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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华文学如今正在“播种”，“是三月的桃树——开花；是四月的杨梅——结果；是沙漠里的仙人掌——常青”。 这是曾敏之先生1979年1月撰写的、开介绍世界华文文学先河的、《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一文中引用的《泰华文学》月刊上的献诗。他指出：“《泰华文学》月刊，以泰华文友的名义发行。它发表小说、散文、诗歌创作，也发表旧的诗词作品。当前泰华文艺思想，‘在观念上接受祖国的文学思潮所影响，但也把创作植根于客观生活现实。’它号召侨居泰国的文艺作者要反映‘泰国现实社会’，‘泰华文学是泰国文学整体的一部分’，泰华文艺要‘亲切地体会泰国民族的风俗习惯……’”，“这些献诗很能说明泰华文艺的现状”。 时间已过去将近三十年了，泰华文学的现状是否如上述献诗所预测的那样蓬勃“常青”呢?历史的回声是令人欣慰的。 一、助推泰华文学的发展 2006年，是泰华文学诞生八十年、泰华作家协会成立二十周年的双庆之年。经正式登记、合法出版发行的《泰华文学》杂志，也正好出版到第四十期。泰华作家协会为此举办了“泰华文学八十年座谈会”，由司马攻任主编、梦莉任副主编的《泰华文学》杂志，编辑出版了“泰国华文作家协会成立二十周年特辑”。司马攻、梦莉、陈博文、白翎、黎毅、老羊、洪林、昌朋、倪长游等都发表了长篇文章，纪念泰华文学界的这一盛事。司马攻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泰华文坛几个文类的盛衰》，记述了泰华文学发展演变的历程。他文章的五个小标题，可以说就是泰华文学演变的鲜明足迹： 泰华文学八十载，林老有诗资证明； 五十年代文艺圃，短篇小说吐芬芳； 冷热一去不复返，短篇杂文懒洋洋； 微型小说新师弟，质文代变应运生； 女性散文开生面，笔记小说展新猷。 梦莉、陈博文、白翎、黎毅、老羊、洪林等的文章，则记述了泰国华文作家协会的组织运作。在历任会长的主持下，凝聚泰华作家，组织推动创作，使泰华作协真正成了泰华作家心之所寄、情之所托的家。泰国华文作家协会成立二十年，成规模组团出访交流达二十二次。泰国华文作家协会组织召开了诗歌创作、泰华短篇小说、散文创作、泰华微型小说创作等近十次座谈会，还于1994年主办了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国际研讨会。泰华作协不仅编辑出版纯文学刊物《泰华文学》，而且1992年以来编辑出版了《试金石》、《春的漫笔》、《流失的迥思》、《春天咯咯的笑声》、《还愿》、《泰华杂文集》、《泰华短篇小说集》、《泰华散文集》、《泰华微型小说集》、《泰国华文作家协会文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论文集》等多种丛书。2001年，泰华作协编辑出版了《泰华作协千禧年文丛》，汇集了司马攻、梦莉、陈博文、白翎、黎毅、老羊、子帆、郑若瑟等三十二位作家的作品，每人一册，洋洋大观。泰华作协这些组织活动，鼓励和推动了泰华作家的创作，促进了泰华文学与中国内地、台港和新、马、菲、印尼的华文文学的交流，使泰华文学成为世界华文文学中的一道靓丽的风景。《泰华文学》杂志——“泰国华文作家协会成立二十周年特辑”刊载的、苏佩吟先生为“庆祝作家协会成立廿周年纪念”所题的《沙漠绿荫》一诗，形象地概括了泰华作协的功绩： 灌溉沙漠幼苗的源泉，是你们的汗水和心血。骄阳底下你们的侧(?)影，风沙卷不去你们的笔杆，暴雨打不乱你们的步伐。二十载的辛劳耕耘，将成为沙漠绿荫。 二、薪传中华文化之灯 泰华作协推动泰华文学创作的发展，成就彪炳史册。如前所述，它号召泰华作家，扎根于一泰国的土地，反映泰国的现实生活，表现他们对现实和时代的关爱。无疑这是泰华作协的根本任务，也是植根于泰国土地上的泰华文学的基本特点。然而，仔细观察泰华作协和《泰华文学》杂志走过二十年的道路，我们不难发现，薪传华夏文化之灯为职志，也是泰华作协和泰华文学的一股强劲的精气和血流。 我没能获得《泰华文学》的创刊号，没有读到过它的发刊词，也没有查证过它在发刊词中是否明确提出或者暗示薪传华夏文化的任务，然而就我翻阅过的近三十本的《泰华文学》杂志得到的强烈的感受而言，我敢肯定泰华作协和《泰华文学》杂志，他们是以薪传华夏文化为己任的。 泰华作协的前身是泰华写作人协会，成立于1986年，1990年正式改名为泰国华文作家协会。泰华作协十分重视华文文学的交流。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邀请和接待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作家代表团到访不下十余批次，而成规模组团出访交流二十二次中，除先后参加由新、马、菲、文莱、印尼主办的八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活动外，有十四次都是访问中国内地或香港。泰华作协会长方若思、司马攻，副会长岭南人、韩牧、梦莉、姚宗伟，理事陈博文、白翎、许静华、范模士、子帆、曾心、黎毅、陈小民等先后出席了在中国香港、中山、汕头、庐山、昆明、厦门、汕头大学等地召开的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和海内外潮人作家研讨会，与中国内地以及世界华文作家进行广泛的交流。泰华作协有自己的聚会驻地，称为“作家之家”。据司马攻先生在《翰缘墨情》一文中透露，“作家之家”的墙壁上，挂有五幅书法。这五幅书法，分别是暨南大学教授陈初生题“作家之家”；中通社驻泰记者沈进乐先生题“精理为文、秀气成采。鉴悬日月，辞富山海”(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名句)(《泰华文学》刊名也是沈先生所题)；中国驻泰大使馆文化参赞袁维学先生所题“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寄李白十二韵》)；上海作家沈善增先生题“湄南多奇士，自强为宏文。万里知鹏路，千载传汉声”；泰华名书法家林薇先生所题“笔下天地”。司马攻先生写道：“泰华作协壁上的书法使‘作协’蓬荜增辉，同时也以佳言名句来激扬鼓励泰华作者，我每到泰华作协，总要与壁上书法打照面，只见字字展姿，句句生情，神韵满室，书法之生命力竟如此之神妙。”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活，司马攻先生这话的意思中还包含着：这个“作家之家”中，充满着华夏文化的韵味，洋溢着华夏文化神奇而活跃的生命力。 《泰华文学》杂志，是一本开放的纯文学刊物，它不仅刊登泰华作家的创作，刊登新、马、菲、文莱、印尼和加拿大等国家华文作家的创作，也刊登港台地区作家的作品，但是刊登得最多的是来自中国内地的作品。我所翻阅过的近三十本《泰华文学》杂志，几乎每期都刊有中国内地作家的作品。2005年的四期杂志，即该刊的总第33至36期，共刊登了中国内地十四位作家的十五篇作品。而2000年出版的总第5期一期，就刊登了中国内地六位作家的作品。其中有短篇小说、微型小说，有散文、诗歌，也有评论。2005年11月香港散文诗学会会长夏马、珠海市散文诗学会会长骆国京率领“香港、珠海散文诗作家访泰代表团”一行二十人访问泰国，泰华作协举行了“泰华作协、香港散文诗学会、珠海散文诗学会，2005散文诗座谈会”。2006年3月，《泰华文学》总第37期为之出版了《江、海、河散文诗专辑》。《泰华文学》的值班编辑陈博文、黎毅等先生，对中国内地的作者十分尊重和友好。黎毅先生的散文《缘》，就记述了2000年在参加汕头会议期间，他和陈博文先生专程到潮安、澄海拜访他们的作者陈洁恬和陈海媛的情景。《泰华文学》2005年6月号总第34期，摘录书写了世界许多作家的作品名句来美化版面，其中有美国、哥伦比亚、波兰和日本作家的。一国一人，每人一句。中国内地作家则有六人入选，冰心两则，朱自清两则，还有徐志摩、那家伦等各一则。这里不妨录下几则。 冰心：“躲开相思，披上裘儿，走进灯明人静的屋子。小径里明月相窥，枯枝——在雪地上又纵横的写遍了想思。” 朱自清：“那泱泱黑暗中耀耀着的一颗黄黄的灯光呵，我将由你的耀眼里凝视她明媚的双眼。” 徐志摩：“那河畔的金桥\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泰华作协、《泰华文学》为什么如此重视与中国内地作家的交流，为什么如此重视来自中国内地作家的作品?我想，这样的交流应是华夏文化之子的心灵的沟通、情感的交响!最重要的，是要在祖国华夏文化语境中看到甚或是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以自己的创造反哺华夏文化，也从祖国华夏文化的发展中吸取营养。“几十年了，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在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您们负载着坚忍不屈的华夏精神，负载着发扬中华文化的宏愿/把文化的种子播撒在佛国土地上/把华文文学扎根在贫脊泥土里”。这是自1990年开始，连续担任九届泰华作协理事至今的、林牧先生为庆贺泰国华文作家协会成立二十周年而献的《颂》诗中的一节，这首反应了真实心情的诗，给我的“薪传华夏文化之灯”的观点，提供了明确而有力的佐证。 三、薪传职志——泰华作家的群体要求 泰华作家他们有扎根于佛国土地、描写和反映泰国现实生活的自觉，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他们也有延续和弘扬华夏文化的使命感，甚至有华文文学能否在泰国土地上树常青、花更艳的忧患意识。司马攻先生在《司马攻散文选(自序)》中，就表达了这种忧患意识。在《(泰华作协丛书)总序》中，这种忧患意识表现得更鲜明。他写道：“很多人说，用华文在海外从事写作，这恐怕是最末一代了!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这些以华文来写作的泰华作者，也都是末代的作者了!末代这个名词是可悲的，用华文来从事写作的人都不想当‘末代作者’，我们不要这个头衔，更不想华文在海外真的有末代!因此在这不大有利于我们的环境下，以沉重的心情尽我们微薄的力量来编印这套丛书。”这段话，说得有几分沉重、几分伤感和几分悲壮!正因为不甘当海外华文末代作家，不甘愿“华文在海外真的有末代”，所以要拿起笔奋发创作，希望华夏文化之花永续绽放于海外。司马攻在为泰华散文家姚宗伟写的《在痛苦中骄傲的开花——(瓦罐里开的花)序》文中，表达了同样的心境：“我想姚宗伟兄也和我一样，有着相同的感受吧!他虽然永远把微笑挂在脸上，他的事业很成功，但内心也必有隐痛。他生活在这个汉文日趋没落时代的环境里，忧心忡忡是必然的。这可从他的散文集中的《一树春藤压紫葳》、《椰子树的梦》、《扉页的联想》等几篇散文中体会得到；体会到作者内心有着某种隐微的慨叹，以及深沉的心境。” 泰华现代华文文学，在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影响下诞生，抗战初期和上世纪50年代曾两度呈现过繁荣的景象，后来随着冷战两极体制的确定和泰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逆转，华文教育、华文文化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泰国华文文学的发展，也遭受了很大的挫折而走向衰萎，这种状况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才真正开始改变。司马攻所说的他和姚宗伟都有的内心的隐痛、慨叹、沉重，指的就是他们不忍面对作为华夏文化的泰华文学的这种衰萎。当然，虽然忧心忡忡，但并不气馁。他们对汉文在海外的存在与成长，还寄着很大的企望。如姚宗伟在《竹子与气候》中写的那样，坚韧地生长： 几个待出土而未出土的竹笋，压在大石下，心想：这几根竹笋可糟了，不料雨后竹笋却斜斜地在大石下面抽出来，又从大石旁边直直地挺上去，我见了为它喝彩……竹子要等气候，雨季来了，要挺的便挺，那怕一块数吨的石头。 j 司马攻、姚宗伟所以忧心，所以寄予希望，因为他们热爱中华文化，这不仅因为他们本身对渊博精深的华文文学有很深的造诣和崇敬，还因为他们在华夏文明涵育中产生的与生俱来的民族自豪感。他们这种对华夏文化的深情厚爱，是与对祖国的热爱分不可的。泰华诗人子帆，是生在泰国长在泰国的诗人，他在《中国字》一诗中如此抒写对方块字的感情：“从子宫里孕育开始/就扑跌一身青块斑斑/来的/如此负起人类的使命”，“自破晓过晦暝/始知/仑颉/无悔/自五千又五千年/在熊熊火焰的大块里/方格方格/赤裸地铸造冶炼/……铿锵的生命”。1991年，他应邀参加在汕头大学召开的“海内外潮人作家文学研讨会”时，因有感于第一次“有缘探望，身为中国人日夜思念的祖国”，而写了一首《祖国》，抒发了激情澎湃的爱：“我投在祖国的怀抱里/切切诉说我会再来/悄悄抚摩着/一分一寸的国土/情切地爱心地抓起/一把芬芳/返回/珍惜地播在我出生的/泰国土地上/让它交融在我，这块待垦的心园/欲培栽/欲期许/它绽开一朵/亲切”。创造“梦莉体”的泰华散文家梦莉，将最纯洁最美丽也最悲伤的爱情故事置放于祖国的壮丽山川之中，似乎只有祖国美丽的山川和风物才能与高尚和纯洁的爱相配。她爱“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湖，那不仅是自然景色，那是华夏文化的结晶，那是祖国美丽的象征。她抒发自己的思念乃至感伤和痛苦时，她的泪和血与祖国历代的优秀文化人的血泪流在一起：“(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烟湖更添一段愁》中引用的唐诗。唐，崔护《题都城南庄》)……(写到这里，我再次想到了姚宗伟和子帆先生，他们都是我见过、有过亲切交谈的朋友。令人痛惜的是，他们已先后驾鹤西归，在此只能聊寄一份深切的思念了!) 薪传华夏文化为职志的这种群体要求，在南雁先生的《(泰华文学)满40期有感，调寄(沁园春)》词中，表述得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浩渺湄江，千里奔腾，源远流长。忽霜降南国，百花凋谢，泰华文苑，鹤杳鱼潜，骚人赴难，谁遏中流危樯?有勇者，处惊涛骇浪，意气昂扬。 骄阳高挂中天，看华夏河山换人间。扫妖氛魔怪，激扬文字，挥毫洒墨，再显忠良。春到南天。百花齐放，《泰华文学》焕新篇。四十册，沥同仁热血，荐我轩辕。 四、没有根，哪有枝叶，哪有花? 泰华文学，几度春风，几度繁荣!但在泰华作协成立二十周年，《泰华文学》杂志出版四十期的当今，泰华文学也已显露出了某些危机的迹象，根本原因在于泰华文坛的老化。修朝先生在《泰国华文文学与华文教育》一文中指出：司马攻先生在十年前就慨叹过：“文坛举目尽是六十翁!事隔十年之后，文坛中健存者多数是七十、八十翁。虽然泰国华文作家协会年来会员有所增加，但都非年轻者”，“泰华文坛老化，后继乏人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也因此使到(得)多数的圈内人感到悲感、绝望。”他指出：也有乐观者寄希望于泰国的华文教育，但或因学非所用，或因程度偏低和缺乏文学兴趣等等，泰国的年轻代华人难以担当薪传华文文学的历史任务。修朝先生在此提出了狭义和广义的泰华文坛说，并且认为：“如果以狭义来看待泰华文坛的活，则不难看出由于老化及后继乏人，注定要在这一辈人寿终正寝”，“但如果以广义来看待泰华文坛的活，则可预测仍隐藏生机，正在等待第二春的到来。”修朝先生的广义的泰华文坛：“指的是泰华文坛是由中国人移民来泰国后所营造出来的写作天地。现在这个天地已进入严冬，如果要使这个天地恢复初春，则非依靠中国人新一批的移民来营造不可。”对这一点，修朝先生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他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规模日益庞大，“其工商业甚至服务业必然要输出，如果有百分之0.5％移师来泰国，伴随而来的新移民也必然颇为可观”，从而给泰国学习汉文环境带来种种变化，届时“如果有1％对文艺有兴趣而舞文弄墨，新的泰华文坛必定热闹非凡”。 修朝先生说的是希望，但也不是不具现实性的空幻梦想，这里我们可以暂不讨论。修朝先生的“要使这个天地恢复初春，则非依靠中国人新一批移民来营造不可”的论断，使我更感性更直接地加深了对一个真理的认识，那就是没有根，哪有枝叶，哪有花?举目四望，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的生长茁壮，哪一处离得开中国人的移民?我要着重指出的是，这里的中国是包括中国大陆、港、澳、台在内的完整的概念，而不是“台独”和阴谋肢解中国的分裂主义者口中的刻意要把港、台与中国内地分割开来的中国。一个完整的中国，是华夏文化的根，世界华文文学的源头。如果割断了这条根，堵塞这个源头，任你东南西北的华文文学必将枯萎。 走笔至此，使我想到了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界中关于华文文学“中心论”的争论。可以负责任地说，我没有提出过这个“中心论”，我也没有见到过在中国大陆有人特别强调所谓的大陆“中心论”。因为这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中心是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并不会因为你强调而存在，也不会因为你不承认而不存在。我听得最多的是来自反“中心论”一边的声音。我不想怀疑，这声音中夹杂着某种难以明言的意识形态的杂音，而相信，这是学术认识上的分歧。这里要指出的是，反“中心论”者极为忽视“根”和“源头”的作用。比如说：“只有根，是开不出花的。”这确也有部分道理。有了根也还要有所在地生活的泥土和阳光雨露，否则也长不出枝叶，开不出经不同文化语境孕育的特色的花；但是如果连“根”和“源头”都没有，还长得出枝和叶?还谈得上开什么花吗?著名华文小说家赵淑侠女士去年在复旦大学演讲时，特别强调地说：“中国文学是母亲，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国文学繁殖出来的。”修朝先生的文章，从对泰华文学的现在与将来的描述和预测中，不也是作了相同的回答吗? 今年3月31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复旦大学郜元宝教授的长篇论文——《“世纪末的华丽”——评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对新近获文学评论家奖提名的王德威的评论架构体系和观点提出了质疑，其中有关“去中心化”的论述相当精彩，我引证如下，以飨读者。 王君反对把当今华文文学理解为“以大陆为中心所辐射而出的文学的总称”，主张“去中心化”，将原本作为“祖国文学的延伸”的“世界华文文学”，翻转为没有中心的“众声喧哗”，故此不仅在作家的选择上、13比7十分自然，更重要的是，一旦如他所说，跨越了以往“中央与边缘、正统与延异的对比”，进入“众声喧哗”的新格局，新的对话场域便“于焉而兴”(无非就是“去中心”的“众声喧哗”)职是之故，他不得不竭力扩张当代华语文学未必能扯上关系的理论阐释空间，不得不竭力扩张当代华语文学未必真正拥有的中外文学史背景。这样做的好处是：在众多理论交错“旅行”中，在无限放大的文学史寥廓空间，确实很容易人为制造想象的“众声喧哗”。 但世界华语文学真实的时空关系以及存在的问题，也就不必牢心费力地阐述了。 比如，过去的“大陆中心”构架现在还有没有残留的合理性(无论从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还是从文化传统与国民根性上看)?如没有，那么这种构架是在什么时候以及怎样失效的?导致这种传统构架失效的动力是什么?世界华语文学在不同地区，固然有不同的问题乃至表述这些问题时仰仗的王君所谓“中州正韵”之外的不同“方言”，但如果把“中州正韵”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传统包括大陆地区“当代文学”传统的复杂共生，那么“中州正韵”之外的地区“方言”还能找到另外的文化资源吗?如果确实有另外的资源，其力量又足以摧毁“中州正韵”的霸权，那么这种新资源究竟是什么?在华语作家当中，王君能找到拥有新资源而足以摆脱“中州正韵”从而顺利进入另一种文化空间的理想人选吗?如果有这样的人选，那他还属于“跨世纪华语文学”吗?如果他身处异质文化空间，还会继续使用中文来写作吗?为什么王君在竭力摆脱“中州正韵”的过程中，实际上反而屡屡借助“中州正韵”的背景作支援，甚至将东南亚和北美地区许多华文作家屡屡编辑到“五四”新文学传统中去呢?这不是很矛盾吗…… " 这就算本文的结语吧!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03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