代」的历史人物，在一掬同情之泪的同时，也相对的做出了讽刺的意义，因而具有写实关怀的精神。然而《台北人》一书真如历来作家所评论的，是白先勇为同情这些大陆来台寄居台湾的外省族群而写定的，或者相对的也讽刺了他们活于过往的不切实际而意酝书中。笔者认为这样的说法似乎只见小说的表面意义，而过于简单化了。究竟白先勇对这些从大陆来台生活的外省族群的定位究竟为何？《台北人》一书是要经由同情的笔调，为这一群历经忧患重重时代的外省族群重建历史记忆，再次建构出一个属于外省家园的台北？抑或是要藉由讽刺的手法去彻底拆毁一个属于外省家园的台北？又属于外省族群的「家」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象？仅是以一句同情或讽刺来函括白先勇的《台北人》皆是未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的，这期间的纠结，似乎还隐藏于其中而未被考掘探究出。 职是之故，笔者将从另一角度来思考，采用精神分析和国族论述等理论，从小说中对于女性乳房的血腥描述来谈土地的失落和认同的障碍，接着从《台北人》书中对于时间凝滞的处理来谈历史记忆的运作，由此看出白先勇笔下的「台北人」对时间的固着性，在时间和空间的两方辩证之后，再进一步对这群忧患重重的「台北人」之身分认同的问题加以分析，到底身份的认同是不是只是一个符码的转换而已，而究竟白先勇是在建构一个外省族群的台北家园抑或在解构这样一个家园，最后总结评论白先勇的《台北人》，并对于未来国族论述研究的问题提出思考。 一、受创的乳房与土地的认同 白先勇于《台北人》书中所描述的大陆迁台外省族群，皆以记忆中的大陆生活为现实台北生活的缩影，因而对于台湾土地上的人文世故极少描述，那么究竟白先勇是以如何的笔墨在描述台湾这片土地上的人事物？更进而以何种角度在看待台湾这块土地的呢？我们可以从小说中仅有的几篇有关台湾人情的描述中来略知。小说中的人物事件多数以外省族群为叙述主角，唯在＜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孤恋花＞和＜花桥荣记＞中有对于台湾人情的描述。不约而同的，所出现的皆为女性角色：舞女朱凤、佣人喜妹、酒女娟娟以及洗衣婆阿春。有趣的是，对于这些女性人物的描述，多半出现乳房性征的刻画，而且是充满血腥、饱受伤痕的乳房意象： 佣人喜妹，被「打日本人抽壮丁给抽了出来」的长工王雄强暴「衣服撕得粉碎，上体全露出来了，两只乳房，斑斑累累，掐得一块一块的瘀青，她颈子上一转都是指甲印。」＜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 酒女娟捐，受到柯老雄的性虐待，「她那两只奶头给咬破了，肿了起来，像两枚熟烂了的牛血李，在躺着黏液」。最后无法承受虐待的娟捐「赤条条的骑在柯老雄的身上，柯老雄卧倒在地板上，也是赤精大条的。娟娟双手举着一只黑铁熨斗，向着柯老雄的头颅，猛锤下去，咚、咚、咚，一下紧接一下。.. ..柯老雄的天灵盖给敲开了，豆腐渣似灰白的脑浆洒得一地，那片裂开的天灵盖上，还黏着他那一撮猪鬃似的硬发.. ..娟娟那两只青白的奶子，七上八下的甩动着，溅满了斑斑点点的鲜血。」＜孤恋花＞ 另外，虽不是受创意象的乳房却是充满危险性意象的描述： 洗衣婆阿春，「那女人，人还没见到，一双奶子先便擂到你脸上来了，也不过二十零点，一张屁股老早发得圆鼓隆咚。搓起衣裳来，肉弹弹的一身。两只冬瓜奶，七上八下，鼓槌一般，见了男人，又歪嘴，又斜眼。.. ..一个卖菜的小伙子，不知怎么犯着了她，她一双大奶先欺到人家身上，擂得那个小伙子直往后打了几个踉跄。」＜花桥荣记＞ 相对于上面台湾女性的描述，白先勇却以着截然不同的笔法刻画中国女性。小说中＜永远的尹雪艳＞列为第一篇，其主角尹雪艳在整部小说中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她可说充分代表着白先勇心目中之中国女性形象，对于她的描述是这样的： 尹雪艳也不多言、不多语，紧要的场合插上几句苏州腔的上海话，又中听、又熨贴。.. ..观观尹雪艳的风采，听她讲几句吴侬软语，心理也是舒服的。.. ..尹雪艳从来也没有失过分寸，仍旧显得那么从容、那么轻盈，向一球随风飘荡的柳絮，脚下没有扎根似的。 尹雪艳站在一旁，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的喷着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的互相厮杀、互相宰割。 显见的，小说中对于台湾女性的描述是充满欲望的形象，是可以触摸的、可以欲求的，但在此一欲求之下，却是会刺伤眼睛的观看，无法真正让欲望得到满足；而相较于此，中国女性形象的尹雪艳，是不可触摸的、不可欲求的，只能远望，或以听觉感应，是一个保持绝对距离的人物。为何对于台湾女性的描述与中国女性的描述会有如此分别，她们各自隐含着什么样的意义？以下就此解析。 首先，创伤与具有危险性的台湾女性的乳房，究竟代表什么呢？小说中乳房的出现又具有何种意义呢？对此，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理解。根据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从母体脱出来的婴孩，经历了原始的割裂和失落，它的存在，只是一种『欠缺』，因此，这些外界的对象，对婴孩说来，似乎就具备了填补这种『欠缺』、重新建立婴孩所失去的联系作用。在这方面，婴孩最先接触到的一个动力对象，就是母亲的乳房。」，母亲的乳房是原初欲望的对象，并且「首先是为了满足婴孩的求生动力而同婴孩的口腔产生接触的，纵使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外界的对象令婴孩错误的以为它是本身的『欠缺』的补充，它实际上永远不可能补充这项『欠缺』。.. ..母亲的乳房意味了主体和完整状态（也就是说欲望出现之前的状态）之间的永恒断裂。」。婴孩与母亲之间的直接情感关系，使儿童把自己看成他就是母亲所缺少的欲望的对象，因此儿童的欲望便全然地屈从于母亲的欲望，而这也就是进入了「伊底帕斯情结」的第一阶段。 女性的乳房所象征的是原初欲望的渴求，那么《台北人》小说中对女性乳房的描述，便即是想回到母亲/土地（母亲所代表的象征意义为土地）的渴求，一种回归母亲/土地的欲望，回归并成为母亲主体的欲望的对象，以再次经验阉割的过程，并发展到拉康所谓的「伊底帕斯情结」的第二、三阶段，以进入父亲/象征系统。但是，血腥、受创而危险的乳房的意象所代表的，是无法回复、无法还原的，这种不可逆转的状态，使得回到母体，成为母亲欲求的对象，更甚而进入父权象征系统，产生了障碍，变成了不可进行的逆势。书中以台湾女性的乳房象征台湾的土地，以残败、血腥的乳房象征回到母亲/土地的障碍，如此一来便无法走进父权象征系统，也就是无法进入台湾的文化、社会（象征秩序的转移）。由此我们更可理解，《台北人》中的人物为何只能生活于过去的生活秩序之中，而无法真正走入台湾社会文化的体系里。然而，即使是生活于过去的想象之中，也无法真正回归于过去，尹雪艳所象征着的中国（土地/国家），以冰冷的、不可触及的形象阻隔了回归的欲望，回去中国成了遥不可及。 由于，土地在国家叙述和身份认同建构过程中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土地甚至是召唤国家想象的一个重要象征。白先勇对于外省族群的身份认同之问题，表面上虽未加以表明立场，但在经由历史追忆，召唤历史的同时，透过受伤的、血腥的乳房－－瘀青、淌着黏液、溅满斑斑点点鲜血－－之描述与意象之呈现，代表不可还原不可逆转，藉以象征外省族群对于再次经历回到母亲/台湾土地，重新进入伊底帕斯情结的不能，既无法进入伊底帕斯情结体认阉割时刻，那么也就无法真正走入象征系统之中。而对于中国的象征秩序－－不可触碰、冰冷的、充满距离的－－也只能远望，无法接触，更加无法进入。至此，似乎可以看出其间透露的有关身份认同讯息，此即进入台湾社会文化的象征秩序之不易与不能的障碍，进而无法认同台湾这片土地，而回归中国的欲望也无法成势，因而只能已过去生活的记忆作为存活的根据。 二、历史的记忆与时间的凝滞 以不同主体位置和发言立场出发的「往事回忆录」往往对特定的历史时刻有不同的记忆。如果再考虑记忆的不可靠性以及往事回忆经常涉及的操纵记忆问题，「民间集体记忆」其实非常难以明确定义。许多例子显示，如何重塑（述）历史记忆和个人（或国家）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认同往往有密切的关系。职是，只要记忆一旦被提及，我们就必须要问究竟是谁在召唤记忆？在什么样的场域？在什么情况下？要反抗什么？由此，反思《台北人》或可提供另一种解读方式。 《台北人》一书虽以台北地域为名，然书中所写的不是土生土长的台北人的故事，而是大陆沦陷时迁移来台的大陆人，他们不是真正的台北人，而是身经战乱、离乡背景，虽然人在台北，却老生活在回忆之中。书中人物形体都生活于现在的台北，但精神上却以当年大陆的生活记忆而存活着，有些人几乎完全生活在「过去」里，即使能接受现在，适应环境的人物，也保持着对「过去」的浓厚怀念，而不能释怀，随时会想起过去的生活、排场，处处拿现在的台湾跟过去的大陆相比。＜花桥荣记＞里所描写的台北花桥荣记，虽然同样是小食店，却非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的花桥荣记。＜一把青＞的叙述者迁居台北后，所住眷属区「碰巧又叫做仁爱东村，可是和我在南京住的那个却毫不相干」。尹雪艳从来不肯把她公馆的势派降低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但她的公馆明明在台北而非上海。金大班最后搂着跳舞的青年，虽然同样是个眉清目秀腼腆羞赧的男学生，却不是当年她痴恋过的月如。＜岁除＞的赖鸣升，在追忆往日国军之光荣战绩时，听得「窗外一声划空的爆响，窗上闪了两下强烈的白光」，却不是「台儿庄」之炮火冲天！而是除夕夜人们戏放之孔明灯。＜孤恋花＞中的娟娟，是五宝，又非五宝。＜秋思＞之华夫人，在花园里种有几十株白茸茸的「一捧雪」，却不是抗日胜利那年秋天在她南京住宅园中盛开的百多株「一捧雪」。＜冬夜＞里余教授的儿子俊彦，长得和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但他不是当年满怀浪漫精神的余嵚磊，确是个一心一意想去美国念物理的男学生。＜游园惊梦＞中窦夫人的游园宴会，使钱夫人一时跃过时间的界线，回到自己在南京梅园新村公馆替桂枝香请三十岁生日酒的情景，但程参谋毕竟不是郑彦青，而她自己年华已逝，身份不再，也不是往日享尽荣华富贵的钱将军夫人。 这些来台居住的大陆人，其主体位置虽有上流社会和低下阶层之别，因之生活经验各有所不同。但不约而同的，他们都是倚靠着从前的记忆，而过着现在的生活，整个「往事回忆录」皆同样停格于大陆时期的生活和人情世故。白先勇为何要以这样的笔法来诠释这些外省来台的族群呢？而这些外省来台的族群又为何要召唤历史的记忆呢？不可否认的，事实上真正在召唤小说里人物的记忆、实际操作记忆演练的，正是白先勇自己。那么白先勇是否以自己的外省身份背景，因而寄予同情这些同样际遇的族群，并有意借着小说中这群外省族群来重塑历史记忆，更进而以中国为身份认同的指标。在林怀民的访问文＜白先勇回家＞中，白先勇曾对于「家」的意象提出看法，或许可对此一问题有进一步的厘清： 台北是我最熟悉的－－真正熟悉的，你知道，我在这里上学长大的－－可是，我不认为台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也许你不明白，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记忆的总和，很难解释的，可是我真的想得厉害。 这种对于「家」的情感，在泛化、升腾、沈淀之后，变成一种弥漫处处的回顾性意象，也正因为此一乡愁的神秘控制，使得《台北人》中充满「家乡」的记忆部位。如此说来，《台北人》想阐述的既非台北此一地域的故事，也非中国大陆彼一地域的故事，而只是属于记忆部位中的乡土，将时间凝滞于家乡的记忆中，而白先勇所要召唤的，也是记忆中的历史，是时间停滞中的记忆，既是强加固着的时间，也是无法流动、推移的时间。然而，挖掘历史记忆，唤回的不是历史的再现，挖掘历史其实是在重塑历史，此一历史如何的被重塑也无可避开个人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认同的问题。虽然白先勇不曾明确表示其身份认同的问题，但从《台北人》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白先勇借着小说所要表现的身份认同究竟为何。 三、身份认同的建构与消解 如前所述，在挖掘历史记忆的同时，所唤回的不是历史的再现，而是历史的重塑，如何重塑历史记忆与个人的身份认同也有着密切的关系。Stuart Hall（一九九五）在提到诠释历史、塑造认同的议题时认为： 认同问题其实就是有关「再现」的问题。这些不单单是发现传统的问题，而是创造传统的问题，同时也是选择性记忆的演练问题。其中总是涉及压抑某些事（情）以便浮现其它某些事（情）。 认同既压抑又同时重拾记忆；认同永远是个如何在将来提出一套有关过去的说法的问题.. ..认同永远是个叙述的问题，认同总是一个故事－－是一个文化告诉自己他们究竟是谁以及他们是从哪儿来的故事。（五页） 如果我们的身份/认同建构果真系于我们如何叙述过去，则历史记忆的挖掘以及如何诠释的问题，更是面对身份认同时所不可轻忽的，实质上，如何回忆、选择什么来回忆以及站在什么角度来追塑历史，与身份认同的建构更是有着密切关系。《台北人》里的外省族群对于台湾身份的无法认同和无法走入中国的象征秩序，已于前面说明，那么他们靠着当年在中国大陆的记忆而活于现实（台湾）中，是否即表示白先勇为他们安排以中国作为自己国族身份的认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从白先勇对于小说中人物的不同遭遇和形象的叙述口吻和笔调来看，因为一位作家无论怎么客观地写作小说对于自己笔下的人物所怀的态度，都可从他的作品之「语气」泄露出来。 小说家兼评论家的欧阳子先生于其＜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一文中将《台北人》里的人物分析为三种类型：一、完全或几乎完全活在「过去」的人；二、保持对「过去」之记忆，却能接受「现在」的人；三、没有「过去」，或完全斩断「过去」的人。欧阳子认为在这三种类型人物中，白先勇对于第一类型人物的描述采取冷静刻画的态度，对于这些不能或不肯面对现实的人物之与现实的脱节，明示或暗示他们必将败亡的结局。像朱青与王雄这两个人都「停滞」在他们的生活惨变（朱青之丧夫，王雄之被人截去打日本鬼）发生之前，于是朱青变得「爱吃『童子鸡』，专喜欢空军里的小伙子」；而王雄对丽儿之痴恋，却是他不自觉中对过去那好吃懒做，长得白白胖胖的湖南「小妹仔」之追寻，他们最后的遭遇皆是失去自我，没有了未来；对于第二种类型的人物，白先勇则是以笔触传达出发自他本人内心之无限感慨和同情。小说中这些角色对于自己被迫舍弃「过去」之事实，自觉程度各有不同，像＜一把青＞里的师娘就没有自觉之怅恨，但＜冬夜＞里的余嵚磊和吴柱国，却对自己的生存不得不采的态度，怀着一种说不出的无可奈何之惆怅；至于第三种类型的人物，欧阳子认为白先勇唯独对这种为了「今」而完全抛弃「昔」的人，像＜冬夜＞里的邵子奇和＜梁父吟＞里的王家骥，有那么一点责备的味道，但于责备中又混杂着了解与赞成。欧阳子直接就白先勇处理《台北人》小说中人物的笔法来谈作者寄予书中人物的情感，据其所言，白先勇对于这三种在「过去记忆」与「今日现实」之间摆荡生活的人物，各持不同态度。其中，面对完全生活于过往记忆的小说人物，白先勇暗示出流动时间无法载纳冻结之片刻的道理，因此以从前的记忆而存活者，必将成为虚渺不切实的追寻，终会得到败亡的命运。而面对完全抛弃从前记忆的人物，虽含有责意但也赞同其生活态度。 在此似乎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小说人物选择记忆时以完全接受过去记忆的态度，将「过去」再现于「今日」，充分认同于过去（中国大陆），反而是白先勇所认为即将走向死胡同，没有未来的选择。而倘若与之完全相反，完全不选择过去的记忆，斩断从前的一切，只过现在的生活，白先勇却寄予责备和赞同的双重矛盾情感，在此「身份」成了流动的符号而不具单一性。如此说来身份/认同的建构并不具单一性向，建构的同时相对的却也充满解构的意味。廖咸浩先生曾对于「身份」问题做出如下的解释，或可提供我们理解的角度： 「身份」其实是由「文化情感」与「现实策略」所交织而成的。文化情感之中带着一种无以名之彷若天生的固执，而现实策略则压低包括情感在内较偏向「本质」的因素，强调以福祉或利害为依归。身份的形成，便是建立在这两种态度的辩证发展上。 从较为存在的观点而言，身份对任何人而言都不是明确不变的。但较大范围的文化或政治性身份危机，则往往是在社会产生大变动的特殊状况下较容易出现。 「身份」的形成须由两方态度－「文化情感」与「现实策略」彼此相辩证才得以发生，所以身份认同的取向，甚而族群认同的改变，实际上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 《台北人》表面上是描述一群由大陆来台居住的外省族群的故事，他们借着记忆将过去的时间凝滞在现实生活中的台湾，虽身在台北，却一心存活在大陆，彷佛是以大陆作为身份认同的图腾。然而，细读白先勇对于他们这种凝滞时间、拒绝流转的态度，他采取解构这群外省族群的中国神话的笔法，让身份的认同成为游移的符号。职是，《台北人》看似建构出一群生活于台北的外省族群的家园，实际却是对此一家园进行了解构。 结论 在一个社会或文化中当国家集体命运成为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议题时，这个文化所产生的文本是会以国家寓言的方式来投射其政治意涵，反应整个文化与社会集体的政治潜意识。白先勇以同样身为外省族群的立场，为这些生活于台湾的外省族群之身分提出思考，在无法进入台湾的秩序系统进而认同台湾的同时，对于以中国作为身份的认同，也成了滞怠不前即将死去凋零的崇拜。从身份认同的选择到建构身份进而解构身份，对他们而言，「土地」想象成为一个流动的意义，不必然的具有特定身份，这与Doreen Massey在谈论政治空间时所提出的看法，具有相呼应之处。Massey认为应该摒弃传统视地方（place）为一个地理定点，具有单一、特定身份认同的地理区域。一个地方并没有固定的历史意义，反而是一块上面生活着利益冲突的不同社群的土地。 不论「土地」或「国家」一词，在《台北人》里的外省族群的心中成了不具体的地域，既非一个现象的土地，也非一个特定的区域，「国家」转化成了某一集体的象征，充斥着潜意识的政治意涵。如此说来《台北人》也可说是一部充满「国家寓言」的小说。 《台北人》里的人物终将凋零老去，而台湾和中国（外省籍心目中的祖国）仍旧持续分离，并且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各层面的发展上，有甚大的差距。在这种情形下，族群认同是否会逐渐消失？或者一个更大胆的假设：一个新族群是否正在形成？我想这是未来研究的另一个方向。 参考书目： 期刊 ◎思兼，＜白先勇『台北人』的世界＞，《中华文化复兴月刊》7卷11期，1974.11。 · 叶飞虹，＜游『台北人』之园.惊白先勇之梦＞，《文艺月刊》66期，1974.12。 · 连坤，＜一群衰朽疾态的『台北人』＞，《文艺月刊》66期，1974.12。 · 唐?，＜穿凿与多事的文评家－『台北人』之再探讨＞，《文艺月刊》66期，1974.12。 · 何田田，＜论『台北人』的人物和主题＞，《文艺月刊》76期，1975.10。 · 郑树森，＜白先勇『游园惊梦』的结构和语码－一个批评方法的介绍＞，《中外文学》8卷4期，1979.09。 · 高天生，＜可怜身是眼中人－试论白先勇的小说＞，《中国论坛》12卷9期，1981.08。 · 袁则难，＜两访白先勇＞，《新书月刊》5期，1984.02。 · 柯振中，＜提起白先勇＞，《新书月刊》7期，1984.04。 · 吕正惠，＜『重估』白先勇＞，《文星》104期，1987.02。 · 胡万川，＜你方唱罢我登场－从『台北人』中几篇小说谈起＞，《中外文学》15卷7期，总号187，1987.12。 · 游淑静，＜无可奈何花落去－白先勇笔下的台北人＞，《出版之友》5期，总号47，1989.06。 · 裴元领，＜从『边城』到『台北人』侧看爱情小说里的爱欲纠结＞，《联合文学》6卷9期，总号69，1990.07。 · 林幸谦，＜流亡的悲怆－白先勇小说中的放逐主题＞，《国文天地》9卷5期，总号101，1993.10。 · 陈碧月，＜白先勇小说所揭示的社会意义＞，《国文天地》10卷7期，1994.12。 · 佚名，＜白先勇小说全知观点与人物刻画之关系＞，《文讯月刊》73期，总号111，1995.01。 · 王蒇真，＜为传奇的文学生命作传－张爱玲与白先勇的悲情中国＞，《联合报：读书人》201期，1996.3.4版41。 · 欧阳子＜『永远的尹雪艳』之语言与语调＞ ＜『冬夜』之对比反讽运用与小说气氛酿造＞ ＜『一把青』里对比技巧的运用＞ ＜『岁除』之赖鸣升与其『巨人自我意象』＞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之喜剧成分＞ ＜『思旧赋』里的气氛酿造＞ ＜『梁父吟』影射含义的两种解释＞ ＜『孤恋花』的幽深暧昧含义与作者的表现技巧＞ ＜『花桥荣记』的写实架构与主题意识＞ ＜『秋思』的社会讽刺和象征含义＞ ＜『游园惊梦』的写作技巧和引申含义＞ 《书目书评》第22期至34期，1975－1977。 书目： ◎恩斯特.卡西尔着、范进、杨君游、柯锦华译，《国家神话》，桂冠出版，1992。 ◎张茂桂等着，《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业强出版，1993。 · 张京媛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认同》，麦田出版，1995。 · 郭洪纪，《新国家主义》，扬智出版，1996。 · 邱贵芬，《中介台湾.女人－后殖民女性观点的阅读》，元尊出版，1997。 ◎白先勇，《台北人》尔雅出版，1997，第六版。 ◎白先勇，《鹜然回首》，尔雅出版，1990，第十版。 ◎梁农刚，《回归佛洛伊德》，远流出版。 ◎杜声锋，《拉康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远流出版，1997。 · 《当代文化论述：认同、差异、主体性》，立绪出版，1997。 · 佛洛伊德着、王嘉陵编译，《佛洛伊德文集》，北京：东方出版，1997。 · 佛洛伊德着、叶颂涛译，《精神分析引论精神分析新论》，志文出版，1997，第二版。 原载：文学视界 原载：文学视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