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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继持在《香港文学主体性的发展》中有“在香港的文学”与“属香港的文学”的提法，由此区分文学与香港本土生活的关系。参见黄继持、卢玮銮、郑树森合著《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91页。 在以往的研究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新文学常被列入“在香港的文学”①，意指其对香港社会生活的隔膜。将“香港性”等同于文学主体性时，研究者大多直接关注70年代强调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1949年后内地文化对香港影响的急剧减少，对香港确立现代都市主体身份的意义。这是一个有效的考察角度，但据此断定香港文学主体意识即产生于此时，却有与史实不尽符合之处，毕竟主体意识的生成不能一蹴而就，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认证大体要经历混同、括除、否定及重构等复杂的过程，其中那些关键环节的意义不应被忽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发生在香港文坛60年代的一些文学现象才得以重新进入我们的审视视野。 出生于60年代后期的香港新生代作家董启章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经验及历史认识：“我们这一辈对香港历史的认识近乎零，只知道1967年无线电视开台播放以后的事情……世界上大概没有比我们对自己长大的地方了解得更少的人了，但这不能怪我们，殖民地是毋须拥有记忆的。但在殖民地走向终结的时候，我们忽然醒觉到自己脑袋的空白，急于追认自己的身份，但却发现，除了小说，除了虚构，我们别无其他的依仗。”［1］对他那一代港人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生命体验。王德威认为，“小说之类的虚构模式，往往是我们想像、叙述‘中国’的开端。国家的建立与成长，少不了鲜血兵戎或常态的政治律动。但谈到国魂的召唤、国体的凝聚、国格的塑造、乃至国史的编纂，我们不能不说叙述之必要，想像之必要，小说（虚构！）之必要”［2］。在后现代的历史视野中，从来不存在所谓客观的历史，只有历史的叙述，本尼狄克特·安德森用“想像的共同体”观念来解释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感”的形成，他特别强调以“大众文学”为标志的“印刷资本主义”，在以想像性的方式建构“共同体”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论述角度为我们观照香港文化时空中文化身份认知的演变提供了启示，我们由此要探讨的问题是：在电子媒体尚不发达的六七十年代，香港的期刊、报纸以及专著中的文学写作究竟提供了怎样的“文本经验”？这些“文本经验”如何与接受者的“现实经验”产生映照、对接、抗衡与转化，并最终以超越于现实的文化想像方式，帮助受众发展出了一套处理自身现实问题的立场和方法论，又进一步塑造了城市的“自我形象”？ 香港的城市发展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都市化进程给传统的乡土文学注入了新的经验与文学形象，“与农村的平缓相比，都市化以其特有的景象、声音、气味带给人更多的刺激，人们被迫对事物作出区分、组织与规划，都市人由此变得工于心计”［3］。都市人人性的扭曲尤其体现在与金钱的关系中，“金钱具有一种适用于世间万物的共性：它要求交换价值。它把所有的人格和品质都简化为一个问题：‘值多少钱？’［3］”我们在舒巷城、昆南等本土作家的创作中，看到商业竞争与金钱驱动导致的文化迷失等因素正在改变社会整体的文化氛围，在历史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碰撞中，他们不无忧虑地将肯定性判断投射给价值理性，对都市的现代性追求进行了负面意义的观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众传媒对都市化进程采取了欢欣鼓舞的迎接姿态。1964年，《中国学生周报》登出了陆蛮《广告里面做文章》、陆离《香港电影院巡礼》等文章，或者从日常熟悉的广告入手，反映出一个商品势力昂扬的都市面貌；或者详细介绍香港戏院的内部设置，大堂门口的装饰设计，乃至食物部等等，以给都市人提供消闲去处的资料为宗旨；还有一篇是华盖的《弥敦道抒情》，非常细致地描画了弥敦道的声色，作者并说那肉欲而瑰丽的面影令他抨然心动。 都市化对港人文化心态的重要影响还体现在自我意识的消解与重构中。20世纪60年代以前，港英政府的殖民地统治策略中，并未在意培养市民的归属感，加之地理位置与内地紧密关联，使香港在20世纪前期的历次重大事件中都与中国内地保持同步。因此，香港民众的国族认同感是稳定的、一致的，即便在“美元文化”时代，文化领域的分歧也仅是政治立场的冲突，并不涉及国族认同。这种情况在60年代以后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都市化进程给社会面貌带来的明显改进，同期内地正在进行的政治运动带给个体命运的冲击，潜移默化地使一些香港民众的家国认同感发生了动摇乃至分裂，他们开始思考一个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香港究竟是个什么地方？我们该做些什么？我们是什么身份？对于主体意识发生变化的原因，叶维廉提出的一种分析是，“香港虽然在殖民主义的支配下，但在当时中国动乱、战变、危机四伏的情形来说，竟然成为一个苟安的避风港”［4］，这确是一个外在的动因，但无法贴切地阐释70年代以后香港社会身份诉求的变化，事实上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应该是都市化进程。学界通常以西西写于70年代的小说《我城》作为香港社会主体意识变迁的标志，其实真正的开端要早得多。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的《香港短篇小说选·六十年代》中有两篇小说引起我的注意，一篇是昆南写于1963年的《携风的姑娘》，一篇是绿骑士写于1968年的《礼物》，如果和西西写于1974年的《我城》放在一起讨论，恰好可以呈现香港文学里国族认同的变迁轨迹。 昆南作为香港早期现代主义运动的倡导者，50年代曾写下不少反抗殖民地统治的诗文，在《携风的姑娘》［5］中却表达了一种模糊、矛盾的情感。主人公李是一个流落异域的铁匠，他心中涌动着一个关于中国的梦。这个梦缘自父亲临终的教诲——“孩子，我毕生受白鬼欺凌，有机会你必须离开此地，中国才是属于你的。无论它将来变成什么样子，它是你的血肉。”对于李，中国是个伟大的传统或辉煌的历史，当自己投回它的怀抱，将属于光荣的某一部分时，他感到生为中国人的骄傲。白兰船长雇佣他出海，回归祖国的梦想很快就可以实现了，他拼命锤击几下手中的铁棒，“觉得发红的火棒正是他那炽烈的心”。但临行前夜的变故动摇了他的归国之心，他心仪已久的印度女孩儿达兰妮邀他共赴险地看望母亲，去那里是因为她遇到一个意大利诗人的求婚，需要征得母亲的允诺；请求他同去，是因为路途艰险而亚洲人才可以信赖。风雨同行的路途中，他的情欲战胜了理智，他渴望得到达兰妮，甚至宁愿由她选择生活在中国或是印度，可是他被无情地拒绝了，小说的结尾如是说：“再没有气概。再没有海。再没有中国。” 这篇小说不以铺排情节为主，没有具体的地域背景，只有强烈的感情抒写，具有明显的寓言化特征。作者要探讨的是“中国想像”的问题，在父子两代之间，“中国想像”已经不易觉察地发生了变化，对父辈华人来说是血脉相连的祖国，在子辈看来只是一个遥远的象征；在情欲与现实的冲突中，祖国变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符号，对她的向往要面对现实与情欲的考验，而考验的结果竟是失落！分布世界各地的华人在融入本土社会时多会遇到此类问题，但由60年代的香港作家写出这样的作品还是有点奇怪，香港虽为英属殖民地，但人口的构成主要是华人，对他们来说并不存在外来文化融入本土文化的冲突与困惑，那么作家为什么要写出这样的作品？考虑到作品中故意模糊的地域背景和有意突出的寓言化特征，我们似乎可以认定这是在隐喻生活中出现的某种迹象，但作者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都令他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感到矛盾，60年代初的社会语境也没给讨论这样的问题以足够开放的空间，他最终以“写在家国以外”的角度淡化了内心的冲突。 60年代中期，香港社会受世界性革命风潮的影响，出现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1965年的银行挤提，1966年天星小轮加价引发的骚动，1967年的反英暴动……此后港英政府开始策划以经济成长和住宅为中心的“公共政策”，“本地的生活方式急速偏离台湾和中国大陆，……人们关心的目标转向生活水平逐渐上升等物质利益方面。而本地出生的第一代对充斥新传媒的西方模式产生憧憬。……利用‘市民’、‘社群’、‘归属感’等用语做大规模的反宣传是一九六七年以后的事。……到六十年代末，‘社群’已经不再是和大部分人没有关系的概念了。与官方言论一起，相当含糊的本土意识开始在香港抬头。……在这个过程中，人种言论（不管是对‘国民’还是本地族群的感情）被更富弹性、意味含糊、更富包容性的通俗本土文化意识所取代了”［6］。在这样的时代里，家国想像与现实抉择在文学作品中亦表现出新的形态，从目前可见的材料看，绿骑士的小说《礼物》［7］是较早探讨这个问题的。故事从三个女孩在商店里买纪念品给—位即将移民他去的朋友开始，让她们感到苦恼的是：她们希望能买点“中国式”的东西去留住民族记忆，可什么才是“中国”呢?天鹅绒上金铸的“福”、“寿”就是中国吗?龙吐珠的银色胸针就是中国吗?小说从其中一个女子若莹的内心活动的角度展开叙述。若莹在购物过程中一直有点神不守舍，眼前的一事一物都令她回忆到为了“理想”返回内地的轩远，他们曾经相爱，而今却是咫尺天涯。若莹的家国情怀充满矛盾，有时候她能对轩远的民族感情产生共鸣，于是不满眼前两位“普通的香港女学生”形式化地图解民族记忆，不自觉地轻视和厌倦她们；可是她也无法认同轩远，她觉得是“澎湃的感情巨浪般卷了他去，但能真正解决了什么吗?”叙述者一再提出二元对立的问题让若莹去选择，有时是历史记忆与现实体验的矛盾，有时是文化政治与身份认同的冲突，有时是现实问题的直接感受……她最后下意识地坐上通向大陆的火车，可是在边境忽然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回港证”，“跨过一寸土地也要证明的”，香港人是中国人，可是在有些时候，又似乎不是“中国人”。生活在殖民地香港的年轻人不得不面临两难的选择，“一些使人窒息的却又捉摸不着的对家国的盼望，而根本却又是两面都不属于……她实在不忍选择……她只想奔啊奔，奔到一个地方，可以骄傲庄严地说：‘这是我的。’不然的话，更远一点，去一个根本没有所谓‘属于’或‘不属于’的年代……”若莹的悲哀是她不能认同任何一种人：去国的、回乡的、留在香港的……，“寻根”的行动最终得到的结果饲发现了“无根”。在叙述模式与文化观念上，《礼物》表达的是华文文学中常见的放逐主题，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放逐母题中常见的家国眷恋及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在这里都发生了游移、转变。昆南在50年代中期曾愤怒地宣称“找不到自己的祖国的民族，是万分沉痛的”［8］，可是十年之后，香港人的国族记忆似乎不再那么清晰了，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思想的苦闷与灵魂的放逐。如果说1963年昆南在《携风的姑娘》中还要借助异域比较隐晦地讨论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么到60年代末，绿骑士在《礼物》中直率地表明年轻一代在中国和香港之间身份探寻的困惑，已经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对身份归属的追问，对香港城市的认同都已渐渐成为公众关心的问题了。 《礼物》最初发表在非常强调民族关怀的刊物《盘古》上，刊物立场与文本实际呈现的阅读效果之间的冲突，似乎可以证明这确是一个急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使我们联想到1970年1月《中国学生周报》推出的专辑：“香港华籍青年何去何从？个人？香港？中国？世界？”，大众传媒推波助澜地塑造关于“香港”的文化想像，将60年代尚处隐晦状态的身份归属的困惑，以明朗化的姿态提到历史的前台。本土出生的年轻一代开始彰显自己的生命意识和“家园关怀”，翻阅70年代初的《中国学生周报》，触目而来的是社会福利、空气污染、旺角土地利用调查、政府徒置危楼居民政策、青年问题等关注本土现实民瘼的报道与讨论。这些现象昭示了社会文化重心的某种程度的转移，对家国的回望、对世界潮流的关注，如果不是和香港现实的生存境遇相联系，就很少引起关注了。 香港60年代文学中的“自我形象”表达，透露出殖民境遇中部分中国人文化心态的矛盾与困惑，我们从中看到殖民策略潜移默化的渗透，也体会到现代性与殖民性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或许正是现代化必然要付出的代价。而对文学文本的重新发现也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对文学经典的确认有时会遮蔽某些真实的历史事实，研究的乐趣正在于洞见以往的“不察”，发现历史的踪迹。 参考文献： ［1］董启章.永盛街兴衰史［M］//黎海华编.香港短篇小说选·九十年代，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7:306. ［2］王德威.小说中国［M］//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 ［3］康少邦,张宁编译.都市社会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4］叶维廉.自觉之旅：由裸灵到死——初论昆南［M］//陈炳良编.香港文学探赏，香港：三联书店，1991:165. ［5］昆南.携风的姑娘［J］.香港：好望角,1963(4). ［6］藤井省三.小说为何与如何让人“记忆”香港——李碧华《胭脂扣》与香港意识［M］//陈国球编.文学香港与李碧华，台湾：麦田出版社,2000:91. ［7］绿骑士.礼物［J］.香港：盘古,1968(20). ［8］昆南.穷巷里的呼声［J］.香港:文艺新潮,1957(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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