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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知道李洁非，是在李复威、蓝棣之老师主编的“80年代文学新潮丛书”里。那时候，他的名字是和1980年代后半期观念更新、视野开放、气势张扬、光焰四射的文学评论热浪系为一体的。李洁非，就是那一时代文坛新潮中可以作为风向标的评论界的一员骁将。 但穿越1990年代，啸聚成群而又川流不息的文坛前台的明星团队中，却又不见了他活跃的身影。直到《典型文坛》(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解读延安》(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典型文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三本书次第面世，一个沉潜于文学史研究园地的李洁非的新形象，鲜明地凸现出来，并且愈益强化，完全取代了他昔日作为一线评论家的旧影。 文学评论和文学史研究的区别及关联，各类教科书早多有论列，用不着再以空洞抽象的方式费辞重申。在当代文学的现实情境中，理论上的常识却总不免缠成一团乱麻。或者换句话说，只有在当代文学的话语圈里，文学评论才常有僭越、混充和挤占文学史研究的狂傲。以个人见解为质地的评论，往往被径直当做史论，这样的评论又往往被视为已经入了史册，得了定评。文学评论越位到文学史研究这边，并不单纯是当代文学圈里评论家这一行当单方面的枉自尊大所致，也可算成学理层面上“当代文学到底宜不宜称史”这类老问题的一个后遗症。 正是从这样的背景上，李洁非的三部文学史论著，显示了独异的面目和品质。首先，它们都是与文学评论拉开了质的区别的切实的文学史论。这不仅体现在它们瞄准的对象已悉数落进过往岁月这一表象上，更重要的是它们的语体和思路，从根本上同流行的当代文学评论品第鉴赏、辨得失断是非的追求和宗旨划清了界线，另辟出了厘定文献、勘察事实、阐释情境，进而发现并细推文学史料中的各类隐含问题的新的学思走向。 其次，这三部论著也与大多数已存的文学史著述拉开了间距，从述史的视角和着力点，以及申论穿插的切入点和推进线索，都取了绕开大道走小道的别致路数。寻常文学史论著所采用的那种热衷勾画时代宏阔轮廓、描摹文坛演变进程的大叙事套路，在李洁非这三本书里，都让位给了几乎与此彻底相反的另一套做法——聚焦于逼近关键个案的深度描述，而拒绝搭建带有先验意味和整体主义构思的历史逻辑框架；着力于探究具体情境中具体人事、文本的遭际及其特殊成因，而拒绝抹煞差异性、个别性的泛泛而谈的概括或归类；坚守于现象层面的材料考证和文献互勘，拒绝用大而化之的定论、成见、常识来掩盖、替换事实本身的脉络细节。 乍看起来，这套另行其事的做法实在也很普通，若是用在历史学或社会学领域，它简直就是入门的常规。但这种以实证为基础、就事论事、从个案出发逐点扫描的方法意识和问题意识，在当代文学理论界不仅久遭漠视，而且很容易被排斥。当代文学史的叙事话语图式即生即灭、即起即落的事实，已经反复证明：抛开了稳固翔切的实证，文学史的叙事大厦是站不稳、站不久的。 《典型文坛》《解读延安》《典型文案》的共同意义，在于它们都植根到了当代文学史的基本史实的地层，都从这一地层重新挖掘和重新查验了当代文学史实成型的一处处遗址废墟。三本书中，就著者自述的写作理念而言，我以为，《典型文案》尤值得激赏。按洁非的原话，就是他对时下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有两个主张：第一，评价不重要，呈现很重要。第二，要就当代文学史上出现过的事件、现象和问题，逐一专审专论，搞清基本事实”。 依我通读《典型文案》和之前的《典型文坛》的个人感受，对洁非循着他这两项主张所做的文学史研究实践，还可以补充两点特色：一是对文学史基本事实面的呈现必须是由点至面的，二是在文学史实的每个具体的呈现点上，展露出的状况、线索、氛围、过程、结局，都必须尽显“地方性”的生动差异而非“普遍性”的刻板一律。 同样是针对文学史实个案的研究，一种形态是散点和局部放大了的大叙事，虽然规模缩微，但内在的理路和旨归却与整体主义和本质化的文学史宏大框架紧密贴合、遥相对应；另一种形态则是体量小于大叙事、而容纳的信息大于大叙事的货真价实的小叙事，它从丰富、复杂的事实脉络中，打捞出更细致也更具活力的知、情、意和人、事、文的碎片，这些碎片与文学史大叙事的概貌或主干相关，但它们的叠加之和，将突破或超逸文学史大叙事范畴的边界。这里的分野，并不体现在个案研究的落点，而是体现在落点以下的钻探、开掘的深广度和延展幅度。 以《典型文案》三编15篇的主题来看，第一编“人”，包括茅盾、路翎、郭沫若、舒芜；第二编“事”，包括萧也牧及其《我们夫妇之间》落难、陈企霞被整、刘绍棠“从神童到右派分子”之变、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谜案、胡风案中人与事、“宋波”惨遇；第三编“史”，包括“周恩来时间”、“大连会议”、“文艺革命”、《海瑞罢官》始末、“样板戏”寻根。论这些主题本身所涵盖的作家作品、人物事件或话题现象，这15个点显然都不属于通行至今的当代文学史大叙事架构中的枢纽要冲，有的甚至可以说是边角料。然而，在《典型文案》拓展出的认知视域内，所有这15个点都穿越了表象上的主次、显隐和轻重配比的常识网格，直抵烛照文学史幽深繁复的本相层次，表现着同等的分量和力度。 而这一效果的获得，却又并不仰仗秘籍珍闻或独家报道权、专属知情权之类旁人无缘共享的信息垄断优势。相反，《典型文案》的全部资料根据，都源自公开出版、广为流通的专业书刊。它运用这些“大路货”资料的方式或手段，倒称得上是独孤绝技，其要诀简言之，是三个字：“理脉络”。所谓“理脉络”，就是从梳理、辨析背景层次和因果关系的角度来处置资料。李洁非坦承自己在写《典型文坛》时还是较多关注文坛中的“人”这一轴心，到写《典型文案》时，才渐悟渐进，转而开始看重“物的结构与属性”，也即客观因素的关系与作用。 这一转变，在我看，不单是研究视角和思维上的，同时也落实在对写作素材和研究文献的具体处理上。后一点更实在也更重要。它帮我们发现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所引发的文学以内和以外的一连串风波中的隐情和疑团，也帮我们更清楚地看见了半部《霜叶红似二月花》背后，在文学上未尽其才、在政治上未逞其志的作者黯淡含怨的心影。萧也牧、陈企霞、“宋波”、“胡风集团分子”等历史受难者的厄运，也因从不同来路、不同角度的资料间“理脉络”，而得到了“各有各的不幸”的个别化的再现和重审。更大范围、更广意义上的史料梳理，则使得惯于被一笔带过、语焉不详的“周恩来时间”、“大连会议”、“文艺革命”、《海瑞罢官》及“样板戏”的起落因由和纵深历程，有了与其实质上的历史影响和历史定位相匹配的恰当而明晰的呈现形式。 比较之下，《典型文案》的各个特点中，“理脉络”更具“典型”价值和“典型”光彩。它赋予不同的“文案”以不同的历史肌理，也赋予看似相仿的历史片段、历史场景、历史链条以真切鲜活的个案的魅力和尊严。得力于它的全面支撑，当代文学史话语圈里的许多早已泡沫化的“公理”和“规律”，在《典型文案》中再也找不到雄赳赳、气昂昂，压倒一切、统摄一切，也抹平和简化一切的便利通道。 对当代文学史研究而言，冲破表象层面的单调感，挖掘、求证因果和景深层面的纷繁要素及其错综关系，突出强化研究对象的差异性和丰富性，远比相反走向上的工作更重要也更有难度。但归根结底，这是当代文学史研究称名为“史”的研究的真正关键所在。不经过这一步的升华转换，当代文学的学理话语本质上都终究只能归结为一种众声喧哗、私意授受的评论集成。 恰基于此，李洁非的《典型文案》成了一个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独特标高的、典型的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文案。对于他个人，抑或我们整个当代文学研究界，这个文案的出现，都意味深长。正如一个人从纵才使气、无所顾忌的青年走向覃思力行、属意深沉的中年，它看起来很像是一个阶段的结束，却更像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启。 (《典型文案》，李洁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21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