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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西文化碰撞、融合中诞生的澳洲华文文学，已经或正在长出几茎匝地而生的野草，几枝色彩绚丽的花卉，几株枝干挺拔的小树，形成“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文学景观。它有着怎样独具的特点，跟中国文学、世界华文文学有着如何深刻的内在联系；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大格局中，是否也占有一席之地，拥有历史担当……这些问题，都要求研究者在通晓澳洲华文文学的过去、现状与未来，把握其历史流变和现实走向的前提下，进行独创性的文学史书写，方能予以解答。 将《澳洲新报·新文苑》主编何与怀称为澳洲华文文学史的拓荒者，或许并不为过。与怀如一个农夫般，戴月荷锄地拔除杂草，捡拾果实，开垦田地，起早贪黑打理着《新文苑》这一块有色有香的文学园地，苦心扶掖支持那些进入他文学视野的作者和作品。正是在如此辛勤的耕耘下，澳洲华文文学史被他粗具规模地勾勒出来了。何与怀以自己特有的、虽然难免有一些局限的文学眼光；较为多元、但还不能说是十分通彻的文学史观，写出长达五万字的论文《崛起的新大陆——澳华文学的粗线条述评》，满怀激情地为澳洲华文文学勾勒出一个璀璨的前景。我也愿意为这个老朋友摇旗呐喊，遂写下这篇文章，算是响应。 跨越洲际和国家的生存环境的变迁，中西文化零距离的直接碰撞，催生出澳洲华文文学中内容形式皆迥然不同的作品 随着澳洲华人移民数量的显著增加(已达七十万人)，华人世界所特有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已经或多或少地被带到他们的新栖居地——澳洲，并不可避免地与当地主流文化产生接触、碰撞。跨越洲际和国家的生存环境的变迁，中西文化零距离的直接碰撞，使大批华人移民心中产生巨大震荡和落差。他们有的陷入失落、焦虑的情绪，有的在新世界目迷五色的现象前流连沉湎，甚至恨不得把身上所有中华文化的痕迹一股脑儿冲淡或抹杀；也有人难以忘却早已沉积在生命和灵魂中的中华文化血脉。诸如此类种种，都催生出内容形式皆迥然不同的文学作品。 在这些作品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那种“在新世界目迷五色的文化现象前流连沉湎，甚至恨不得把身上所有中华文化的痕迹一股脑儿冲淡或抹杀”的文字宣泄。这些作品乍一看性感刺激，但再仔细掂量，就会觉得肤浅无聊。有些作者，中华文化的浸润本就不深，西方文化的习染也很浅表，因此作品从内到外都呈现出既无中国根底，又无西方特质的“浮萍”感觉。 文学创作有时回避不了对情爱的刻画描写，但这种描写不是偷窥与展览，而应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含义。《红与黑》中的于连与公爵小姐、侯爵夫人的偷情，《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与渥伦斯基的故事，之所以能演绎得那么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是因为作者将故事冲突置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司汤达对当时法国贵族社会的等级森严状况进行刻画，于连的偷情因此具有挑战与破坏当时旧秩序的意义；列夫·托尔斯泰对沙皇俄国上流社会的历史呈现，也使安娜卧轨自杀的行为，撕破沙皇俄国贵族社会的道德假面具，暴露其践踏人性的真面目，从而产生动人心魄的冲击力量。但“浮萍文学”中有的作品专事描写性爱、追逐感官刺激，虽然适应某些读者的欣赏趣味和市场需求，毕竟不是文学创作的正路。 真正的文学是不能没有文化根底的。没有自身的文化根底，便不会有独特深刻的文化感觉。就像如果没有中国的文化环境，就不会有鲁迅的《阿Q正传》。阿Q的“精神胜利法”，成功表现出那个时代中国整个民族的精神创伤和烙印，但阿Q只能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旧中国浙江未庄那样封建闭塞的环境里。若把他放到当时伦敦或悉尼的文化环境中，就断不会有这个人物的存在。林海音笔下的英子，也只能生活在旧中国老北平的南城里。从她眼里看到的匆匆来去的几个人物——疯子秀贞、老妈子宋妈、小偷、妞儿，彼此交织成一轴古老而新鲜的历史生活的风俗画卷。倘若没有旧中国20年代老北平南城那样浓缩着中国文化印记的具体历史环境，决不会有那样具有浓郁文化感觉的《城南旧事》。 再从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看，他的自传性作品《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也体现出文化根底对优秀作品的深刻影响。可以说，没有伊斯坦布尔特有的文化环境，就不会有帕慕克这段关于“一座城市的记忆”。作为一座充满帝国遗迹的城市，伊斯坦布尔特有的文化忧伤，早已渗入少年帕慕克的身体和灵魂。作者正是通过书写个人历史，写出这座城市的特质，这里东西方文化碰撞融合，传统与现代并生共存，充满了失落土耳其古老文明后的悲叹和忧伤。 与这些优秀作品相比，“浮萍文学”既没有根底，又缺少特质，只能是文学的末路。澳洲华文文学应在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中，努力寻找华文文学固有的文化血脉和底蕴，借鉴并汲取西方文化的人文关怀，才能形成独立于世界华文文学的澳洲方队。 当下的澳洲华文文学创作还远没有出现那种能在思想上给人以深刻启示、在艺术上给人以巨大冲击、足以让华人世界甚至整个世界刮目相看的作家 当今世界是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西方的基督教文化，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文化，亚洲的东方文化(主要是中华文化中的儒家文化)，都在人类文化共生体中承担着各自的责任。 绵延了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确乎积累了极其宝贵和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但这种资源，却又很散漫地被大量思想文化糟粕所混淆、隐匿、掩埋着。因此，我们首先要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分析、鉴别，分清中华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优长与短劣，弘扬其所当弘扬的，扬弃其所当扬弃的，才能把真正弥足珍贵的思想文化资源挖掘出来，使之与人类文明所认同的普世价值接轨、整合，进而在当今的人类文明演进中做出独有贡献。 中华文化是一座宝库，它不仅铸就了我们民族的性格和品质，还孕育出无数让人叹为观止的文艺珍品。我常常想，中国的曹雪芹，足以与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巴尔扎克、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德国的歌德相比肩。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衡量比较，他的《红楼梦》都是文学艺术史上的高峰。澳洲华文文学作为华文文学的一部分，贯通着中华文化的血脉。不管澳洲华文文学作家们秉持着怎样的主张、见解和信念，都应当有这样的文化认同感，有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促进中澳文化融合的使命感。 站在曹雪芹、鲁迅肩膀上起步的澳洲华文文学，天然拥有着几千年中华文化的血脉、底蕴和根底，更应融汇中西以强健自己，广闻博采以丰富自己。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下的澳洲华文文学创作还远没有出现那种能在思想上给人以深刻启示、在艺术上给人以巨大冲击、足以让华人世界甚至整个世界刮目相看的作家。但产生这样作品、作家的环境和条件已经粗粗具备了。如今，澳洲华文文坛上“小荷才露尖尖角”的作家已先后冒出许多位，深藏不露的作家、诗人也为数不少，思想艺术已趋成熟的老作家、老诗人也很可能厚积薄发，如果能再加强文学刊物的建设，加大文学、文化社团的活动力度，着力开展创作、评论，则具有普世价值认同、又贯通中华文化血脉的文学佳作的出现，还是可以预期的。 原载：《文学报》2007-11-22 原载：《文学报》2007-11-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