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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秋我首次赴港探亲，因为老伴和曾敏之、罗孚都是旧友，说准确点是1947年前后在重庆《大公报》时的同事。曾敏之任新闻采访部主任，罗孚和老伴同在副刊部任编辑，大家相处很好。当时他还年轻，个头又不大，我们都叫他小罗。那天在香港湾仔一家大酒店里会晤，罗孚迟到了，随身带来一瓶“ＸＯ人头马”外国名酒，他工作太忙，没坐多久又匆匆离开了。 不过罗孚临走前送给我一本《南斗文星高》随笔集，是他回港后出版的第一本新书。通过阅读著作也能想见其人：个性中有点幽默感，平时善于交际，因此他对香港的几代作家都很熟悉，能将他们活龙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宛若一幅幅人物素描。我欣赏罗孚的文笔恣肆流畅，似乎任意写来不讲究章法，又能自如地凸现人物内在精神的亮点，紧紧把握住每个作家的创作个性与得失，真可谓形神兼备矣。这种随笔的写法恰恰反映了香港文坛独有的灵气与文风，擅于把严肃的学理问题同趣味性融会在一起，而且篇幅可长可短，读起来并不感到疲累。罗孚除办报外还主编一些文艺期刊，出过几本小品和散文集，大多与文艺有关联；后来出任香港的《新晚报》总编，是不折不扣的评论家兼报人的“两栖动物”。 后去港定居的老一代作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曾在上海走红的两位作家——曹聚仁和叶灵凤。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的散文书系中有曹聚仁的一本散文选集，精选出他在三个时期中的文学类代表作，而且选编者还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评介了他的生平与学术成就。曹聚仁是我国现代文坛上的一位怪才，通晓国学与现代文学史，其风格与鲁迅、周作人、丰子恺全然不同，而以“乡土味”的文风独树一帜。他向来以史家自居，其实更擅于写文章，又是一位多产作家，有四千多万字的著作。罗孚以曹聚仁从1950年南来香港的活动为主线，运用随笔的轻松自如的叙说方法，把其人的后半生告知读者，具有历史文化的价值。其中有几桩要事颇有意味：一是上世纪50年代香港各派争吵不休，大打笔战而陷入分裂。他因曹聚仁的经历一度被左派当作了“反动文人”加以痛击，而右派也不喜欢他的中间色彩，真是左右不讨好，“但于右较近”。二是曹聚仁曾经接近过鲁迅（同为章太炎的弟子），通过几次信，晚年还隆重推出一本《鲁迅评传》，应当说颇有创见。罗孚却用怀疑的眼光（不仅他一人）相看，不相信他能写好这本书又不作具体阐述。三是关于曹聚仁曾经去台湾开展统战工作的传闻，只能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书生之见”。但从新闻采访记录《北行》三语中，可以看出曹聚仁的思想转变，我个人对他在重庆兼任复旦大学教授时主编的《中国抗战画史》更看重，它为历史留下了一部珍贵的史料。总之，“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总是不会错吧”，他与国共两党的上层人物都有来往，毕竟他是一位知名的学者，文人爱国几乎是天职而不必去纠缠历史上的行迹，罗孚后来也检讨骂过曹先生是“乌鸦”的笑话，并以此表明所写的是一篇纪念“可以为师”的追忆散文。 罗孚对叶灵凤似乎情有独钟，一口气写下三篇近乎翻案的文章，他对这位“洋场才子”寄以更多的同情。叶灵凤的名声与地位比不上曹聚仁，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早年加入创造社只充当了一名小伙计，后来还挨过鲁迅先生的责骂，因为叶灵凤用漫画讽刺过鲁迅是个“阴阳脸的老人”，是自讨没趣。到了上世纪30年代叶灵凤又和穆时英、刘呐鸥一道发表“新感觉派”的新小说而闻名于上海文坛。抗战时期叶灵凤来到香港，经历比较复杂，一度被人称为“汉奸文人”。罗孚长期与他接触，了解到一些未曾公开的秘密，因而决意写出这些文章来加以澄清。例如说叶灵凤去港后发表过“寄故国之思，扬民族大义的作品”，他的这种勇气当然是由抗战激发出来的，而与国共两党地工人员对他的争取分不开。再如叶灵凤虽然在香港的日本军部所属的大岗公司工作，却利用这种双重身份为国民党做了一些“敌后工作”，还搭救过著名诗人戴望舒，但他本人从来没有向人“表功”，甚至被日军抓去坐牢。这些应该足以说明“他不是志士，只是有良心的人”，但他公开身份自然要引起不好的争议。这里不由使人想起日伪时期，“左联”的女诗人关露曾经奉命打入敌人内部，解放后竟长期被打成“汉奸”分子，叶灵凤的“吞旃”明志似乎更容易。显然罗孚的目的是替叶灵凤洗刷恶名，结论说他“真可以说是一介书生”，建国后三联书店还出版了一套近七十万字的叶灵凤遗著《读书随笔》。 后两篇文章的基调相同，主要记述叶灵凤后半生在香港的经历与贡献，他同左、中、右的文化人都交上朋友，有时被看作和曹聚仁、徐讠于一样的老作家。罗孚为之惋惜的是，在叶灵凤去世后多年仍有“没有擦拭干净的一些尘垢”，即摘掉那顶“汉奸文人”的大帽子。他始终把叶灵凤看作人中之凤，尤其最后一篇是怀着敬意与深情写下的怀人兼记事抒情的散文。不过，至今对这位“两面人”的评议仍有分歧。 罗孚喜欢用随笔式的散文来追忆或评述香港的一些著名作家，充分发挥他作为老报人的采访优势，写出许多不为人知的文坛掌故和逸事。他熟悉这些人的历史行踪，写起来格外放得开，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随笔的文体特点，纵笔侃侃而谈，如歌如梦地讲述一个个人间故事，使读者与人物一起歌哭、浮沉。罗孚实质上偏向于当一个评论家，但是他用散文的笔法取代了逻辑思维的套路，收到的却是双倍的阅读效果。如果说同是《大公报》系统出身，曾敏之以丰富的文史知识取胜，行文相当谨慎而完美；罗孚则以掌故秘闻的趣味提高随笔的欣赏性，文字更加自由活泼，这是题外话。 关于金庸和梁羽生创立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功绩，罗孚写最是便当。他们同在《大公报》《新晚报》编过副刊，知根知底不费吹灰之力。金庸本想进入外交部工作，希望落空后南回香港还是干新闻老本行，这种“塞翁”的命运反而成全了金庸后来的新成就。他和梁羽生先后投入武侠小说的创作，“同时被誉为新派武侠小说的鼻祖”。罗孚说“有人偏爱梁羽生，有的偏爱金庸”，正好反映了两人的不同风格。在罗孚笔下金庸记叙得相当全面，并有独到的见解。如不限于陈述金庸写作武侠小说的经历,也阐述了他办《明报》的初衷以及思想变化。他又指出：“……武侠小说是可以登大雅之堂，入文学之林的……”金梁的小说有很大的创新，有更多的文学艺术性，使它们赢得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声誉。“在台湾，甚至有‘金学’之名”。金庸从《书剑恩仇录》开始，到《鹿鼎记》结束，花了15年写出15部长短篇武侠小说，登上我国“武侠圣手”的宝座。 《你一定要看董桥》是评介香港另一位著名作家的佳文，以前大陆读者很少知道他的作品。董桥是福建晋江人，印尼华侨，仅这个县在印尼、菲律宾的华侨就有数百万人，我们算是同乡了。看照片他穿一身西服，留着背头，洋味十足。他除了主编《明报》外，还写散文，在台湾的名气更大。他利用主编《明报月刊》写了几十万字的“编者的话”，都是独具特色的散文小品。董桥还有不少文学主张，认为小说、诗和散文不必分野，想怎么写都行。他写的论文是散文式的，如《辩证法的黄昏》《樱桃树和阶级》，确实与众不同。罗孚说“看起来，他是个温文尔雅，有点矜持，不怎么大声言笑的人，写起文章来却是自由奔放，自成野趣”。这个“野趣”正好一笔点化了董桥写作的特色，罗孚指出董桥的文章中“很有中西书卷气”，经常妙喻惊人，如有一篇散文叫《中年是下午茶》。董桥在伦敦研究过马克思著作，却对马克思的胡须最感兴趣，实在太怪异了。总之罗孚对这位当代作家称赞有加，说他是“一流”的，在全国也可以这么说，可见香港这个地方还有精致的文学，而不是文化“沙漠”。 一本不太长的《南斗文星高》，写进16位香港新老作家，虽然是剪影式的评说，也能代表香港文学界的最高水平了，可视为“文学史”之外的补充。此书出版在十多年前，如今香港文坛又有很大的变化，一批创作小说、散文、诗歌的新秀正在崛起，他们都是闪耀在南国天空中的灿烂星辰，与内地的群星互相辉映！ 原载：《文艺报》2008-1-31 原载：《文艺报》2008-1-3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