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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从国内来的“访问学者”，看海外作家的小说，常常会有一种穿越时空的错觉，仿佛回到了“现代文学”时代。情绪、氛围、表达的冲动和表达的方式，都那么像。仔细一想，也不难理解。海外无异于一个放大了的“异乡”。而中国则是一个质点意义上的“故乡”，在交通和通讯发展了的今天，也不见得比鲁迅的绍兴和沈从文的湘西更远。但相对的隔绝和差异则非常类似。在国内，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的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之后，作家们面对的这个生活世界，不管北京还是陕北，广东还是湘西，在精神向度上并无太大的差别。这和鲁迅们当年所处身的中国是非常不同的。那时候，北京这样的“异地”与绍兴、湘西这样的“故乡”或“边城”在精神向度上是如此的不同。假如没有这隔绝和差异，以及它们所带来的精神冲击和折磨，大概也就很难爆发出以鲁迅的《故乡》系列（包括《祝福》等）和沈从文的《边城》系列（包括《萧萧》等）为代表的一代杰作。相比而言，现在中国作家至少在表达欲望上已经严重萎缩，这跟精神向度的“一体化”不无关系，并且跟巴思所感叹的美国的文学创作状况很相似。有的文学史家把文学看成是宗教的替身，此说未必可靠，但至少它们的遭遇有一点相似：当大家的生活过得太安逸，对整个世界的想像太“一体化”因而缺乏探究的兴趣，文学和宗教的市场需求都会降低到必须由有志者去捍卫和维持的地步。当然，海外华文作家不大可能遇到这样的问题。也许有一天，中国和“海外”之间的隔绝，会像当年湘西和北京、上海之间的隔绝一样，渐渐消失。这个过程已经启动，但在审视《红杉林》作家群小说的时候，还是可以比照中国现代文学来对海外华文写作进行一次有趣的赏读。 一、“异乡”目光中的 “故乡”人物画廊和生活现场 曾经有人惋惜鲁迅太少写以自己长期居住的都市的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也曾经有人纳闷为什么沈从文笔下的作品水平差别那么大，写都市人为什么总像漫画，刻画不出类似湘西边城儿女们的人物形象。更不要说巴金和老舍在法国和英国写中文小说，最后传世的尽是家乡的人和事。其实这与当代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状况非常相似。写得最好的，往往还是故乡、故人、往事，或者同在海外的故乡人圈子中的人和事。写外国人或者华人在外国人圈子中的故事，终究稍逊一筹。 比如，陈谦的《落虹》（《红杉林》2007年春季号）写当年嘉田与木棉在中国相恋的往事，心理刻画体贴入微。木棉觉得自己命途多舛丧偶寡居，配不上、也无须高攀众人羡慕之中的美国华侨嘉田，态度笃定、心静如水。作者成功勾勒出一个独立、坚忍的女性形象，似乎是悲剧，读者都要为之叹息了。但笔锋一转，在嘉田的诚恳面前，木棉作为女性柔软的一面又渐渐展现出来。细节的把握准确、不弱也绝不过火，使读者信服且喜爱。而且《落虹》不是商业言情小说的写法，它的妙处在于通过两人的故事引带出庞大的人物谱系，以及更加复杂幽微的父辈往事；但又没有刻意多拉一些人物和故事进来的嫌疑，因为所有人物的引入都是自然而然，紧扣主人公情绪的发展变化。这大概就是距离的力量。相对而言，《落虹》写美国的生活场景，笔力就要“怯”得多。越是着力写，越是“怯”，越是拖沓、吃力不讨好。跟写往事的时候几笔写活一个人物的感觉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为什么呢？我觉得是“异国”制造出了足够的艺术创造的距离。在《落虹》和张慈《浮云》（《红杉林》2006年夏季号）、沙石《天堂·女人·蚂蚱》（《清明》2005年第3期）等成功作品中，甚至是在特意利用“故国＋往事”的双重距离。处在前台的美国生活反而更像是背景。著名海外作家严歌苓在《红杉林》创刊号上发表的《金陵十三钗》亦可谓“故国＋往事”模式的典型使用。不过，这一篇写南京屠城故事的小说，虽然努力按照作家的惯有招数，以个人记忆切入，却又毫无悬念地被集体记忆的巨大黑洞瞬间吸尽其能量。国内当代文学的无数作品都在这种创作上血本无归。严歌苓在此篇作品中也并未显示出海外作家的优势。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更严峻的问题：一旦“异乡”的距离感失效，海外作家将和国内作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面对同样的表达复杂世界的困难，倘若不能发明一些私房策略，硬碰硬的结果只能是像那些在帕修斯之前的想要杀蛇发女妖美杜莎的英雄一样，刚一出场就变成了石头。 王瑞芸的两篇云南系列小说（《红杉林》2007年夏季号和秋季号）写海外华人回到中国，也是利用“异乡”视角营造人物层次，但可惜用得有点硬，故意往人物心里钻，反而把两个复杂的人物都写得简单了，出不来“我”和“鲁四老爷”都活灵活现的感觉。可见任何文学手法都有被程式化的可能性。 辛哥的《男女声二重唱》（《红杉林》2006年秋季号）也有其生趣盎然之处，勾勒出一幅海外中国城小世界的世情图景。但可惜有点流于浅表了。我们写往事常常会写得更好，是因为往事常常是自己一个人来回味，这是适合艺术创造的。而当下之事，往往处在众人言谈的罗网之中，写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掉进俗谈，放弃了独立审视的机会。这是不少作者在创作中很容易出现的问题。 鲁迅之所以不怎么写后来在故乡之外的生活，恐怕就是怕火气太重，不能“出乎其外”。沈从文、巴金就没有鲁迅那么狡猾。我私下琢磨，鲁迅、周作人是很有“才子气”的，深谙才子之道，但凡下笔，就是才气纵横；但凡觉得比较复杂、没有十足的把握，就宁可不写，让你们遗憾去。沈从文毕竟是从一个文学青年一步一步咬着牙越写越好的，比较老实，也更自大，不懂得这些虚实，只要想写，不管难易，跃马扬鞭就过去了。许多海外作家也常如此。沙石发在《红杉林》上的两篇，虽然在写作手法上更加成熟，而且不断尝试新的变化，用幽默等方法制造叙述距离，但从《我的太阳》和《一个人的小说》所达到的文学效果来看，作者与他所试图表达的生活体验之间的战斗，尚处在不分胜负的胶着状态。而文学存在的理由之一，就是能在纸面上凌驾于我们常常不得不深陷其中的生活之上。 在沈从文写都市生活的作品中，只有像《虎雏》等少数写得较好。而《虎雏》中的主人公也正是海外作家比较擅长写的另外一类人物：在异乡的故乡人。 一种是从故乡短期来“此地”的过客。这是典型的“虎雏”，说话行事完全还是故乡的做派。浑然是一个被无限拉近的微型故乡，咫尺天涯的故乡。这种距离感非常有利于艺术发挥，有时只需点滴笔墨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比如范迁《红杏》（《红杉林》2007年春季号）有个小细节，写女主人公当年在美术学院的教授访问美国，看到自己当初如此不看重的学生和画法，现在却能在美国置换成如此惊人的物质财富，“面上作出鄙夷的神情，内心却深为震动，这些五六十岁的老艺术工作者在返回杭州之后，好一阵子面对空白的画布却不知从何下手”，可谓言简意赅。 另一个更完整的例子是吕红的《日落旧金山》（《红杉林》2006年春季号）。主人公林浩虽然抱着来美国扎根的豪情，也有相当充分的从国内带来的财力作为底气，但俨然又是一个“虎雏”，全没把美国当外国，该怎样豪放还是怎样豪放，该怎样莽撞还是怎样莽撞，虎虎生威地潇洒一把之后，终于做了过客，面对解不开的困局，流星般不知所终。 另一种变形的“虎雏”是主要在海外华人圈子生活的中国人。在《日落旧金山》中，除林浩之外，就是由这些人构成的一个世界。而在吕红另外的作品中，人物画廊则更为丰富。那些熟悉的算计、委琐、粗俗、死要面子、强烈的控制欲，并未随着异国的香风飘走、化作往事，而是在熟悉了美国生活之后更加滋生起来。这是一个恶梦般的挥之不去的近在身边的“故乡”，而痛苦之处在于小说的主人公大都民智已开，有了“异乡”的目光，有对“异乡”理想生活的想象，不复能在铁屋中安然酣睡。这正是小说的张力所在。 秋尘的《一江春水》（《红杉林》2008年春季号）也是如此。偌大的一个美国世界，居然撞来撞去遇到的还是中国故人。身份不同了，可还是那些基本情绪主宰着大家。而且这情绪随着小说的推进，显得过分重复缠绕了，未能充分表现出“虎雏”在异乡中毕竟会有的一些不同。前世今生混在一起，就丧失了宝贵的距离感。不管作者如何竭力加大抒情篇幅，小说还是从情绪主导滑向情节主导。虽然仍具有可读性，但相信作者最初的发愿并不止于此。 董铁柱的《表妹的婚礼》颇见鲁迅《故乡》或《祝福》之风，几乎不写叙述者本人现在所处之地的生活，但所写之故乡，显然是以“异乡”作为参照，因而方便获得如此脱去火气的克制叙述，把一个自己曾经深浸其内、现在也与之割不断血肉联系的世界写得如此冷静、稳健、游刃有余。正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所说，“入乎其内”而又能“出乎其外”乃是艺术创造的必由之道。 二、“却把他乡做故乡”： 寻梦与造梦的两重天地 王德威从鲁迅的日记中搜索过他的都市体验。这位老成的才子在日记里暴露了他面对上海滩时的双重心理，一方面茫然不可把握、几乎要被淹没，一方面从某种近乎可笑的精神角度重建了对它的优越感。这种都市体验，如果写下来，很难说会比沈从文、巴金更高明。才子们都是这样的，他们要维护自己的足够受人膜拜的无瑕形象，只能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自言，发现自己把握不了泰山的美，就专注于泰山脚下的一石。汪最终也蔚然成为名家。 在《红杉林》上两次发表小小说的尧石（2006年春季号和夏季号）和《红袍子》（2007年冬季号）的作者蓓蓓，也显示出这样一种才气，以极细小的心理切口写出了篇幅很短但很聪明的小说。但还是有不少作家，野心勃勃地想“却把他乡做故乡”。 作为一种文学的发展，这野心是必须的。由“异乡”所造成的“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归根到底是一种自然资源，而非作家的自觉创造。葛红兵的那篇盛传一时的《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批评中国的新文学无非都是“青春期文学”，并非完全危言耸听。所谓“青春期”，就是一种注定要耗尽的自然资源。在那特定的年华之中，接受了某些精神文化的召唤，与自己所处的生活世界拉开了距离，从而完成了一种反叛的或者感伤的叙事。时过境迁，诗人们悔其少作，就像《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一样立地成佛。所以这种文学是必然没有下文的。孤峰突耸，别无分店。而真正的大文学当然可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无须“异乡”来制造艺术距离，没人比他更在俄罗斯之内，但也没人比他更超越俄罗斯。这样的文学，才可以不断地从一个高峰到另一个高峰。 现代文学的发展，由于时代的特殊原因，更大的家国忧患压倒了文学自身的问题，未能生长出这样的大师，但也还是出现了“新感觉派”、钱锺书、张爱玲等作家。海外华文写作中的“写外国”的作品，直接继承了这一不算太强大的传统，试图去直接书写他们所面对的这个纷繁世界。 譬如在吕红的《不期而遇》中，作者借一次周末舞会，让笔下的主人公不断遭遇各色人等，而这些人又不断引发以往的记忆，大量的生活碎片仿佛随着舞曲的节奏纷至沓来，速度之快、信息之多让人应接不暇。但同时，主人公的情绪、舞会的进行、作者的笔调，三者浑然结合在一起，因而能抓紧读者，让他把眼睛贴近这小小的万花筒，得以想象一个更庞大的世界。这颇似“新感觉派”《夜总会里的五个人》等名作的风格气派，但又更加细腻，不会显得生硬。 木愉的《食人族》（《红杉林》2007年春季号）功力不凡，通过描写一个华人白领在美国职场的“小公务员之死”似的沉浮，写了大量的“美国”生活场景和“美国人”，绝非沈从文式的漫画都市人，并略约有点张爱玲的味道，不借用“异乡”而自具备了一种冷静，却又不至于太“隔”。不像董铁柱的一篇没有刊发在《红杉林》上的《门》那样，完全站在外国人的外面，虽写之而不写。但它又终究还有点“隔”，终究有点像是“浮绘”。小说的立足点还是依靠一个“虎雏”式的主人公，所以写得固然是好，总还显得单薄，其它人物没能一起凑趣使力，多少有沦为背景之叹。 其实张爱玲也只是巧妙地掩饰了这个问题而已。她写得最好的，仍然是那些旧式人物。她被新文学阵营斥为鸳鸯蝴蝶派，长期不能进入文学史，也是有道理的。她捏出一幅全知的图景，写了很多各色人等，究竟有多少是以她过人的文采吹塑出来的漂亮人偶？她更像文章家而非文学家。钱锺书有时也不免拿文才来挡一挡。海外作家无论文采高低，也有意无意学会了用“做文章”的技术手段来缝合笔下的人物群，绕过复杂的深入探索。 施雨的小说就很能说明这个特点，《刀锋下的盲点》（《红杉林》2007年春季号）尤为突出。其中写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等人物，明显缺乏细致的感受，但她不会像沈从文那么傻那么冲动，而是像张爱玲一样缩减写作的情绪投入，用技术来解决问题，最终提供给读者一个比较可看的文本。 但这样一来，小说的附着能力便大为降低。因为读者关心的重心在情节了，觉得情绪无非是一些比较老套的东西，更加不会关心为了营造情绪而出现的大量场景描写。于是就像吕红的《日落旧金山》一样，当作者想在对“虎雏”们的描述之外引入更多更加美国化的信息时，“超限”发挥作用的微妙张力就有点失衡了，人物情绪拿捏得不够贴身，程式化的抒情回避了小说创作应挑战的难度，连很多关节点都是匆匆带过，结果导致生活场景的转换常常勾连不上，巨大的信息量“溢出”于小说之外。就像一片过饱和的云，不再能飘飞于蓝天，却变成天空容纳不了的雨水降落下来。 范迁的《红颜》（《红杉林》2007年冬季号），“溢出”现象也比较明显。它们是“却把他乡做故乡”的另一类小说的典型：其主要意图似乎不是表现作者对生活的直接体验，而是借用生活素材幻化成一个想像的世界，来缓释作者在生活中积聚的某些存在体验。有点像沈从文笔下的都市，是漫画式的。但沈从文是抱着一种幼稚的精英优越感来漫画之，范迁却像是抱着对美国上流社会物质生活的艳羡来漫画之。我无意于批判这种艳羡，沈从文的精英优越感未必比这艳羡强。但文学的一个有趣之处就在于可以在作品中造出一个与作者不同的叙述者，或者提纯或者审视或者掩饰自己，这也会使小说更具可读性。否则，即便读者跟作者处在相同立场，也会觉得难堪而不愿读下去。范迁当然很有才气，但《红颜》比《红杏》更显肿胀。文学是白日梦，但毕竟是当众做梦。 李泽武的《谢立特》（《红杉林》2007年夏季号）属于造梦高手。它充分调动各种元素，积极调动读者的兴趣，最终精确地制造了一个相当好玩的故事。其丰富、有趣的程度，不亚于好莱坞电影。但它就好像一个小心翼翼打着伞提着衣襟的观雨者：它确实在雨中走了一遭，然而它真的去过雨中吗？作者精心留出空白和供人思考的入口。但仅是入口而已。这是一个好看故事的必要道具。李泽武的另外一篇《万国人物志》流于铺叙，只剩下语言的有趣了。可见好莱坞故事片的编制也是需要相当努力的。 三、殖民主义，抑或人文主义？ 说起来，文学史上所谓“中国现代文学”或“中国新文学”的主流，本身就是当年的一次海外文学运动。当年不是没有别的写作，应该说更多的是那些鸳鸯蝴蝶的文学，但直到现在，它们想要进入文学史仍有障碍。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徐志摩、梁实秋等分属不同文学阵营的现代文学大家，最初都是在海外开始文学活动，然后又在国内掀起波澜。连中国话剧的诞生也是在日本。更不要说巴金在法国，老舍在英国，更是泡在外语环境中令人吃惊地写出了大量中文作品，人在海外，就已在国内文坛成名。这与如今的许多海外作家非常相似。至于茅盾和曹禺，也是在这一文学潮流的影响之下，身在故国而自具备了异国的目光和焦虑，才写作出《子夜》、《雷雨》等现代文学经典的。 有人说鲁迅是用殖民者的眼光来看中国，甚至说他的那些对国民性的猛烈批判本身就是从某个外国传教士的小册子里抄来的。这种说法有些滑稽，但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因为一种夹在“异乡”与“故乡”之间的身世之感，显然是那一代作家表达的冲动、批判和感伤的源泉。说它滑稽乃至哗众取宠，是因为殖民者传教士是纯粹的外部眼光，不会有同时身在其中的那种深切的痛感。这两者的区别，是殖民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区别。 身在其内而不能跃身其外，容易导致麻木或者过于愤激，国内的当代文学写作往往如此。当代的海外华文写作，因为非常类似于现代文学的发酵环境，在相当程度上承续了它的人文主义传统，而且有可能将它未能完成的文学潜能发展下去。会不会再出现一次由海外返回海内的文学运动呢？国内的文坛已经倾颓至极，到了文人“耻谈文学”的程度，少数的探索也是各自为战，能产生一些可以会传之后世优秀作品，但是难以产生对当代社会直接发生影响的文学潮流。时势需要新的文学力量的崛起，而这仅靠一两个作家是不行的。《红杉林》这个阵地在两年的时间里聚集起了一个相当有生气的作家群，也许会是一个文学潮流的肇生之地。当然，时代已经不同了，海外作家如何才能以更大的野心来书写他们此在的世界？仅凭与现代文学相类似的热情，这种人文主义已经不能产生冲击力，而只能产生对冲击力的回忆，因而影响往往只局限在知识分子之中。处在中西交汇之处的《红杉林》有理由变得更好，才能担当往年那些如雷贯耳的的文学刊物曾经担当过的责任。 原载：《华文文学》2008/02 原载：《华文文学》2008/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