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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天明是一个很有社会担当以及历史责任感的作家，这从他一系列享誉广泛的长篇小说以及电视剧的主题中不断得到验证，长篇小说《命运》是一个更具特色也更具挑战与潜质的新证。 《命运》的大背景是深圳的改革开放，小说状写了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深圳跌宕起伏的时代潮流。推动这个时代大潮不断涌动的契机，固然是中国积贫积弱的历史，这种积贫积弱既有百年以降被动挨打的格局拘囿，也有闭门锁国、作茧自缚的意识形态的频频施虐。 另一个契机则来自一批既具改革热情，又有开放眼光的老干部。他们在战争年代，抱着改变家乡与中国落后面貌的誓死决心和勇气，南征北战，气若长虹；在建设年代，他们遭遇更多的是运动、折腾、认友为敌以及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乃至于当年拼死革命的结果，是如风筝断线般失去了最初的宗旨，异化而又无能改变的个人与家国命运，更如过山车一般直坠灰暗的理论谷底。一旦遭遇改革开放，他们所幸还有最后一二十年的人生余晖，绮耀若练，那龙虎吞纳一般的气概得到了空前的释放与演绎。 小说找到了一个很吃重的开场：“下午三四点钟，缓缓隆起的地平线上，躁动地堆积起一层层乌云。同样在这个下午的三点钟，一八四团团长关向民心里却有点烦。当时，部队正奉命向紧邻香港的深圳宝安一线紧急开进，去制止边民外逃。”深圳的命运是从哪里开始寻求到突破口的？后人总结，当然可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其先声，也可以是伟人在中国的南海画了一个圈得其前导。但再往深里问，为何改革开放要在深圳寻找突破口，而非北京、亦非上海？问题就更容易凸显：一是深圳比邻香港。同样的地理位置，同样的人文语种，何以深圳河两岸的生活差别犹如天壤：上世纪70年代，香港人均年收入一万多元，深圳多则一百多元，少则为负数，亦即农民辛辛苦苦劳作一年，还欠生产队的钱，比较是最好的老师；二是深圳人逃港。逃港的主因就是因为两地生活差别太大，不是一般的差别，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与衣食足而知礼仪的差别。 我曾在深圳特区成立20周年的时候，专访过深圳的第一任市委书记吴南生。他说：上世纪70年代他回故里汕头，看见家乡比解放前还穷，真是万千感受一起涌上心头：我们几十年辛辛苦苦地革命，到底为了啥？！ 小说塑造了钟灵、宋梓南、石长辛等一系列老干部的形象，他们的原型就是曾在深圳或广东省委任职的任仲夷、吴南生、梁湘、袁庚等。小说中省委书记钟灵到深圳视察外逃，一方面确实感到事态严重，影响很坏；另一方面也不能不问，仅仅是阶级斗争？坏人教唆使然？所以他会自问，也会问身边干部：我们能不能加紧把脚下的土地建设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如然，“不仅会让我们的人民舍不得离开这儿，有朝一日，还能够让香港、澳门、台湾的乡亲往我们这边跑。”当场好几个干部都禁不住笑起来：“让香港人往我们这边跑，可能吗？” 当年认为是天方夜谭的事情，二三十年之后，变成了现实。如今，香港人不仅大量在深圳、东莞一带办厂，还有不少拖家带口在这一带购房居住者。至于当年逃港以后又折回来办厂兴业的成功者也比比皆是。 小说在状写那一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中，没有回避重大矛盾冲突，没有回避改革者来自上下左右也来自内心的巨大压力，此殊为可贵。当某些人举着马列经典警告改革者：“雇工超过七个就是剥削”的时候，宋梓南们不仅要大量引进外资办厂，那么雇工就不仅是七，而是七的十倍、百倍、千倍！宋梓南们还要租让土地、出售厂房，昔日被我们洒扫庭除、赶出大门外的帝国主义资本家又大摇大摆地回来了，能不令人痛心疾首：深圳除了一面五星红旗，还有什么没变呢？！ 小说中无论是通过主人公，抑或出自作者胸臆的政论，大气磅礴其表，深刻寓意其里：别的地方的官员可以躲着这样那样的追问，只要这个官员有足够的官场经验，他们是躲得开的。“也就是说他们既可以安全着陆，又光彩前行，其实什么新事也没做，就像是附着在巨轮底部的那些软体或硬壳动物一样，同样享受了‘历史性远航’的辉煌……”像宋梓南这样具有见识、担当与悲悯之心的老干部，以自己一往无前的气概和“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勇气，与那些见风使舵、阿谀奉承、“左”得可爱复可悲的理论家们截然划清了界限。“秋水马蹄天放客，春冰虎尾梦回时”，魏源的两句诗，是宋梓南等一代为深圳开疆辟土的先行者的精神写照啊！ 从《命运》中艺术展示的巨细兼收的深圳改革历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现今社会的种种不如人意——欠薪、贪腐、分配不公以及贫富悬殊，都只有通过诸如法治、民主、公平、正义、舆论监督和权力制衡等深化改革的举措，才能矫正历史的航向，当然还有经济发展与人性的向善。只要认真地回想一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深圳湾一线汹涌逃港的身影与浮尸，就令人怵然：倒退到大一统的僵化的计划经济、舆论一律以及阶级斗争，绝无出路，与公民的福祉期盼，无异于南辕北辙。 原载：工人日报 2009年07月03日 原载：工人日报2009年07月0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