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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总是把人的内心譬作大海，可更加接近于我们的是大海延伸到陆地的江河湖。习惯上，知识分子不是一个整体，左派或右派，革命或反动，自然科学知识分子及人文知识分子等；但若从整体看，中国的知识分子又有着共同的处境：发生，发展，归宿或命运。刘继明把他的长篇小说起名为《江河湖》，一个很有意思的不像小说的题目，固然是因为他要写三峡工程，两个主人公沈福天和甄垠年都是水利专家，也因为命运如江河流水，不由自己，使人联想到源头、地势、动力和归宿。 中国的新文学长篇创作一开始便表现出两股趋势，一是写农民，一是写知识分子。写农民致力于表现民族性格，忧思深广；写知识分子则表达现代诉求(如《倪焕之》《大波》等)。前者延续至今，一路辉煌。后者则一度沉寂，至现在如王蒙的小说、杨绛的小说，与以前钱锺书的小说还表现出一种文化的讽刺的意味。知识分子长篇都是“表现自我”的。而像刘继明的长篇描写的则是以往小说中没有写到或很少写到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这可以说是《江河湖》的一个贡献。 自然科学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知识分子，也需要人文理想和有人文精神的指引；正如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最早提出的口号恰是科学和民主。在动荡的历史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我们不断地看到了“把颠倒的历史又重新颠倒了过来”，在此过程中，曾经受到批判的、反动的东西，变成了可以探索的乃至先进的事物，“真理”变成谬误，陈旧变成时尚，荣耀变成耻辱或相反，一切都迷失在混沌之中。可我们却还是要寻根溯源。《江河湖》对于甄垠年、沈福天数十年的恩怨纠缠，他们之间的命运沉浮其实有着自己的明晰的认识，小说写道，“他们就像两条来自不同源头的河流或两股同源同流的浪潮，时而汇集，时而分道扬镳，曲折回环，狂澜迭起，像两个势不两立的对手那样互相撕咬在一起，似乎要一决高下，将对方吞噬掉，可转眼之间，又忽然退缩下来，回到各自的河道上去了”。故事的丰富多彩，就在这不同的河道上展开。 《江河湖》的题记和一些评论都说小说写出了知识分子的心态史或“心路历程”。近代以来，中国很少有三代以上的“贵族”，也很少有三代以上的知识分子，出身不同，“心态”自然也很有差异。沈福天多少有些底层的背景，家道中落；而甄垠年则有优越的家庭背景，多少有些“洋气”和“名士”风度。两人是妻舅关系、大学同学、同期留美的水利专家，又一起卷入了历史大潮中。我有些困惑，凡被称为“史诗”或心灵史的作品，总要写到新中国的政治运动，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种同构叙事，似乎难免重复这一过程。我们当真找不到一种新的小说方式吗？刘继明小说的优点是，他在写这些历史运动时，笔墨都很精简，突出了不同的性格。而不同性格背后的文化涵义、人生理想，才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 沈福天和甄垠年同为具有爱国抱负﹑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命运却有很大差异。沈福天谨小慎微，明哲保身，与时俱进，一生平安。他勤奋工作，也为水利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要指望他挺身而出改变历史进程，当然是不可能的。甄垠年具有诗人的气质，才华横溢。其实许多自然科学家也和艺术家一样，充满着对未知的渴望、无懈的追求，寻求人与世界(自然或社会)澎湃的共鸣。甄垠年率性而行，有独立的精神，这使他显得更有魅力，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无穷的磨难。实际上沈福天和甄垠年在三峡问题上的学术之争，在小说中倒已经变得不重要了，更多地转变成了一种精神的矛盾。女儿沈如月始终在探寻父亲和舅舅数十年历史中的纠葛是非，她是否找到了？不得而知。可我认为，如果说在长篇小说中对农民的刻画已足够地深入，直至能通到古代社会去。那么，对于现代知识分子的描写，小说中隐含的性格(精神)的对立﹑冲突，《江河湖》同源异流的发展，也包含着近代史全部的矛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