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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牵头，由文学评论家朱寨任主任评委，经文学界出版界几十位专家评审，评出“百年百部优秀中国文学”，白先勇短篇集《台北人》赫然在焉。其实，白先勇的文学地位是无可置疑的，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与几位同道创办《现代文学》杂志，使“现代派”与“乡土派”并立于台湾文坛，而其中最重要的文学代表就是白先勇。夏志清认为现代派阵营参差不齐，但白先勇的小说却“篇篇扎硬”。现在回头去看，那正是白先勇一生最辉煌的时期。《台北人》中的《永远的尹雪艳》《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游园惊梦》等，是代表台湾文学最高水平的作品，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最突出的作品之一。凭这些作品，他可与巴金、老舍、孙犁等齐名。我想，时间会越来越证明这些小说的经典性。 “尹雪艳总也不老。”小说《永远的尹雪艳》开篇第一句，就显示了非凡的功力。这既是整个作品的提纲挈领之句，又涵括了小说艺术尝试上的独到之处，还把最重要的意象推到了我们面前。但这又是极为平常的一句句子，没有任何华丽的炫眼的字词。也许，这就是白先勇的风格。 小说写的是当年上海滩上的红舞女尹雪艳，永远是那么年轻美貌，从上海到了台北，几十年过去，魅力丝毫未减。而当年捧过她的那些老板、官员、小开，一个个垂垂老矣，颓丧怨怼，叹老嗟贫，今不如昔。但她还是笑吟吟地款待他们，让自己的公馆成为他们安闲的乐园；当然，他们每次掷下的“桌面”也不低，总在两三千元以上。可是尹雪艳也有坏名声，就是谁沾了她谁都要倒霉，轻则去官破产，重则一命呜呼。在这篇万把字的小说里，作者不动声色地写了三个“恋爱”故事:一是上海棉纱财阀王家的少老板王贵生，天天到“百乐门门口候着尹雪艳转完台子，两人一同上国际饭店廿四楼的屋顶花园去共进华美的宵夜”。他拼命投资，不择手段地赚钱，想把尹雪艳周围那些富有的逐鹿者一一击倒。当他犯上官商勾结的重罪下狱枪毙的那天，“尹雪艳在百乐门停了一宵，算是对王贵生致了哀”。另一个是上海金融界热可炙手的洪处长，休掉前妻，抛弃了三个儿女，把尹雪艳娶进了法租界一座华贵的洋房里；可他一年丢官，两年破产，到了台北连个闲职也没捞上，尹雪艳理所当然地离开了他。第三个是近年的事，写得更为详细:台北水泥公司风头正健的经理徐壮图，才四十出头，偶然进入尹公馆，便迷上了对他体贴有加的女主人，从此经常夜不归家，脾气变坏，在厂里也惹了众怒，一次拍桌喝骂工人时，狂怒的工人突然拿起扁钻刺死了他。在灵堂上，被人视为祸根的尹雪艳居然一阵风般闪进来，签名，鞠躬，还跑到呆若木鸡的徐太太跟前握握手，然后踏着轻盈的步子飘走了。当晚，尹公馆灯火通明，笑声麻将声不断。 这个故事最为奇特之处，就是开头的第一句:“尹雪艳总也不老。”除此之外，可以说它是严格写实的。当年白先勇在台北办《现代文学》杂志，提倡现代主义，与“乡土文学”并列为台湾两大文学流派，二者不仅在题材与价值取向上有不同追求，在艺术形式上也有不少对立的见解。“乡土文学”派更倾向于传统与写实，奋力开掘本土题材；“现代文学”派则更强调世界眼光，关注当代的文学流变，艺术表现上也强调出新出奇，惟恐陷于陈旧和雷同。白先勇从小生活在十里洋场，还未成年就被叔叔大哥们带到百乐门舞厅去开过眼界，对奢靡的生活有感性经验。随父辈迁谪台湾后，他看到了太多不得志的大官阔佬，渐渐老去，成天在怀恋和回味中过日子。对他们来说，舞池和麻将桌，还有年轻美貌的女人的陪伴，几乎是人生的惟一安慰了，这也是他们从上海到台北，从当年的烈火烹油之盛到现今没落颓丧的余生中，惟一不变的东西。于是，变与不变，转瞬即逝的荣耀繁华与看似永恒的舞曲麻将美女，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作者正是抓住了这一重要的意象，进行了自己独到的艺术转换，把不变的东西全部集中到尹雪艳“这个”舞女的形象之中，从而更为强烈地衬托出了吴经理、宋太太这群行将就木的旧日阔佬的悲哀。正是尹雪艳的“总也不老”，使这篇小说具备了鲜明的现代主义的形式特征。 台湾有个很有才华的女性批评家欧阳子，认为尹雪艳是“死神”的象征。余秋雨在《世界性的文化乡愁》中说:“白先勇先生在写作这些小说时未必有意识地埋藏了这些象征，如果真是这样他就无法流畅地写作了。只是因为他心中始终有蒙鸿的历史感和乡愁郁积着，一旦执笔描写具体人物时也就会有一种自然吸力把两者对应起来，对应得让白先勇先生自己也不太明白。”我想这应该是说到点子上的，只可惜说得有点玄。其实，以我之见，真要说象征，说“幽灵”，那尹雪艳未必一定就是“死神”，她更是一位“时间之神”，她“总也不老”，相对于他人的醉生梦死与转瞬老去，正应合着时间的概念；那一阵“风”的意象，比之于“死”，也不若比之于时间的飘逝更为妥帖。同时，也可以说她是“欢乐女神”，那种用以抵御无聊的寻欢的结局，最后总是以生命的消逝为代价的；何况这样的欢乐只能是假欢乐，因为那保持着永远的笑脸的“欢乐之神”，恰恰是“无情”的。而在这种幽玄的多意性的背后，却有着明明白白的现实的支撑。是什么现实呢？我以为，就是作者的早期经验和他到了台湾后所见的那些颓唐的人生，也就是我们上文所分析的“变与不变”。 末了还有一个问题: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到底要讥讽或谴责谁呢？是吴经理、洪处长、徐壮图他们，还是“永远的尹雪艳”？在我看来，作者对双方都有很辛辣的讽刺。如在写了葬仪之后紧接着写道:“当晚，尹雪艳公馆里又成上了牌局。有些牌搭子是白天在徐壮图祭悼会后约好的。”淡淡的不经意的语气中，其实把双方都一网打尽了。然而，作者的本意并不在讥讽或谴责，这一点是需要特别弄明白的，不然读这样的小说，就无异于买椟还珠。作者更注重于表现人生的沧桑感，感叹生命的短暂与脆弱，感叹欢乐难留，欢乐不再，对浮面的欢乐和美丽表示他深深的质疑，也对人生的虚无表示他的惊讶和无奈。 原载：《文学报》2008-03-27 原载：《文学报》2008-03-2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