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得到一本好书《东鳞西爪集》，一翻就放不下了。作者王必胜先生以难得的率直与机趣，讲述了近几十年来与许多作家交往的故事。其中有说事的、论人的、谈文的、品书的、赏字的、观景的……美不胜收，令人玩味无穷。 比如，出乎我想象，刘恒竟还用最原始的工具写作，令人叫绝：“他一是用人们不太用的蘸水笔，写一下，再点一下墨，这恐怕已经绝迹的东西，却是他当年的最爱；二是在一个普通的大32开的日记本上，纵横驰骋，笔走龙蛇，成为一代小说和影视的高手。多年后他还是不用电脑。用这类多是没有笔锋的断尾蘸水笔，写出的字粗大圆实，形成独有的风格。”我正是在这本书里见识了刘恒的字迹，是他写给王必胜信的影印件，愤怒地控诉副刊转载一个“文字流氓”的文章，将他的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电影《菊豆》骂得“狗血淋头”。 岂知正是此人，当年也曾对我“狗血淋头”。他率先在报上写长文发难，由此掀起一场对我长达数年的“剿杀”。早知道当时我也给必胜写封长信，一是发发胸中闷气，像刘恒所说的“表达一个顺民的无奈”，二是借必胜之笔“立此存证”。 必胜兄的文字，随意自然，真挚而温暖。如他评价汪曾祺的散文：“注重情致和性灵，简洁精短，有如明清小品。”为文张扬人道，不愧是“当代文坛最后一个士大夫”。他说邓刚，“看似一介武夫，粗粗拉拉，却是很细心的人”。我尤其欣赏他把跟我相交近30年的林建法称作“文坛大侠”，说他是一个仗义的人，也是一个挑剔的人。生动而准确。 他对别人真率，别人对他同样也会直来直去。且看多年前方方陈述自己散文观的信：“王必胜你好。听说你们在海南惊险事不断出现，显示了‘资本主义笔会’的诡谲。我们这边的‘社会主义笔会’，实在是祥和、安定，形势一派大好，可见‘资’和‘社’的分野随处可见也……”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又机趣盎然，令我不禁想起跟方方交往的诸多趣事。许多年前她给我写信，也是这么上来就直通通地冒叫一声：“蒋子龙你好！”足见湖北人的爽利，但她的智慧与敏俏，仍一如继往地天方地阔。 在当今文坛上已经很难见到这样的爽直了，甚至流失了文人间应有的善意，相互间也缺乏真实自然的交流。如韩少功所言，作家见面聊体育、聊电影、聊股票、聊收藏，惟独不谈文学。《东鳞西爪集》做了一件功德事，作者跟百位作家聊散文。问题出得好，作家们答得用心，最后集成“百家散文观”，既妙趣横生，又各具真知灼见，可称得上是“散文百科”。 韩少功认为，心灵贫乏和狭隘的作家，一写散文就露馅，如同姿色不够的优伶，只能上妆登台，靠油彩博得爱慕。“造作的散文，就是下台后仍不卸妆，仍在装腔作势，把剧中角色的优雅或怪诞一直演到后台，甚至演到亲戚朋友的家里。”岂止散文，简直活画出当今文坛的一个普遍现象。 能被请到峨眉山寺庙为僧人们讲佛经、近乎是化外高人的何士光，其文学见解自然更为独特。他借用《金刚经》里的话说，世界非世界，众生无自性，这个世界是无法描绘的。“你的存在，不过是一个不断变动着的身躯的存在，和一串不断变动着的念头的存在，这之中哪一个又是你呢？我们通常说的自我，又会在哪里呢？”听何士光讲话或读他的文字，尽管不能尽解其高妙，却常有一种醍醐灌顶的钦快。难怪王必胜评道：“齐、清、定，清爽、洁净、秀气，现在恐怕得绝版了。” ——果然是“东鳞西爪”！随意而自然地记录和反映了文坛生态。无论是作者自己，还是他笔下的作家们，都处于和生活中的真实相符的位置，有股极其珍贵的温暖和善意充盈其间。这一点格外让我感动。而当下的文坛，未免太冷了，那是来自骨子里的一种阴冷和偏狭。一旦开骂，便怎么刻毒怎么来，恨不得一句话就将文学骂死，将对方置之死地。即便不开骂，也基本上不读同时代作家的书，写文章或向别人推荐书目，都是外国作品或古代经典，既显示自己博学，又优雅地鄙视了当代的同行。更不会轻易说别人的好话，除非是自己小圈子中的人，或在某个人的讨论会上。那就会费尽心机、花样翻新的大说好话。但那不叫温暖，叫发烧。忽而太冷，忽而太热，惟独缺少王必胜式的自然而然的温暖和善意。 白居易讲，文学的根是情。作家间没有正常自然的温暖和善意，如何有情？如何养育真性情？若硬要煽情，只能是虚情、滥情。我读此书中的《病后日记》一章，几次眼睛发潮，投桃报李，你有温暖和善意，必然会收获别人的温暖和善意。 必胜先生的《东鳞西爪集》，为文事存真，为文人存情，为文坛存佳话，为文学存温暖，是一部绝佳的“当代文学史话”。既赏心悦目，又可作为珍贵的资料收藏。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04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0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