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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被出租车拉错了地方，找到社会主义学院时，已经迟到了颇久，但夏潮的几位朋友站在楼门口，和煦地笑着，说：快进来快进来。 社会主义学院，矮矮的招牌，和招牌同高的小门，在这无人的午后的巷道里，在商品时代的北京城，被找错，或许不算很偶然的尴尬；夏潮联合会，这个在台湾被归为“左统”、相当边缘的民间组织，平和的笑容却不是对迟到者的客气，左翼的理想原本就是温暖的，即便总是要与现实剑拔弩张。 来北京交流学习的夏潮同仁们，刚刚去看望了正在此养病的陈映真。 “比老干部还老干部”的玩笑据说已经传到陈映真耳朵里。他并非一个一味严肃的人，但这次，他说，也许他真的是对内地不了解，应该静下来看看。 早在八十年代，据作家阿城的回忆，他曾以玩笑回应陈映真关于“怎么看待人民”的问题，而陈大怒了。 一位非常敬重陈映真的师长，面对他与龙应台的论争文章，却感到“尴尬”了——他赞同对龙应台简单“民主”二分看内地的批评，但希望陈映真对内地社会状况有更清楚的判断，有更有力、更切合当下的理论和语言——也许，苛求了罢。 80年代以来，内地已出版了多种陈映真的文集和单行本，“乡土文学的一面旗帜”、“爱国作家”是最常出现的定语。年轻人对如此定义的作品多没兴趣了，而知识界缘由他总是成为风口浪尖的辩论文字和政治参与，或视他为统战对象，或视他为一个天真的社会主义者，或更关心他的社会批判、运动于内地的借鉴意义——不经意就忽略了他作品中那更其丰富和复杂的台湾的内心。 那么，在台湾呢？我问研究所毕业、不到三十岁的台湾朋友，一个说：我们尊敬他对理想的坚持，但他的理想真的过时了。 更年轻的一个说：离我们很遥远了啊。他小说里那些残酷的场景，我们都没经历过。 但是，她说，师长们在一起会常常讲起他——是他们那代人的精神依靠吧。 是精神依靠吗，还是他用文学烙下交织忧伤与理想的记忆，在“民主”后嘈杂无依的时代，更勾引人的怀念？不只是“夏潮”这样立场鲜明的左翼统一团体，有着不同政治立场和道路选择的台湾知识人，似乎越来越爱回忆青葱岁月里从陈映真和他的小说里得到的感动、安慰和震撼，以及他于台湾——不管是历史还是当下——的意义。尽管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无论在思想文化禁锢的“威权”时代还是“本土意识”强大的“民主”时代，他都是一个“异端”，有着不是坐牢就是被边缘化的宿命。 2004年，台湾著名的舞蹈团体“云门舞集”，推出了“陈映真·风景”的大型舞剧。云门的领袖林怀民说：我是读他的作品长大的。他的作品就是我们熟悉的台湾。私下里，他更与文化评论人南方朔议论：如果现在的台湾，肯放下“政治正确”的标准，将文学奖颁给陈映真，“台湾就有救了”。 文学。是的。围绕陈映真，空间疏离、代际隔膜、政治分歧、理论龃龉……多 少理解的迷雾。但是，让我们回到文学，看看从195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开始，陈 映真怎样以他并非完美却无从替代的书写，伴随台湾走过近半个世纪，又是怎样OCTOBER触动了那些在文学中寻找温暖和力量的人们……理解陈映真，理解台湾，也许就在其中。 一、禁书之光，照进台湾历史的后街 出生于1937年的台湾小镇，成长于他称为“政治上极端苛严、思想上极端僵直、知识上极端封闭”的五六十年代，读大学的陈映真甫一出手，《面摊》（1959）、《我的弟弟康雄》（1960）、《家》（1960）、《乡村的教师》（1960）、《故乡》（1960）、《死者》（1960）、《祖父和伞》（1960）……浓郁的中国二三十年代文学的气息扑面而来，鲁迅的影子竟是清晰可见。 从乡村来到台北，在闹市西门町摆着小小面摊的年轻夫妇，带着一个咳血的孩子，在贫穷和忧惧中，想念着故乡的星空（《面摊》）；“我”的弟弟康雄，一个瘦弱苍白的少年“安那其”，因为与一个主妇的通奸自杀了，他死在“一个为通奸所崩溃了的乌托邦里”，曾追随弟弟理想的“我”，则嫁入了曾经鄙薄的富人的家（《我的弟弟康雄》）；从南洋战场归来的台湾青年吴锦翔，一个有着初步的社会主义意识，有着“为了新中国”的梦想的乡村小学教师，在沉闷的现实中消磨着理想，当战争中“吃人肉”的梦魇再度袭来，终不免自杀了（《乡村的教师》）…… 陈映真贫穷及其与富足的辩证——“富裕能毒杀许多细致的人性”、“贫穷本身是最大的罪恶……它使人不可免的，或多或少地流于罪恶”，朦胧的理想及其幻灭——无论是“安那其”、宗教的社会主义或乡村教师的启蒙主义和中国想象，是刚刚开始写作的陈映真的集中主题。一股青涩的“五四风”，来自真诚而缥缈的理想，也来自苍白的说理和略显泛滥的情感。鲁迅的影子，则显现于一个咳血的孩子，一种面对故乡的莫名的忧惧。就算只挣扎着抓到那激越时代散落的碎片吧，此时的陈映真，就像一个五四的遗腹子，隔海，隔时代，以孤儿柔弱而真切的心，祭奠着未曾谋面的亲人。 这样的写作，出现在一个成长于战后的台湾青年笔下，毋宁是令人惊讶的。回顾六十年代初开始崭露头角的台湾作家，与陈映真同样出身于外文专业的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等一帮台大外文系的同学，正办着《现代文学》杂志，在夏济安、颜元叔等人的支持下，无意中呼应、接续了在内地已然匿迹的西方现代主义流脉。此时的“现代主义”寄寓了年轻一代对战后台湾文化环境的不满和挑战，却毕竟不曾逾越政治意识的规范。白先勇用《游园惊梦》这样糅合着现代主义技巧和传统末世情怀的精工细作，为内地来台的父辈们，唱出“旧时王谢堂前燕”一般哀矜的挽歌；欧阳子的《魔女》、《花瓶》，则试图穿透人与社会岸然的甲壳，进入那悖德、不伦乃至疯狂骇异的内在人性；此时的陈若曦写出《钦之舅舅》，王文兴写下《欠缺》，无不指向现代人的情欲、道德与心灵困境。他们的创作和成长，逐渐迎来了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高潮。 由此看此时的陈映真，小说中那苍白苦闷的青年，那情欲的纠缠与损毁，未必与台湾“现代主义”无关，作为同龄人，他们面对的，原是同样窒息沉闷的60年代，但那些朦胧的、未及展开已然幻灭的（社会主义）理想呢？借此，他不但溢出了现代主义，也溢出了文学的安全边界。 战后迁台的国民党政权，因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确立了在世界冷战格局中的位置，由此开始了对台湾左翼和亲共产主义者的“清洗”，是为“50年代白色恐怖”，大规模的拘捕和杀戮，长时间的监控和戒严，造成整个社会人格的喑哑和惊惧。小学时，陈映真曾眼看父亲烧毁家里的“禁书”，包括鲁迅所编的30年代小说集。但一本《呐喊》不知何故被藏下来了，他偷偷地“不告而取”，一年一年读着它长大，似乎越来越接近那个曾经只觉得好笑的阿Q了。直到他读了大学，在台北的牯岭街上，秘密地、如饥似渴地搜集30年代的旧书，矛盾、巴金、大众哲学，都看到了，终于有一天，遭遇了马克思。他记得，找到那本破破烂烂的小书的时候，他的手都在发抖：是的，世界从此变了。 在那思想禁锢、政治戒严的年代，“禁书”，可不就是暗夜里一道幽幽的光，一道烛照他的记忆和现实的“理论之光”。 于是，他明了了童年起他身边一个个“失踪”、消亡的身影的含义：小学吴老师、外省邻居陆家姐姐、枪决政治犯的布告……他以他的善良，他的对理想主义近乎直觉和本能的体悟，承继了他们的苦痛：那曾经误会他欺侮贫家的孩子而打过他一记耳光的吴老师，在一个专制无情的社会中教导着平等与爱的苦痛；那温蔼可亲、吸引着他一放学就跑去的外省大姐姐，从容地受捕、静默地死去，而理想未曾为人知的苦痛；秘密买来的旧书上，那些署名、印章、认真或潦草的眉批，连接起一个并不遥远的时代，连接起更多曾经鲜活的生命，让他拥抱了整个中国的苦痛。 鲁迅和随他而来的30年代、共产主义……使他的眼睛“被揩亮了一样”，他开始意识到，他正站在“台湾的后街”上。 一条巩固、华丽，然而令人窒息的大道背面的“后街”，自历史的层面它是被抹杀的中国内地狂飙年代的记忆，自现实的层面它是台湾白色恐怖中消失的人、怀着深深的恐惧生存着的人，自思想的层面它是被扼杀的自由，是不甘喑哑的摸索。 在这历史的“后街”上，陈映真仿佛看到了无数的影子在哭号（呐喊），无数的影子在奔跑（彷徨），而此刻的他，感到了孤独。 “禁书”之光，为陈映真映出了一条不一样的书写道路。办《笔汇》的学长尉天聪的约稿，是他写作的开端，而经由尉天聪结识姚一苇——这个亲历“狂飙”的30年代而后东渡台湾的老师，是他对文学艺术犹如“宗教守候”般的信仰，是他持续的鼓励和督促，让陈映真真的走上了不曾设想的文学之路。即便这样一位“忘年之交”，在那样的年代，坦白彼此阅读鲁迅的经验，已经让他们走到安全的极限。三十余年后，陈映真说：“即使在这么体己的谈话中，我也不能把自己当时的思想、行动和处境向先生打开的那一份深沉的孤单，至今记忆犹鲜。”陈映真：《汹涌的孤独》，《陈映真文集·杂文卷》，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 夏济安于白先勇，姚一苇于陈映真，画出了有时并不那么清晰、有时也会绞缠的两条线，两条自三十年代的内地到六十年代的台湾的、似断而实连的线：现代主义的，写实（社会主义）的。文学在此刻确乎显出了惊人的、奇妙的力量：在铁幕般的隔断和“极端”禁锢中，文学和她所连接的“传统”，如此柔韧而顽强地生长着了。 但对于陈映真，那的确是一种过于孤单的“生长”，他为思想的成长而亢奋、为理想的火花而喜悦的同时，没有同伴、不能行动的挫折感也与日俱增。“希望之为虚妄，正与绝望相同”。由此能够理解，这最初几年的小说中，总是有着一个因理想破灭而堕落或自杀的台湾青年；这些青年，有时如同空降到这个岛屿一般，他们怀着说不清（或不能说）从哪里来的热切的理想，那理想是模模糊糊的，无法落到实处的，因而那破灭也是猝然而宿命的。 另一方面，为禁书揩亮的眼睛，也让陈映真对台湾复杂的“人的相处”，多了一种有历史意识的理解。当目光渐渐落于现实台湾，他开始书写台湾“外省人”的故事。光复初以及1949年以后，除了国民党官兵，还有内地各地、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们来到台湾，相对于那些已经在此生活了几个世代、“有祖坟可上”的人，他们是新近漂泊而来的移民，却有了一个“外省人”的名字。这个“外省人”“本省人”的区分，不仅是时间地域的，还隐含着自历史阴霾而来的类族群的矛盾。1947年爆发的“二·二八事变”中，本省人不满接收政府的贪污腐败，迁怒于所有的外省人；而事变遭到的军队镇压成为余生者的“禁忌”，将这种类族群的对立情绪深深埋了下来。五六十年代，内地来台的作家们，自然写了很多自己的故事，写过去、写内地是乡愁，写现实、写台湾，也不免仍是对着乡愁。而陈映真，作为一个年轻的“本省人”，对那辗转流离的一代人，又是如何看待呢？ 在《一绿色之候鸟》（1964）里，北京来的季教授不但深爱下女，将她娶为妻子，并为了她抵抗社会和亲人各方的压力，不惜转校、过近乎退隐的生活；只是为了生病的妻子喜欢小动物，才与无意中得了一只奇异的绿色候鸟的“我”相识。 外省男人与台湾下女这样的题材，在那时代是不少见的。光复之初，内地赴台的欧坦生的《沉醉》，和日据时代“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冬夜》，都曾写过欺骗、玩弄台湾女子的外省子弟，如同不久就爆发“二二八事变”的台湾社会的预警阴云。1949年之后，更多的“外省人”移入台湾，流离于故乡、失散了亲人的他们，开始与“本省人”有了真正密切、长久的相处，他们之间的故事，也不再充满粗暴和不义，他们不同的历史背负和现实困境，开始更多展现于作家笔下。作为外省第二代的李渝，写过《朵云》，曾是“年轻的才子，学运的领袖”、坐过日本人的牢的夏教授，在孤岛上的寂寞，如同那双“嶙嶙的光脚”，被一个台湾下女拥在丰厚而温暖的胸怀里了。李渝从同为大学教授的父辈亲朋那里，直接感受了如夏教授这般经历过革命、而今仍偷藏着鲁迅《野草》的人的寂寞；而陈映真，则是通过禁书，通过身边的白色恐怖阴影，获得了一种对“外省人”历史性的宽容和理解，即便是对康先生，这么一个自私而懦弱的生意人；也才有了“季教授”，倒转了外省男性从下女身上寻找安慰的结构，陈映真安静地道出，这样的身份与“族群”差异里，是可以有着深沉的爱恋的。 《将军族》（1964）里，一个会吹小号的外省退伍老兵“三角脸”，一个台湾南部乡村被卖掉的女孩“小瘦丫头”，命运驱使他们来到了同一个坐着卡车流浪演出的“康乐队”。“三角脸”偷偷留下退伍金给“小瘦丫头”还债赎身，谁知道多年后相遇，他们仍在各自的悲苦生活中挣扎。最终，他们吹起欢快的《王者进行曲》一起走向了死亡，走向那仿佛寓意着“今生的死地、来世的乐土”的蔗田。 此时的陈映真，找到了一种把外省人和本省人的情感、命运结合在一起的东西。他从基督那里得到的，和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在他善良而敏感的天性中烙印下来，那就是一种“底层”的立场，也是一种超越国族、种族、宗教藩篱的立场：被压迫的人们，背负伤痛的人们，是可以、应当相互理解和关怀的。 也因为马克思，少年时因双胞胎哥哥去世而成为基督徒的陈映真，开始对基督有了新的认识。他写出了《加略人犹大的故事》（1961），无论是“出卖主”的犹大，还是耶稣自己，都被放进历史中重新讲述：来自加略这么一个贫穷之地、文化底层的犹大，原是一个有着“为了所有穷困者被压迫者”理想的青年，他反对以色列人上层取代罗马人上层的这种革命；平等对待麻风病人、妓女、税吏的耶稣，是他发现的有可能引导“群众革命”的人；他“出卖了”耶稣，是试图以此激起群众对罗马统治的愤怒，从而点燃革命之火，尽管他失败了。在这个不敢给基督徒父亲看的小说里，陈映真将《圣经》的故事放到罗马人和以色列人共存的那段历史中，他看到了一个激进的基督（radical Jesus），而不是圣诞卡上那个温柔的基督（gentle Jesus）。教堂铭刻宣扬的“神爱世人”，并不是天生的教义，在“有知识有财富”的法利赛人把持犹太宗教的时代，喊出这样的话的耶稣，当然是一个革命者。这篇小说似乎离经叛道的宗教认识和尚显生涩的革命想象，往往使得研究者望而却步，或略过不提，但它确是一个认识陈映真文学思想形成的重要文本。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理想，在弱势关怀的层面取得了奇妙的结合，而宗教信仰下养成的自省、谦卑，以及对“爱”的期求和宽容，也使得陈映真的思想不曾倒向偏激，使他的写作即便“主题先行”也不会僵硬得令人生厌。在理念上或许激进，在面对复杂的台湾现实的时候，他的文学，可能更多了“温情”。 几十年来，在不同的地方，他总是温和地、坚定地重复着： 文学为的是使绝望丧志的人重新点燃希望的火花，使扑倒的人再起，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严，使悲伤的人得安慰，使沮丧的人恢复勇气。 与陈映真同时代或年龄略小的人，如后来在美国参加“保钓”运动的作家郭松棻、“云门舞集”的创始人林怀民、用《青春之歌》回顾20世纪70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火热年华的郑鸿生……在他们的青春时代，都曾直接感受着陈映真的这一文学理想。如郑鸿生在《台湾思想转型的年代》中所说： 陈映真在1968年入狱前的小说与论述，对那一代的知识青年有着巨大的冲击。从《我的弟弟康雄》开始，他笔下市镇小知识分子苍白而缺乏行动能力的自我形象，与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相互映照，一直触动我们这些知识青年的敏感心灵。旧俄小说也在60年代的台湾风行，内地时期翻译的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随着那时的出版潮纷纷翻印出来，为60年代的台湾补足了30年代的内地氛围。从19世纪末的旧俄知青，到30年代的内地知青，最后是60年代面对威权体制的台湾知青，那种心境似是一脉相传。而陈映真充满深刻内省的作品，似乎就在直接呼应这个时代传承，深深吸引了心中有所觉悟，但现实上却几乎无能的台湾青年学子。 二、作为镜子的美国，映照台湾 “从属的心灵”1965年，陈映真离开任教的中学，进入美商辉瑞药厂。20世纪60年代，台湾在美国的援助下，经济开始快速发展。作为富裕、自由之象征的美国，成了台湾人最为依赖和向往的国度。“跨国企业”的工作给了陈映真直接的经验，写于1966—1967年间的小说，开始隐约而敏感地意识到“美国”这个矗立在台湾上空的巨大而虚幻的符号，将给人们的心灵带来的损耗了，虽然“美国”此时只是小说里的一角影子。 《第一件差事》里，他继续关注从内地赴台的人精神负荷与生存危机。早期《文书》（1963）里国民党将门之子安某，背负着战场上公报私仇杀死排长、战后作为镇压方枪毙“二二八”犯人的秘密，最终精神错乱；而到了《第一件差事》，内地钱庄财主家的独子、流落台湾的“胡心保”，则在苦苦奋斗终于有了美丽的妻女、体面的人生之后，忽然丧失了奋斗和生存的动力，在虚无中走向自杀。胡心保的情人，一个台湾本土富家出身、大学毕业、在美国企业工作的女子林碧珍，其略显颓废、叛逆的个性，透露着陈映真对美国影响的一代人的一点浮面的观察。无论如何，笼罩“外省人”的阴影，从“历史”进入“现实”，或许意味着，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将把外省人和本省人一同挟裹到“富裕的虚无”中去了。 于是，在《最后的夏日》里，我们看到美丽的中学女教师，一边躲避着或偏执猥琐，或自命不凡而在她眼里皆是“自私、自作多情”的男同事们的追逐，一边将美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美国的男友——工程博士“康”的身上，她的理想，正是到那个富裕之地，做一只“快乐的寄生蟹”。在更为著名的《唐倩的喜剧》里，唐倩，一个周旋于台北文化名流的漂亮、丰腴的女人，折射出台湾知识界追随西方理论风潮的空虚可笑。最后，唐倩将“大师们”抛在身后，奔向美国那个“伟大的新世界”，嫁给军火公司的“物理学博士”了，台北“小小的读书圈”失去伊人，益发寥落不堪。在资本主义怪兽的强大威力面前，什么存在主义的痛苦、实证主义的福音，全都失声了。 这一阶段的小说，陈映真描写60年代台湾社会僵硬而浮躁的文化知识界，语多嘲讽。但讽刺的文体显然并非他所长，他既不够刻薄，也不够机智——这或许和他的个性有关？但是这些并不算成功的小说，却在日后证明了他的敏感和“先知”能力。台湾对美国的依赖、人的心灵的“对外从属化”的弊端和危机，日后一一显现；而知识界对西方理论的空洞追逐和话语游戏，不是一再重演、至今不曾消歇？ 那个时刻，陈映真已经意识到台湾的又一条后街的存在，那就是飞速发展的消费社会的后街。但是，还没来得及进一步思考和辨明，1968年，他就入了监狱。 如今看来，他几乎是命定着要走向绿岛（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所在地）。这一时期他创作的讽刺、批判风格，是秘密受着内地文革这一激进风潮的影响的——努力摆脱“浓郁的个人感伤主义”；这影响在实践层面，便是他带着几个年轻人，在那侦探密布的年代，做着成立小组织的准备了。即便有过内地政治经验的姚一苇意识到这个为理想燃烧的年轻人的危险，发出了委婉的警告——“即使把作品当成武器，创作也是最有力、影响最长久的武器。”“我看，写小说，你的一生，最其重要的，莫过于此”陈映真：《汹涌的孤独》，《陈映真文集·杂文卷》，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他还是为他想象中的革命，入狱了。 1975年，蒋介石去世，政治犯特赦，陈映真提前三年出狱。他再度进入一家美商企业温莎药厂工作。狱中七年，正是台湾经济飞速发展的七年——所谓“经济起飞”，出狱后的陈映真面对商业经济下的沧海桑田，而以自身在企业中的更深层体验，陆续写出了反思跨国企业中的台湾社会问题的“华盛顿大楼”系列，包括《夜行货车》（1978）、《上班族的一日》（1978）、《云》（1982）、《万商帝君》（1982）等。 他写了台湾人如何在跨国企业中奋斗钻营，如何与同胞勾心斗角，与洋上司巧妙周旋、忍辱负重——当情人哭诉被洋上司调戏，但是，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负的什么重呢？从创作之初就将贫穷与富裕的辩证当作重要主题的陈映真，在这个“腐败的经济成长”的时代，在这个美国挟强大资本以经济“入侵”的时代，察觉到台湾人在个人心性和民族尊严上的双重失落。《夜行货车》中，通过苦干、隐忍和心机，终于爬到中高层位置的台湾人林荣平，风度俨然，但是决不轻忽诡诈的力量；关爱情人刘小玲，但情人与事业相较是可以舍弃的。这无疑是跨国企业中最惯见的“成功”的台湾人，与此同时，陈映真写了另一个有着模糊的反抗意识的人，詹奕宏，他能力突出，但讨厌诡诈，他也喜欢刘小玲，却对她的过往不饶恕——也许也是因为爱！这样一个带着鲁莽、粗野的气息，心灵充满矛盾挣扎的人，恰是陈映真寄予希望的人，希望他是那个被金钱蚀毁的社会中，勇敢地逆向而行的人。 六七十年代，也是陈映真的好友黄春明、王祯和写出他们重要的乡土文学代表作的时期。黄春明的《再见，撒呦娜拉》和王祯和的《玫瑰玫瑰我爱你》，一个写日本商人在台湾“买春”，一个写花莲妓院老板们如何利用“美军过境”的商机，嬉笑怒骂间，可以看到他们的乡土文学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就是对于经济发展时代被牺牲被抛弃的乡村的关注，以及对于美国、日本“经济再殖民”和台湾社会的软弱性的批判。可以说，陈映真的台北跨国企业，和黄春明、王祯和的乡村小镇，共同构成了经济起飞年代最有力的、批判现实的台湾文学的图谱。 三、狱中记忆，连接“后街”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出狱以来，陈映真先是忙着在跨国企业为稻粱谋，而后几年内，在现实的直接刺激下写出了《华盛顿大楼》系列——狱中七年那些震动和感动的经验，正在此间静悄悄地发酵、酝酿，或许也在等待一个政治气氛相对松动的时机，终于，《铃铛花》（1983）、《山路》（1983）和《赵南栋》（1987）相继推出。这些小说大胆涉及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受难者，以快要被台湾社会遗忘的那一段历史中的动人故事，以回归陈映真更适合的一种温和、稳健、真挚的文体，撼动了尚未解禁的台湾。 《山路》的故事，开始于会计师李国木的大嫂蔡千惠的突然病倒，直接诱因是一张报道了50年代政治犯出狱消息的报纸。原来，在那个年代，少女蔡千惠的恋人黄贞柏被捕入狱，而他的朋友李国坤因为千惠家人的告密被枪毙。千惠为了赎罪，也因为对国坤大哥的秘密爱恋，找到了他在山里的家，谎称是他已娶的妻子，从此留在这个贫困的、已然残破的家。她终于将国坤的弟弟国木抚养成人，读完大学，并且有了自己的“殷实的会计师事务所”——在这样日渐安适的生活中，突然看到黄贞柏出狱的消息，千惠蓦然发现她已经背叛了他们的青春和理想，如今的富足，“不是我不断地教育和督促国木‘避开政治’、‘力求出世’的忠实的结果吗？自苦、折磨自己、不敢轻死以赎回我的可耻的家族的罪愆的我的初心，在最后的七年中，竟完全地被遗忘了。” 千惠完成了对国坤家庭的责任，但曾经支撑她度过艰难岁月的精神力量，也随着这“完成”垮掉了。她无奈地承认：她和她所抚育的国木，都已是“被资本主义商品驯化和蓄养的人”。怀着这忏悔的心，而不是几十年来期盼的得到往昔恋人、战友的赞赏的心，她悄然赴死了。 写作这个故事的1983年，台湾仍在戒严体制下，陈映真坦言，他有很大的顾虑。但是狱中遭逢的50年代理想者的面影和故事，在他胸中澎湃太久了。1979年，他突然遭到拘捕和审讯，两天后又莫名其妙地被释放。他醒觉他的自由仍然会在旋踵间被荒谬地剥夺，越是如此，他越是意识到，把自己知道的、思考的那些历史、那些故事留下来，是多么紧迫和重要。 终于，他让千惠的忏悔和死亡，对着一个以富裕为职志、以遗忘为自然的台湾社会，提出了哀婉而庄严的控诉。但人们会因此反省吗？出狱后的黄贞柏，又当如何面对沧海桑田的新社会？ 这个问题，要到若干年后的中篇《赵南栋》才得到回答。围绕着出狱的政治犯叶春美、赵庆云，以及赵庆云的儿子赵尔平、赵南栋，陈映真试图展现一幅几十年间两代人的命运的全景图。 少女时代的叶春美，同蔡千惠一样，有一个左翼恋人，恋人在大清洗中被枪毙，而春美因为他送的一本《辩证唯物论之哲学》，也被捕入狱。在狱中，春美为同牢的宋大姐所经受的严刑拷打，为她的信念、坚强和想到腹中婴儿会忘记疼痛的母爱，一再潸然泪下；她也亲眼看着宋大姐和许月云老师先后赴死，听到狱中难友送行的歌声……春美出狱后，千方百计寻访宋大姐的丈夫赵庆云和两个儿子。那在狱中出生的第二子，“赵南栋”，正是取自狱中关押女犯的“南所”。 当她终于见到这个狱中出生的“小芭乐”（一种台湾水果，狱中女犯们给他的昵称），他已是一个逃离家庭、流浪在娱乐场所和不同女人之间的吸毒青年，他高大、漂亮，但没有了灵魂。而赵庆云，此时正在医院里度过他最后的时光。他曾用日本“浦岛太郎”的童话形容自己出狱后的感受：一个叫浦岛太郎的渔夫到海龙宫去了一趟。回来发现自己眉须皆白，人事已非。 他陷入了完全的沉默，即便对自己的儿子：整个世界，全变了。说那些过去的事，有谁听，有几个人听得懂哩？ 是的，他们的受难，连同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在“冷战”时期是罪恶，在“后冷战”时期是不可理喻的古董，是必然要被新时代的人们遗忘的，即便是活在他们的阴影中的子女。 但陈映真不能忘。从《铃铛花》到《山路》再到《赵南栋》，陈映真接续了他早年对台湾“历史的巷道”的关注，少年时期，他通过禁书打开了“激进主义的世界”，开始了解童年时期那些自他身边消失的人们，写下了许多漂浮着社会主义梦幻的篇章，但直到三十一岁入狱，他方才真正接触了50年代的政治犯。这些他相遇时已然做了十八九年牢的政治犯，有本省人、外省人，还有高山族。他们给他讲了许多的故事，关于他们的同志、亲友，还有年纪轻轻就别离了的爱人；他们如何赴死，如何在狱中荒漠的岁月生活下来…… 陈映真感慨着：那些故事的动人，不需文学的虚构和渲染——那是“外面”的人无法想象、难以相信的。他一定要写，他想起看过的有关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是的，苦难需要以艺术作品去升华和反省，由此，我们的伤痛才能痊愈。 在陈映真写作这些故事的80年代，还有另外一种背景和含义。1979年“美丽岛事件”之后，面向威权体制的“反对运动”，开始向“本土意识”倾斜，“夏潮”为代表的左翼民主力量逐渐边缘化。民进党成立之后，更有着将台湾民主斗争的历史一把揽过的企图。面对戒严时代的政治伤痕，他们为“二二八”平反疾呼的同时，却对“白色恐怖”中的牺牲漠不关心。究其原因，“二二八事变”埋下的族群阴霾，正好为“本土力量”自居的民进党挑战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所用。20世纪90年代，“二二八”更成为民进党选举中必打之牌，不惜加倍渲染、造成整个台湾社会的族群大撕裂。而陈映真知道，“白色恐怖”中为了台湾、为了整个中国的理想而牺牲、身陷囹圄的那些人，是不分省籍的！“二二八”也好，“白色恐怖”也好，台湾的苦难，乃是现代中国在抗战、内战、冷战中的不幸遭遇的一部分。他痛心于新的政治利益驱使下，台湾历史被再度扭曲——对于那些牺牲的人，意味着不公；对于今天的台湾民众，意味着又一种欺瞒。一个不能清醒认识自己历史的社会，将会走到哪里？ 1983年，陈映真第一次获准从台湾出境，来到美国爱荷华大学，聂华苓夫妇主持的“国际写作工作坊”。在这里，他不但见到了以往只能依靠理论认知的亚非拉“第三世界”的作家们，更“平生第一次”见到了来自“祖国”的同胞同行：茹志鹃、王安忆母女和吴祖光。这真是一次历史性、戏剧性的汇聚。多年后，陈映真、聂华苓和王安忆都一再地撰文回忆那个爱荷华的秋天。聂华苓的笔下，陈映真终见亲人、仿若儿童的欢喜雀跃，年轻的王安忆初见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鲜、好奇和锐气，跃然纸上。碰撞也是自然而然，陈映真的社会主义理想，在王安忆听来，有如在内地正待叛逆的道德说教：“雷锋当然好！但我们不要被人逼着去学！”——似乎最初的相遇，就预示了陈映真这么一个台湾的社会主义者在内地语境中必然的错位，如同今日“比老干部还老干部”的戏称。但是，也正是陈映真那超越现实功利的理想主义、那种对人的存在的更高价值的期求，使他成了王安忆不能摆脱的一个精神存在。她先后写下了《乌托邦诗篇》和《英特纳雄耐尔》，向这个其实一直影响着自己的理想者致敬。或许，这正是陈映真的魔力，无论理解不理解，认同不认同，他的存在，会召唤你内心的某种苏醒，一种或许柔弱、天真的情感，甚至让人感到羞涩，但一旦醒了，就像种子一样埋下来。 一方面，揭示那被扭曲、被压抑、被粗暴对待的，一方面，揭示那美好、公义的可能和应然，这或许是陈映真理想实践的一体之两面。1985年始，他带着一些年轻人，办了一份以摄影报道和报告文学为主的杂志：《人间》。它的宗旨，与渲染着消费社会各种时尚风潮的杂志背道而驰——它要反映的，正是台湾繁华富丽的背面，台湾的“后街”。他们关心台湾残疾者的边缘生存，关心退役老兵的堪怜晚境，他们为犯下杀人之罪的原住民青年疾呼“刀下留人”，他们对“二二八事变”展开深入的调查，他们穿透白色恐怖的迷雾、寻找消失的一代理想者……从现实到历史，《人间》与陈映真的小说其实抱持着相同的质地：直面人间的残破和悲伤，呼唤人类的良知，重建一个信仰、希望和爱的社会。 曾在80年代初期接触杨逵、陈映真的文学，并为其不渝信念震动的蓝博洲，便是投身《人间》杂志的年轻人中的一个。他追随着陈映真走进了台湾历史的那条后街。1988年，他在《人间》发表了报告文学《幌马车之歌》，展现了台湾作家钟理和的异母兄长钟浩东短暂、传奇而动人的一生。曾经偷往内地参加抗日、光复后在基隆中学任校长、因偷印地下《光明报》而被捕身死的钟浩东，让50年代白色恐怖中的台湾左翼知识者，如同“出土”般引发了台湾社会的心灵地震。陈映真在《赵南栋》中未及展开的故事，在这里得到了细致的、感人至深的袒露。导演侯孝贤如此回忆： 十六七年前，我们都在看《人间》杂志的时候，看到了蓝博洲的《美好的世纪》和《幌马车之歌》。那两篇东西真的是先驱。 因此，在拍《悲情城市》时，侯孝贤不惜压缩、混淆时空，加入了《幌马车之歌》中的场景，几年后，更以此为蓝本，拍出了《好男好女》。而蓝博洲，从此全身心投入了长期、大范围的台湾民众史调查、研究和写作，一部部报告文学、历史调查和在他心中翻腾、亟待吐露的小说，让他接续了自日据时期的左翼分子到陈映真、郭松棻、吕正惠、钱永祥等一代知识人及其相关的70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校园运动、海外保钓运动……这样一个台湾“左派”系谱，并和1988年创刊的《台湾社会研究》一起，以不同层面的学术研究和社会运动，构成当下台湾仍在发声的左翼力量。 对此，陈映真应该是安慰的吧。写小说、办杂志、参与各种运动，都是基于其终生不渝的理想的社会实践。无论在政治上如何被抑制、被边缘化，他的努力，已然伴随台湾两代人的心灵之路，也连接了海峡两岸期待相互理解的心。 在创作上沉默多年后，1999—2001年，陈映真先后发表了小说《归乡》、《夜雾》和《忠孝公园》。他开始将目光投向当下台湾社会中的“老人”，而他的关注点，仍然是这些老人身上所承载的“历史”。人性在历史的变动中经受磨折与考验；而当下社会里，族群的异议与纷争、身份的焦虑、文化的失据，莫不根源于艰难而扭曲的近代史。陈映真以往的作品已经隐含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而在世纪之交的这几部新作中，他不但明晰了这一点，而且试图将其放在整个中国现代史的视野里，追问着：灵魂的问题，也是历史的问题。 在台湾的后街上，与陈映真相遇，不要为他的严肃感到不安。我们追随他进入的，不仅是台湾，也是整个中国的历史；而在探访台湾人心灵的路途中，我们必然遇到自己。 尾声 与夏潮同仁们的聚谈，结束在北京富丽堂皇的贵宾楼酒店——后面的一条旧街上的小饭馆。我们挤在一个角落里，在鼎沸的人声中，交谈近乎喊话；抬头，满墙是毛泽东和革命时代的照片。不知道这是否是“主人”——社会主义学院的刻意安排。那一刻，夏潮联合会的会长蓝博洲举起二两装的“小二”（锅头），咕咚一口，说道：陈映真就是我的一个“阴影”。他哈哈笑了：如果没有他，我尽可以赚钱去、快乐去、堕落去……可是不行，他就在那里！ 是的，他就在那里，在台湾“本土意识”的围攻和奚落之下，在这样那样的理解和误解之中，他正在老去，他爱的台湾和内地，似乎从不同的向度，与他的乌托邦渐行渐远，而他仍在与台独的文学史观、与日本的台湾民族意识论……奋起笔战。背负着“人应该有更高的价值目的”和“打破冷战和内战造成的民族分断”的爱的十字架，“老灵魂”也好，西绪福斯也好，甚至，失去了风车的堂吉诃德也好，他不会停下。 是的，他就在那里，仍然用他那特有的、时常交织着繁复的日文结构的、感性而自省的语言，慢慢地对自己，也对所有仍在凝望他的人，庄严地说： 如果要他重新活过，无疑仍然要选择去走这一条激动、荒芜、充满着丰裕无比的，因无告的痛苦、血泪，因不可置信的爱和勇气所提炼的真实与启发的后街。 陈映真：《后街》，《陈映真自选集》，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 原载：《十月》2006年第6期 原载：《十月》2006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