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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世纪充满着战争与革命的风雨，全球经历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激荡。就承受的风雨之多遭遇的激荡之大而言，其他国家莫过于俄罗斯。不少国家都卷入两次世界大战，但这两次大战的主战场却首推俄罗斯；别的国家在两次大战的间隙尚有可能休整喘息，俄罗斯则又蒙受国内战争那血与火的洗礼。在不到三十年的时期内，这个国家经受了三次战争；在不到十五年的岁月里，这个国度发生了三次革命，在二十世纪即将走向其终点之际，地球上的这一片土地上又在翻江倒海。这里发生的一切是这样的神秘莫测，它们所展现出来的戏剧性与悲剧性又是如此强烈与深刻，已掀动东西方各国各色人等的观望与思考的热潮。关于俄罗斯这个国度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历史本相”的认识，由于许多条件的改观正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文学领域，先前一直静悄悄地漂流着的另一条“顿河”，终于历史地汇入二十世纪俄语文学的总体之中。以布宁、西林（纳博科夫）、阿克肖诺夫、布罗茨基等人为标志的“俄侨文学”，先前一直在苏联境外生存着。近些年来，伴随着帕斯捷尔纳克、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古米廖夫等“国内侨民”作家作品的“平反”与“洗尘”，得到了红红火火的“回归”与“定位”。“侨民文学”的这种“回归”与“白银时代”遗产的发掘，正成为近年来俄罗斯文坛乃至文化生活中的两大热点现象。二十世纪俄语文学乃至二十世纪俄罗斯语言艺术文化的“历史本相。”将由于“侨民文学”与“白银时代”的“回归”与“定位”，而展现出新的景观。 纳也纳──哥本哈根──莫斯科 ──大张旗鼓的“回归”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俄侨文学”只是一种寄人篱下的边缘现象。侨民作家的活动范围大多局限于他们所栖居的国家。自二次大战始，美国成为俄侨作家相对集中的栖身地，俄侨作家作品的印行、作家之间的聚会，报纸杂志的出版主要是在这个国家内进行的。乃至80年代中期，情形发生了变化。俄侨作家的“东征”悄然开始了。1987年12月2日至5日，世界各国“流亡作家”们聚首西欧与东欧最近的交接点──维也纳，在那里举行了他们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俄侨作家无疑是这些“流亡作家”的主力。弗拉基莫夫、沃依诺维奇、陀甫拉托夫、里蒙诺夫、科彼列夫等知名作家以及198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他以书面发言的形式）参加了这次聚会。这些俄侨作家以他们的“出席”、他们作为文学家的“存在”这种事实向莫斯科方面传达着信号。 果然，在冰雪消融的来年春天，苏俄文学界推出了一个较大的举措。1988年3月，苏俄本土名作家巴克兰诺夫、杜金采夫、伊欺坎捷尔、沙特罗夫与著名评论家别拉娅、尼·伊凡诺娃，组成一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与侨居国外的俄罗斯作家阿克肖诺夫、作家兼评论家西尼亚夫斯基、评论家兼文艺学家艾特金德等人，在哥本哈根这个静谧的北欧都城举行了“两岸作家”的首次聚会。苏俄文学与俄侨文学之间延续了几十年的“冷战”终于告一段落。“对话”（虽然不无激烈的争鸣但双方都怀有真诚地交流的愿望）的新格局开始萌生。 一年之后，艾特玛托夫任主编的大型文学期刊《外国文学》在其年初的两期上发表了该刊对目前健在的“俄侨作家”的“咨询”。被咨询者应回答的问题是：您是如何看待“俄侨文学现象”的：它是苏联文学的一部分呢，抑或只属于作家所栖居的国家的文化？您本人最为看中的作品有哪些，是当年在苏联本土写的，还是后来在侨民期间创作的？据您看来，近年来世界文坛上最杰出的事件是什么？您关注苏联的文学生活吗，哪些发表物最吸引您的注意？这次受咨询的“俄侨作家”其数量之多，其代表性之广，可以说是空前的。从慕尼黑、西柏林、巴黎到波士顿、华盛顿、纽约，从渥太华耶鲁撒冷──尚且健在的“俄侨作家”中的知名者几乎都得到了一次在故土“亮相”的机会。“唯有布罗茨基因居无定所而未能联系上，而索尔仁尼琴则不愿回信”──名学者德·扎东斯基在这一咨询材料的跋文中就是这样向读者说明的。而艾特玛托夫本人则亲自为这一咨询材料写下意味深长的序文：被咨询的“这些作家中的一些人当年在故土曾经颇有知名度，甚至可以说十分杰出。后来，相当长的岁月里，他们却从我们的文化生活中长久地消声匿迹──这些作家一下子沦落为弃儿，然而思想却不可能成为弃儿。”这位苏联名作家“十分痛心地思忖着，俄罗斯作家已经不是第一次蒙受这种被驱逐出故土的命运了。”他认为，“这一令人感到苦涩的现实是颇有教训意味的。”他主张，应当从从容容地思考一下，心平气和地剖析清楚：究竟是什么缘由而使这种现象有可能生成？而不是匆匆忙忙地去贴上一些侮辱人的标鉴。 这是很有份量的声音。它与苏联作家代表团的哥本哈根之行一样，表明苏俄本土文学界对苏俄侨民文学的姿态。“官方的”、“正式的”交流实际上的也是“两岸文学”汇合之大势之所趋。早在1986年，西林（纳博科夫）的小说《卢仁的防御》就得风气之先而与苏联读者见而：1987年春，侨民作家、诗人格·伊凡诺夫的遗孀伊琳娜·奥陀耶夫采娃，作为列宁格勒大型文学期刊《涅瓦》的客人，第一个从巴黎回到她的故乡，成了“两岸文学交流”的一只春燕。1989年春，另一位侨民诗人、批评家符·霍达谢维奇的遗孀尼娜·贝尔贝罗娃，作为全苏最权威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刊物《文学问题》的客人，从美国新泽西洲的普林斯顿回到莫斯科。这两位女性本身也是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她们之被邀请“回来”──虽说是以民间的形式，被盛情接待，更表明苏俄本土文学界对侨民文学不再冷落不再遗弃的立场，暗示着苏联当局对“俄侨文学”的“解禁”与“接纳”。1987年底，苏联第1号文学期刊《新世界》刊出布罗茨基的诗作。《鳄鱼》这家发行量达530万的普及性杂志发表了阿克肖诺夫的一个长篇小说《寻找忧郁的小男孩》的片断。嗣后，非苏俄本土的俄罗斯侨民作家的作品以前所未有规模一批接一批地“回归”。西林（纳博科夫）与布宁、索尔仁尼琴与梅列日柯夫斯基、扎依采夫与列米佐夫、苔菲与阿威尔岑柯……一时间成了各种杂志各家出版社竞相“开发”的对象。“俄侨文学”在苏俄本土的风行出现了好几个浪潮。1989年曾被宣布为“纳博科夫年”，1990年号称为“索尔仁尼琴年”，1991年被认为是“尤·阿列什科夫斯基年”，1992年，里蒙诺夫的作品占据了畅销书的榜首。 与“发表热”与“出版热”相呼应，“俄侨文学现象”作为文学评论与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课题，已进入议事日程。文艺学刊物《文学学习》、《文学评论》、《俄罗斯文学》与《文学问题》自1990年起，相继辟出“国外俄罗斯文学”专栏。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在1990年春就开设“20─40年代俄苏侨民文学研究”专题选修课。世界文学研究所现代俄罗斯文学研究部新组建了“国外俄罗斯文学”研究室。高等院校的俄苏文学教学中，也开始把“俄侨文学”列入教学大纲，1991年，莫斯科师范学院的教授们与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的部分学者联手合作，为中学十一年级的文学课所撰写的教学参考书中，“国外俄罗斯文学”占有相当大的篇幅，17位“俄侨作家”的创作第一次得到正面的评述。同年，莫斯科大学出版社印行了阿·索科洛夫的讲稿《二十年代俄罗斯侨民文学的命运》。1992年，俄罗斯大型文学期刊《莫斯科》与美国专门刊载“俄侨文学”作品与史料的大型期刊《新杂志》在阿尔巴特街共同发起“俄苏侨民文学的昨天与今天”圆桌座谈。座谈会上，“与俄侨合作协会”主席、“国外俄罗斯文学研究室”主任奥·半哈依洛夫博士吁请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全方位地“开发”“俄侨文学”。同年秋天，俄罗斯国立外国文学图书馆举行了题为“流放：20世纪文学中的独特现象”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俄罗斯著名文艺学家、符号学专家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博士在他的学术报告中把“俄侨文学”视为世界文学进程中一个内涵丰厚、品格独具的文化现象。伊凡诺夫博士指出，俄罗斯文化拥有某种一心要摆脱过分生硬的国家的局限的品性，她似乎一厢情愿地利用着流亡状态所带有的悲剧情形。流放、流亡对俄罗斯文化曾经是很有益的。从文学创作上看，可以布罗茨基的诗为例；在文学理论上，这方面的典型则是罗曼·雅各布森。莫斯科一塔尔图符号学与结构主义学派正是继续了由俄侨文学所滋生的布拉格一维也纳学派的传统。而在数量上不少于两千万的的俄苏侨民中产生的“侨民文学”（不仅拥有有三个浪潮）更是二十世纪俄语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93年5月，在莫斯科大学举行的题为“世界文学发展总格局中的俄罗斯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俄侨文学”与“白银时代”成为规模空前（30个国家600多位代表）的学术讨论中的两个热点。布宁、西林（纳博科夫）、布罗茨基的创作已成为各国学者普遍关注的焦点。 看来，从维也纳经哥本哈根至莫斯科，“俄侨文学”已历史地完成了它的“东征”。“俄侨文学”在苏联解体前后那般红红火火的“回归”，无疑给近些年来的俄罗斯文坛乃至这个国度的文化生活平添了颇富戏剧性的一幕。 柏林──巴黎──纽约 ──曲曲折折的“迁徒” “俄侨文学”作为二十世纪俄语文学中另一条流脉拥有它的西方支流与东方支流。其西方支流主要指二次大战前“西欧俄侨文学”（德、法、意诸国）与二次大战后的“欧美俄侨文学”（美国、加拿大与欧洲各国）；其东方支流主要指二次大战前的“远东俄侨文学”（主要在中国的哈尔滨与上海）和二次大战后的“中东俄侨文学”（主要在以色列）。今天，从文学创作的实绩而看，俄侨文学的主体是其西方支流。这一支流上的流亡与流放由于其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又可分四次大的浪潮；从侨民作家诗人离乡背井在异域迁徒的历程来看，柏林──巴黎──纽约是当年俄侨文学生成与流变的三大主要“驿站”。1917年的十月革命，尤其是革命后不久在苏俄发生的国内战争是第一次流亡与流放浪潮生成的直接背景。对红色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敌视、对白俄武装抵抗运动的失望、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惧、对革命与战争中不可避免的暴力所造成的动乱的畏惧，对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文化”以及“拉普”之流结党营私、打击异已、残酷斗争之类举措的反感，使一大批俄罗斯作家诗人走上逃亡的道路。在两军对垒的激烈斗争中，布尔什维克当局也针锋相对地推出了一系列“红色恐怖”的举措。1922年8─9月间，苏维埃俄罗斯驱逐161位最活跃的“国内侨民，”其中包括尼·别尔嘉耶夫、谢·布尔加科夫这样著名的哲学家与米·奥索尔金、尤·艾亨瓦尔德等知名作家。这些流亡者与流放者经黑海、波罗的海的港口流落至君士坦丁堡、索菲亚、贝尔格莱德、布拉格，或滞留在里加、塔林、华沙，或辗转至哈尔滨、上海。及至1921─1923年，西方支流中的大部分汇集于柏林、布拉格。后来转至巴黎。在“俄侨文学”第一浪潮中，从1918年就充任“侨民文学”急先锋的阿·托尔斯泰，到1931年终于被斯大林亲自批准出国的叶·扎米亚京，大多是在帝俄或苏俄境内就已经成名或已经成熟的作家与诗人，且各种思潮、流派、社团的都有。有十月革命前在俄国文坛上曾十分活跃的象征派作家、诗人梅列日柯夫斯墓、吉皮乌斯、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与巴尔蒙特，“阿克梅派”诗人、作家霍达谢维奇、阿达莫维奇、格·伊凡诺夫，“自我未来派”诗人伊戈尔·谢维里亚宁，也有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就登上文坛的现实主义作家布宁、库普林、扎依采夫、施米廖夫；有在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另辟蹊径的安德列耶夫、列米佐夫、扎米亚京，也有其创作难以归纳为某一“主义”的茨维塔耶娃，倾心于讽刺与幽默的萨沙·乔尔内、尼·苔菲与阿·阿威尔岑柯，甚至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海燕”高尔基、后来成为苏俄文学经典作家的阿·托尔斯泰、爱伦堡、什克洛夫斯基、别雷。在某种意义上也确实可以说，这是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的延续。由这些名作家的诗、小说、戏剧、散文、文论乃至回忆录、政论、小品所组成的“俄侨文学”第一浪潮，的确成了整个“俄侨文学”最辉煌的时期。他们出版了一百多种报纸与几十种刊物，还拥有数十家出版社。现在有些学者甚至称这一浪潮为“俄侨文学”的经典时期，也是不无道理的。1928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俄罗斯侨民作家大会，在当时的塞尔维亚科学院里组建了一个专门协调出版俄罗斯作家作品的委员会，开始出版“俄罗斯丛书”，推出了布宁、库普林、梅列日柯夫斯基、施米廖夫、吉皮乌斯、巴尔蒙特、苔菲、列米佐夫、谢维里亚宁等人的作品集。1933年，瑞典皇家学院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布宁，以表彰这位作家“精美纯熟的才能”，称“他正是运用这种才能在其艺术散文中塑造了典型的俄罗斯性格”。如果说，布宁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标志着“俄侨文学”中“老一代”作家们的艺术探索成就在当年就得到了某种角度的“确认”与“定位”，那么，在“第一浪潮”中一些“新人”的文学建树就更为“俄侨文学”增添了光彩，尤其是西林（即后来的纳博科夫）的小说艺术与波普拉甫斯基的诗歌艺术，无疑是二十世纪俄语文学史上出色的篇章。西林（纳博科夫）甚至成了一位影响深远的国际级语言艺术大师。“俄侨文学”第一浪潮的“迁徒”历程，正可以西林（纳博科夫）在十月革命后至“二战”爆发之间的辗转轨迹为代表，他先是在柏林，后移居巴黎，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前夕，又不得不走向大洋彼岸的美利坚。西林（纳博科夫）离开欧洲大陆，恰恰是“俄侨文学”第一浪潮走向“终结”的一个象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类蒙受了空前巨大的灾难，它使千百万人的命运发生了变迁。在苏德战场上，尤其是在1943至1944年，新的“侨民浪潮”应运而生。一些人被德军掳走，一些人则乘机随德军“西奔”，一些人是在1945年德国被瓜分后“自然地”成为“西德”公民。这些“俄侨”──准确些说，已经是“苏侨”向西方的“迁徒”历程也是经由西欧而走向美国，在这次“侨民浪潮”中，名诗人名作家极少，后来在西方俄侨文学生活中因诗歌、小说、戏剧，文论而知名的也不多，但他们在回忆录，文学史尤其是侨民文学史料的整理、侨民文学期刊的编辑方面功不可没。象一直延续至今的著名周报《俄罗斯思想》以及《桥》、《空中道路》、《界线》等杂志与文丛都是“第二浪潮”作家们创办的。现在，一些学者们已经注意到格隆斯基、克诺林格、卢卡什、叶拉金、伊瓦斯卡、勒热夫斯基等人遗产。就这批“侨民”作家的整体贡献而言，他们似乎在“第一浪潮”与“第三浪潮”之间承担了某种“桥梁”的使命。 所谓“第三浪潮”，可以说是“解冻”之后又“结冰”的背景下，尤其是“停滞”时期的产儿。轰动世界文坛的《日瓦戈医生》及其作者帕斯捷尔纳克事件，可以视为苏联文坛“大气候”骤变的一个先兆。一部分在“苏共二十大”的政治文化氛围中迅速成为文坛的“弄潮儿”的作家与诗人们，对“解冻”之风吹刮得如此短暂大为失望，对东西方两个阵营的“冷战”局面延续得如此久长大为不满，对意识形态主管方面对文学创作具体的、频繁的干预大为恼怒，于是他们仿效帕斯捷尔纳克把作品寄到西方发表，或者，索性在境内创办“地下刊物”。这些举措无疑给主管方面的领导带来不快。对文学作品的审查、对有“异端思想”的作家的压制便接踵而来。或颁发签证，让作家出国，或剥夺国籍，令作家离境。“西尼亚夫事件”、“索尔仁尼琴事件”、“《大都会》事件穿行于60─80年代。这次“流亡”“流效”浪潮在70年代达到高峰，史称“俄侨文学”“第三次浪潮”。与“第二次浪潮”一样，这些作家的“迁徒轨迹也是先西欧再美洲，现在则散居“西方世界”各个角落。相对集中的栖居地首推美国与加拿大，法国、德国次之。也有一部人渐次迁居以色列。“第三浪潮”的文学创作实绩相当可观，仅次于“第一浪潮”。如果说“第一浪潮”是“白银时代”的延续，那么，“第三浪潮”也可以说是“解冻时期”的延伸。象“第一浪潮”的主体是由名诗人名作家构成的一样，在1964─1985年侨居国外的俄罗斯作家诗人中，也有不少是在国内就成熟就知名的人物，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索尔仁尼琴当年在国内就蜚声文坛。涅克拉索夫、阿克肖诺夫、西尼亚夫斯基等人的成名作也是在苏联先行发表的。象前两个浪潮中的俄侨作家们十分注重文学期刊与出版社一样，“第三浪潮”的作家们也拥有数十种杂志。譬如，《大陆》、《时代与我们》、《回声》、《相会》、《第三浪潮》、《句法》等。象“第一浪潮”一样，“第三浪潮”也推出不少在语言艺术探索中卓有成绩的名作家名诗人。在诗歌方面有：加里奇、科尔查文、布罗茨基等；在小说方面有：沃依洛维奇、陀甫拉托夫、弗拉季姆夫、马克西姆夫、阿克肖诺夫、阿列什柯夫斯基、萨沙·索科洛夫等；诚然，“第三浪潮”的“俄侨文学”的时代文化氛围与“二战”之前迥然有别，它的美学思想追求与“第一浪潮”相比，呈现出更多的“开放性”与“对话性”，这在作家、诗人的主体意识与其作品主题、风格、文体甚至语言上都有所体现、单就主题色调而言，在“第三浪潮”作家笔下，不仅有“怀乡愁”与“揭秘”兴趣，而且有“反乌托邦”的“警世”与“醒世”之言，不仅追溯俄罗斯历史变迁，而且有对“俄罗斯灵魂”对民族的劣根性的拷问。在写作技巧上，他们也表现出更多的勇于汲取勤于探索的激情。这其中，自然也有侨民作家在西方文化市场上求生存而不得不与栖居地的文化生活“接轨”的情形，以耸人听闻、放浪形骸而闻名的爱·里蒙诺夫的创作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不过，即便是这类作品，之所以相当风行，也是值得探讨的。里蒙诺夫的小说在今日俄罗斯的“回归”，标志着“第三浪潮”的“俄侨文学”最终还是被俄罗斯“接纳”了。虽然，俄罗斯文学评论界与“侨民文学”的专家们对“第三浪潮”的看法还很有分歧，有的学者相当矜持。这里面原因复杂，但同时代人（当年曾经激烈交锋过）之间的情感纠葛难以一时化解，这一层也是不言自明的1985年四月以后，“公开性”与“新思维”的旗号被高举起来之后，俄罗斯向“西方移民”的浪潮并未中止。这新的“移民”中也不乏作家、诗人，但这“第四次浪潮”与前三次有着根本的不同点：这次“迁徒”已经纯然是自觉的、志愿的。如果说，前三次浪潮的主要动因是政治的、精神的、文化的、美学的，拥有深刻的甚至悲剧性的历史背景，这第四次的主要诱因便是经济的、物质的。这次侨民浪潮目前尚在延续。 ·流亡·放逐·旅外· ──大相径庭的“状态” “俄侨文学”在传统的文学史、文化史著作中有许多别号──“白俄文学”、“流亡文学”、“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学”。传统的文学史家、文化史家一向强调：十月革命后俄罗斯文学“内外分流”，一支留在红色苏俄境内，其代表人物是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肖洛霍夫；一支流亡苏俄境外，其代表人物的是布宁、梅列日柯夫斯基、巴尔蒙特、吉皮乌斯。今天，通过对“俄侨文学”的“历史本相”的检视，人们会对这些“确认”发生质疑。事实上，当年栖居国外的“侨民作家”的社会心理是形形色色的，他们向异国它乡的“迁徒”的政治文化动因是多种多样的。一些人，如梅列日柯夫斯基、阿·托尔斯泰、吉皮乌斯以及德·费洛索弗奥甫等人，当年的确视红色苏俄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们坚信真理在白俄这一边，因而投奔白俄将军；有的甚至在纳粹法西斯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时，还希望借德国人之手消灭布尔什维克政权，如梅列日柯夫斯基；这类人无疑是反苏反共的“流亡者”；但大部人并不是这样。有些人是被国内战争中血与火的厮杀所震惊，并且把这种暴力灾难归咎于布尔什维克新政权，如布宁、施米廖夫；有些人则是在红军与白军的交锋与割据中仓惶逃难或追寻在白军中的亲人（如女作家苔菲、女诗人茨维塔耶娃）；有些人分明是在布尔什维克政权成立不久就失身于沦陷地──在帝俄与苏俄转轨中“一夜过后”便成了“侨民”（如安德列耶夫，库普林）；有些人则是在十月革命后还曾与红色政权积极合作过，但终于被失望或怀疑启动了“侨居国外”的念头。如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扎米亚京。有的则是被要求“出国”，如高尔基。“革命海燕”在十月革命的岁月里发表了总题为“不合时宜的思想”的系统政论，在“革命与暴力”的关系上公开道出了那些在当时被视为很不得体的“自由思考”。时至1921年夏天，对他关心备至的列宁断言高尔基在苏俄没有“有利的工作条件”，坚持让高尔基出国。高尔基先是到了柏林，后久居索伦托。在柏林期间，他与霍达谢维奇主编杂志《谈心》(1922─1925)，“旨在恢复俄罗斯与西欧知识分子的联系”。经过漫长的七年“侨居”之后，在来自苏联的亲朋好友的劝说下，在苏联政府的“建议”下，60岁的高尔基才于1928年返回祖国。“侨民作家”在“另一条静静的顿河”里的归宿也很不相同。一些人是一旦出走就“再也未回头”，客死异域；一些人在有生之年尚且得到再返故土的机会；一些人当过一段“侨民作家”后立即转换路标，“回归”苏俄。这种“回归”并非始自八十年代末。早在1922年，阿·托尔斯泰就“一马当先”“反戈一击”，从“侨民文学”的急先锋摇身一变为“苏俄文学”的中坚，后来，在高尔基逝世后，便成了苏坛文坛上别人难以与之比肩的宠儿。他是全苏作协主席、最高苏维埃代表、科学院院士，一次又一次的斯大林奖金的得主。他死后竞享受了国葬。在阿·托尔斯泰从国外“回归”后，相继“回归”苏俄的名作家、名诗人有别雷(1923)、高尔基(1928)、德·米尔斯基(1932)、库普林(1937)、茨维塔耶娃(1939)、维·伊凡诺夫(1943)、尼·伊里茵娜(1943)、留比莫夫(1948)，斯列普辛(1957)……对于这些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侨居国外尔后又回国的作家，有些学者称之为“半侨民”，这种称号有些令人费解。或许，称之为侨民文学中的独特类型，“旅外”可能更合适一些。总之，对“侨民作家”当年“迁徒”时的社会心理与政治立场、文化背景要作具体而微的分析考察。建立在这种分析之上的“定位”，才能切合“历史本相”，才有说服力。至少，从侨民作家的生存状态来看，把流亡，放逐与旅外这几种基本类型区分开来，是有必要的。 “俄侨文学”的确是一个内涵丰厚、品格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俄罗斯侨民作家的思想艺术探索轨迹是十分曲折复杂的。系统地、客观地、完整地梳理侨民文学的历史（它有着几乎与苏俄文学一样漫长的历史），必须将它置于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化运行的总背景之中，必须考察它与苏俄文学之间戏剧性的关系。从苏俄文学的视角看，一些经典苏联作家恰恰有过“侨民作家”生涯，如高尔基、阿·托尔斯泰、爱伦堡、什克洛夫斯基等；从俄侨文学视角看，它与苏俄文学的关系并不是一下子中断的，在其“柏林时期”，那种“藕断丝连”还是分明可见的；从苏俄这边看，一直到列宁逝世前，把彼此之间绝然隔开的“柏林墙”还尚未建立，革命的歌手马雅可夫斯基当年还能在莫斯科与柏林之间自由穿行。列宁本人生前直至重病在身去别墅疗养时还十分关注俄侨文学的信息。革命的彼得格勒的文艺报刊上经常有俄侨作家，艺术家生活动态的报道。在俄侨那边，在其柏林时期也曾有过确认布尔什维克，主张与苏俄政府合作的“路标转换”的举措。后来，当“谁不与我们在一起，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这个口号被彻底落实时，两岸作家渐渐疏远；从俄侨那边看，在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践踏苏俄国土时，爱国主义的民族情感又使不少俄侨作家毅然接受了苏联护照，有些人还在德军占领国投身抵抗运动，甚至献出了生命。在苏俄本土上，有一些作家虽终生未出国门，但其性情其倾向无疑是“国内侨民”，如索洛古勃、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等；当代文坛上十分活跃的苏俄作家比托夫、维克多·叶罗菲耶夫、伊斯康捷尔、叶·波波夫与苏俄诗人阿赫玛杜琳娜、沃兹涅申斯基在七十年代里都是后来成为侨民作家的阿克肖诺夫、阿列什柯夫斯基、戈伦什坦等人“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在“俄侨文学”与“苏俄文学”历史流变的关系中，在苏俄本土与苏联境外的俄罗斯作家的艺术探索的比照中，“俄侨文学”的思想艺术个性将得到比较清晰的展示。固然，这就需要对侨民作家的文本作美学的与历史的观照。布宁的《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与《幽暗的小径》、西林（纳博科夫）的《斩首的邀请》与《暗中监视者》、列米佐夫《事物的火焰》、阿克肖诺夫的《寻找忧郁的小男孩》、弗拉季姆夫的《忠实的鲁斯兰》、阿列什柯夫斯基的《手》甚至里蒙诺夫的《这就是我，艾迪奇卡》──这些作品究竟在语言艺术上有什么建树？在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它们有什么创新与突破？这是给“俄侨文学”进行历史“定位”时必不可少的。社会学的评价固然是重要的。但在文艺学研究领域，仅仅有这种评价是远远不够的。就目前情形看来，俄罗斯学者大多停留在对“俄侨文学”历史脉胳的勾勒上，多卷本《俄罗斯侨民文学文选》尚未出齐，对作品本身具体而微的分析评价尚未展开。鉴于近些年来苏联国家的解体、苏俄文化的解构的时局，俄侨文学中名作家（从布宁到索尔仁尼琴）的政论家形象得到了空前热烈的突出。相应地，一些回忆录、日记、随笔、书信文字首先得到了控掘、整理与发表、印行。关涉作家作品之艺术性、文学性这些文艺学之本位的工作尚处于零度状态。 原载：《国外文学》1995/02 原载：《国外文学》1995/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