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女作家梁凤仪博士，在繁忙的商务活动间隙辛勤笔耕，七八年间，创作了５０多部“财经小说”。这些作品，无论在港台、海外华人社会还是中国大陆都成了畅销书。我总以为，这些作品不但给我们提供了香港这个发达的自由商业社会一幅幅光怪陆离的生活画图，而且还向我们呈现着一种文学的存在方式，揭示着这种发达商业社会文学发展与创作的某种态势。这是很值得我们关注、思考以致借鉴的。 文与商 说到文学与商业（市场），我们往往出现一种缺乏辩证法的思维定势，或者认定文学作品是商品，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就应该商品化、商业化，把文学推上市场，由市场的杠杆来主宰文学生产；或者就认为商与文是绝对对立的，市场经济只能对文学发展发生负面效应，使文学商品化、媚俗化，导致文学的低俗与颓败。看来，这两种认识都有片面性、浅表性，没有把握到文与商在社会发展的深层中，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可以统一起来。 毫无疑问，商与文存在矛盾对立的一面，这在资本主义文艺生产的实践中，有过充分的表现。以致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关系中，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第２９６页。）的著名命题。看不到这一面，在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把文学生产商业化，把文学完全推向市场，任由市场的经济规律来支配全部文学生产，是不对的。这种认识与实践，将消解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审美性，导致文学精神文化价值的失落，社会效益的负效应，也不利于文学的再发展。大众的审美意识和能力低下了、失落了，创造审美对象的文学生产也将萎缩、败落。这是一种艺术生产上的恶性循环，绝非危言耸听。这已为中外许多文艺发展的事实所说明。 然而，以上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文学与商业有其内在的统一方面，它们能够和谐地互相促进，相得益彰。梁凤仪女士的小说创作实践就表明了这一点。 发达商业社会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物质生活的丰裕，不仅给文学生产的发展提供物质的经济条件，也提出以文学这种审美手段建构人文精神的社会要求。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自由商业社会的高度发展，除了能带动经济高涨，给提升人的文化素质与人文精神程度提供物质基础外，也会腐蚀和破坏社会的人文精神。在发达的自由商业社会，一切都可以交易，金钱和激烈的竞争成了制约社会和人际关系的两大杠杆，它自然带来人性的扭曲和人文精神的颓败。这在西方的某些现代主义的作品里有过许多反映，在梁凤仪的小说中也有表现。《信是有缘》中的女主人公阮楚翘，当她是一个初出校门的求职女性时，被人欺侮，表现得那样真诚，那样纯良，同章德鉴一起拼搏出一个像模像样的“章氏公司”。可是，当她成了“章氏公司”独当一面的经理人时，便判若另一个人了。她收购陷于困境的麦氏适意旅行社时，乘人之危，压价并吞，其面目之冷酷，手段之狠辣，令人发指。由此酿下了自己同日后成为章德鉴总经理夫人的麦酷玲的一桩私怨，以至最后，当她要回自己同章德鉴久存于心田里的情爱时，不得不以她同章德鉴艰难创下的章氏公司全部资产来赎买。这就是香港人常说的“游戏规则”，是发达的自由商业社会人际关系的阴冷一面。在金钱与竞争面前，情与义是荡然无存的。所以，在自由商业社会里，竞争与货币虽然给社会带来物质的辉煌，但也会撕碎人间的真诚与情份。尽管拼杀的结果未必都是你死我活，可毕竟是优胜劣汰、我胜你败。于是，人人自我膨胀，自我设防，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之举便油然而生，人类的生存状态滑落到绝境。这种生存状态的劣化，势必引起人们重新建构人文精神的憧憬。人是一种社会的动物，是有理智、有情感的动物，特别是那些有一定文化素养的生命个体，总不能沉溺在动物性的物欲追求和弱肉强食的生存状态之中。愈是激烈的竞争，越需要心灵的抚慰，无论是弱者，还是强者；文化素质愈高愈是要求人间的真情和互爱。《信是有缘》的阮楚翘借《三国演义》里杨修的话，叹息在香港的当今时代是一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时代”，就反映出这种心态。我认为，这种对美好人文精神的热切向往，也是梁凤仪小说在海外华人社会获得广泛共鸣的社会心理原因。 由此可见，商与文，市场经济与文学，绝不是绝然对立的。除了经济的物质层面上有互动的因素外，在社会的文化与心理上也存在相互依赖与结合的方面。“商”要依靠“文”去建构美好的人文精神，以补物质生活之外的精神的（包括审美的）渴求；“文”也可以从“商”的兴旺发达中，求取自身发展、繁荣的经济与人文的条件。这两者的结合、互补，在自由商业社会中，难以在整个社会自觉地实现，可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它就应该是全社会的一种自觉的目标与实践。 雅与俗 梁凤仪的小说在海内外都拥有广泛的读者，就艺术的层面而言，无疑在于它做到了雅与俗相融，雅俗共赏。 梁凤仪的小说是通俗的。这种通俗性首先表现在内容的世俗性。梁凤仪的小说涉及香港社会的诸多层面，有风尘世家的盛衰起落，也有平民小贩的悲欢苦乐；就是写豪门恩怨、拼杀，也穿插有侍女、落魄者的遭遇和恋情。因此，说是“财经小说”，并不准确，只能点出其运笔的轴心。更重要的是，梁凤仪小说不管描绘哪一种生活图画，它都适应平民百姓的审美期望。梁女士说，她写小说，乃承自晚清小说的启迪，“通过各种故事，把当时的正当环境、社会习俗、民生状况等，具体而有趣地报导出来”，“把一个个盛载着今日香港人情事理的故事写出来”。正是怀抱着这种写作宗旨，作者的创作视觉始终专注于那些“很有戏剧冲突”和引人入胜的商场风云，那些“尔虞我诈，刀光剑影之下，一个个从零到亿，三更穷五更富的传奇故事”（均引自《我怎样与写作结缘》，见《梁凤仪及其作品》，以下不另注出处者均引自此文）。这些艺术追求，就使作品充盈着一种平民性、传奇性，为平民大众所喜闻乐见。正如香港一些商界名流和企业界人士所说，梁凤仪的小说，“写出一些社会众生相，都有读者的影子，故更增加读者的阅读趣味”，“梁凤仪的财经小说正好顺应潮流，适合香港人的口味”。这种在选材谋篇上力行“为民而作”宗旨的作品，拥有广泛的读者群，自是理所当然的。 高尔基认定，语言是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梁凤仪小说的通俗性还突出表现在，它努力创造一种自有特色的文学语言。这种文学语言，叙事简洁明快，说理亲切活泼，字里行间融入了不少港式粤语的词汇和句法，使作品流溢着一层淡淡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这样的通俗性语言，叙说一个个发生在欣赏者身边，又富于传奇性的悲欢离合故事，怎么会不受到众多审美群体的喜好呢？ 但是，要是说梁凤仪的小说就是一种俗文学，只有通俗性一面，我认为是不够确切的。读梁女士的作品，一股对人生真情和社会道义的追求，以及对祖国和民族的眷恋情怀便扑面而来。她写商场的角逐、拼杀，从不忘记扬善挞恶，赞颂人间的恋情和挚爱；写豪门里的恩恩怨怨，又实实在在地展现个人对情人和“国族”的真情。哪怕是写烟花巷里富豪与高官们的勾当，小说也不去津津乐道那些出卖肉体的场景，而是把笔墨泼在揭发高官、巨子们如何操纵市场坑害小股民、小百姓，同时弘扬风尘女子对亲友的责任、义务以及对“国族的情怀”。像在《花魁劫》中，描写贺敬生同酒店侍女出身的爱妾容璧怡的真挚情爱，都让我们生活在大陆的读者感到它似一种理想主义的梦幻了，而作者在贺敬生去世以后所抒发的爱国情怀就更为动人心弦。那时已经成了贺氏家族“金融皇后”的容璧怡，对要求在９７年前把资产转移国外的儿子斩钉截铁地说：生意“必须要以香江为基础，这是敬生的心意，他说过，以前插上米字旗，贺家尚且发扬光大，将来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头，怎么可以临阵退缩。如果真有不（幸）的时局，就算是我们贺家为国族的信心与支持，而作出的捐献，为我们身为中国人的尊严作出的一点表示好了。……”这种爱国主义的宣示，蕴含着何等沉重的历史内蕴，又是多么扣人心弦的情怀。还有《花帜》的主人公杜晚晴，站在长城的内心独白，那种对祖国、对民族的豪情，都是植根于华夏国土之上的新时代人文精神的宣示。 总之，梁凤仪小说在俯视那个发达商品社会的种种腐朽与丑恶中，从不放弃追求一种高尚的情操与精神。对人生积极进取，对贫弱同情和关怀，对亲人承担责任与义务，对爱情坚贞不渝，对国家和民族一往情深。这是茫茫商海中建构人文精神的呐喊。这样一种小说，不高雅吗？什么是“雅”？按儒家的训释：正也。何谓“正”，孔子的原话叫“思无邪”。所以，一切弘扬美好情怀和精神的文学作品都属高雅之列。 过去，我们常把俗与雅看成只有对立的一面，而无视其可以统一、结合的一面，这是缺乏辩证观点的。其实，两者完全可以统一起来。“俗”主要是就文学的取材和艺术表现而言的。“雅”则关键在于作品的思想内涵。思想内涵深刻、高尚，作品就有雅的品格。唯其如此，《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原先作为一种通俗文学流传于社会，却不排除我们今天把它们列入我国文学富有代表性的雅文学范畴。看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应支持、鼓励这样一种雅俗结合的作品。 关键在创作主体 要做到文学上雅与俗的统一，以至寻求文学与商业、文化价值与商业效益的结合，关键在于创作主体，尤其是主体对社会、人生与文学的根本观点。作家是文学生产的始发主体。创作的主体状况，牵动着审美创造的流程和成果，影响着以上两个结合的实现。 首先是创作主体为文的目的与追求。梁凤仪女士说，她从事小说写作，“从不在作品能否千古流芳一事上动过脑筋”，而“自觉这是一重人生责任”。她生活在２０世纪末的香港，“经验到现代商业的知识、技巧、手段和成效，更体会到社会内事物的贤愚美丑、人性的忠奸善恶、生活的悲欢离合”。她以为“不妨写出我们血泪交融的种种故事，以引起共鸣，好舒一口气”。她师承晚清小说的传统，认定“小说可以载道、可以传理、可以怡情、可以养志、可以启蒙、可以励志”。她还说，“更令我不能不写的原因，在于今日香港，正值回归祖国的过渡期，所见所闻所遇所感所知，唤起我的民族良知与爱国情怀，不吐不快”。（《我怎样与写作结缘》）这些表白说明，梁女士是一位很有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她从事写作，既不是为名，也不是为钱。她持的是一种社会的文艺价值观，她是“为人生而艺术”派。惟其如此，她把审美创造的终极视点放在反映社会人生，又力求社会的接受，而不是单纯的自我小天地，满足于孤芳自赏。也惟其如此，她能够冷静窥察社会的美丑贤愚、善恶忠奸，同时意识到社会大众的真正需要。她说，在香港社会，“生活在期间的我们，既享受着物质的极度文明，也承担着精神的无比困惑”。她要以自己的作品去弘扬和呼唤重建美好的人文精神，这是社会大众的真正精神需要所在。面对商业大潮，梁女士坦诚正视文艺作品在流通过程的商品属性，明言不忽视自己作品的“商业效能”。可见，她始终不忘却小说“载道”、“传理”、“怡情”、“养志”、“启蒙”、“励志”的功能，寻求用传统通俗小说的艺术方式，实现“利用消闲娱乐，达到教化功能的责任”。我想，这是做到商与文统一、雅与俗和谐结合极其重要的主体因素。 此外，是主体自身的高尚情操。文为心声。文学作品要有高雅的品位，最根本的是要创作主体具有高尚的情感操守。梁凤仪的小说所以能在商业社会的美丑贤愚、善恶忠奸中，明辨美丑善恶，并把握审美表现的尺度，不沉迷于对丑恶的裸露，在世俗的内容描绘中弘扬美好的人文精神，都源于创作主体自身操持着高品位的情怀。梁凤仪说，身处商界的她，并“不过份苛求物质享受”，为人执着地秉承“做事勤奋与做人诚恳”的准则。面对“文明跃进、金钱挂帅”的香港社会，她以为“现代女性要建立自己，在独立之中寻找依傍，好好掌握幸福，比从前更艰巨、更困难、更无奈、更不能不奋斗到底”。对祖国，她怀有炽热的情怀，认定“一九九七年，祖国收回香港主权，是中国人极之光彩的事”，表示要在“张开双臂迎接这份荣耀之时”，面对“困难与骚扰”。而作为同写作结了不解之缘的她，要把香港政坛商界不断涌现的“令人痛心疾首，损家害国的劣行”和“同仇敌忾、忠肝义胆的善举”“一一记录下来”。（《我怎样与写作结缘》）所有这些都是作品审美品位高雅而不落俗套的根本原因。 再者，文学创作离不开对中外文学遗产与传统的继承与汲取。特别是要使作品为人民大众所乐于接受，更不能忽视对民族文艺传统的继承与借鉴。传统有精华与糟粕。一个严肃的作家，自觉文学创作是一种“人生责任”的作家，不能盲目地、无选择地对待传统，更不能颠倒美丑，混淆精华与糟粕，把腐朽当作神奇，甚至追邪逐臭，迎合低级庸俗。梁凤仪在这方面，显然也是清醒的智者。为了使自己的作品为平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占有市场，她讲求文学的民族性，注重在民族的小说中汲取思想艺术养分。她秉承晚清小说描绘世态人情、褒贬忠奸善恶，富于传奇性、世俗性的优良传统。这就使她的小说在选材和艺术表现的通俗性中，渗透着高雅的思想风采。看来，这是商文统一、雅俗结合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总而言之，雅与俗、文与商并不是注定相分裂、相对立的。在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我们更应力求把两者结合起来，统一起来。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9703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97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