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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诵圣(1)是美国汉学界台湾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她在对台湾现代主义小说，及从“文学场域”的观点对台湾文学史的观察与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本论文拟对张诵圣的研究作一回顾，并尝试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张诵圣的学术研究对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启发意义。 一、后发“现代主义”与本土问题结构 “现代主义”历经西方原发到向全球扩散的过程。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现代主义”始终是个聚讼纷纭的议题。在一个后发现代、未经充分现代化的国家如何产生“现代主义”，产生的是否只是脱离本土现实、模仿西方文化的“伪现代派”(赝品论)，只是非西方国家接受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的一环(殖民论)?有关“现代主义”话语的争论，无论正方从追赶现代、汇入世界的角度予以肯定，还是反方抗拒同化、维持民族同一性的警惕，二者都预先承认了一种进化论式的一元化与等级化的时间意识形态，将本土放置于现代性时间矢量的末端(因此总是有“迟到的时间”的威胁)，而忽略了中国内部的问题结构如何容涵、协商这些西方话语，从而创生出本土的现代主义的方式与可能。这样的研究仍然在一个的整体化的中国／西方的二元对立框架中运作，从而没有腾出空间去思索中国内在的历史发展、本土语境与外来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外来符码与原有符码之间的碰撞、竞逐，话语与话语之间的合纵连横，话语空间的重新排列组合，等等。事实上，只有充分纳入本土的经验组织与问题结构，将注意的重心从“是不是”、“像不像”(真／伪，原本／仿造品)的时间／殖民焦虑，转移到外来符码在本土语境转化、生根的途径与过程，才能真正解套非西方国家现代主义“赝品论”、“殖民论”的僵局。 张诵圣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研究时，面对过往台湾60年代和70年代有关现代主义的两个主要的论述倾向，她指出，无论是对现代主义揄扬甚力的新批评还是批评最烈的乡土论者，两者都秉承了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视文学作品为封闭的个体成品，而隐含一静态的、分离式的文学史观。她转而强调一种关系主义的研究，即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去考察“现代主义”这一文学符码与本地主流文学符码构成的冲撞、衍化等动态的文学演变方式。“如果我们接受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启示，而认识到所有的意义单位，包括作品和个人的主体意识，实际上都是由文化社会中各种意义系统交汇而组构成的，那么我们文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对象，便应该是各种意义系统交汇时的动态关系。由这个观点出发，我们研究现代主义对台湾文学的影响时，便应着重于这一套外来的文学符码所带来的各种意义系统(包括认知形式和美学原则等)被个别作家吸收采纳的情况，以及它们和台湾原来通行的文学成规、审美意识、写作阅读习惯之间互相冲击而演化出新秩序的过程。” 从这样的思路出发，在研究台湾20世纪60年代涌现的现代主义风潮时，张诵圣首先检视了台湾60年代的文学与文化环境。张诵圣认为，冷战的政治环境、“党国教化诠释体系”、“在安定中求经济繁荣”的集体意识，使得台湾60年代的社会充斥着“类似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社会自足保守和安定停滞的意识形态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的积淀”。她指出，五六十年代台湾的主流文学不能以惯常的反共军中题材与乡愁文学泛泛而论，必须注意到一种更为隐蔽的美学框架：糅合古典抒情与五四浪漫遗绪的软性写实文学形式，这一美学框架暗中设定了作家处理题材的方式，从而使得50年代的作家(典型的代表如琦君、林海音、朱西宁、潘人木等)往往不能超越常情所界定的舒适范围去挖掘经验的“真实”。60年代以《现代文学》为核心的现代派作家们则试图通过现代主义这一新的文学符码与美学取向，来表达他们所感受的“真实”与具怀疑精神的文化批判。具体而言，在台湾的现代派文学实践中，有两种现代主义的美学原则表现得最为突出：第一，“高度知性化地追求文学形式(表层结构)与‘现代’认知精神(深层结构)之间精致的对应和结合”；第二，“服膺‘唯有透过最深彻的个人体验，和最忠实的微观式细节描写，才能呈现最具共通性真理’的吊诡(或悖论)原则。”台湾的现代派作家如欧阳子、王文兴、白先勇等人透过对西方现代主义美学手法与认知精神的研习，使得这一系统的西方文学符码开始在台湾的文学场域生根并扩散。从模仿、浸淫到转化、在地化，他们所引进的西方现代主义，不仅为原有的文坛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技巧手段，更重要的是，打破了原有通行的美学规范所维持的知性怠惰与保守的意识形态，在主导文化之外开辟出一种另类的文化视野。虽然这一以个体认知追寻为核心精神的现代主义自由派作家在70年代遭到着重群体意识与阶级议题的乡土派的责难，但无可否认的是，通过对个人深层经验殚精竭虑的逼视与苦心孤诣的形式探索，个人在特定历史空间里的“历史性与社会性”，同样透过作品的层层中介，表达出了一种深刻的文化批判。 反观中国大陆的现代主义，在80年代同样有一场“伪现代派”的争论。刘索拉《你无可选择》与徐星《无主题变奏》等现代派作品发表后，引发了这些作品是否只是对外国现代主义的模仿，脱离本土社会现实的争辩。一些批评家认为，中国没有产生现代派的土壤，这些现代派作品表现的思想情绪“没有实际生活的对应物”，“这类冒牌的现代意识不是从中国现实生活中产生的，而是从国外(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书本上横移过来的。这是一种理念的甚至概念的横移，把一些外国才会有的意识，硬套在中国现实头上。”“我们文学中的‘现代派’可以称其为‘伪现代派’。‘伪现代派’的含义就是我们并没有真正具有现代素质的现代派作品。”黄子平对“伪现代派”这样的概念进行了谱系学的分析。他认为“伪现代派”的概念至少蕴含了三对两两对立的基本范畴：真／假、古／今、中／外。“这三对范畴及其‘家族’还可以互渗、组合，生成一些更复杂的对子，如‘原装进口／本地仿制’便是由‘中／外’加‘真／假’构成。不难看出，这些对子的互相‘发酵’，将使得‘伪现代派’这一概念成为一个最笼统、便利、可怕、丰富的批评标签。”_6J“伪现代派”这样的说法，暗中承认了一种源自西方的正本概念，“这一术语背后蕴含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存在一种‘正宗’或‘正统’的现代派文学或别的什么派，即便不能原封不动地引进，也可以成为引进是否成功的明确的参照。”这种真／伪甄别实际上仍然落入了西方中心的陷阱，承认了西方文化不言而喻的威望。在举例论述了文革后某些中国作家对卡夫卡的认同后，黄子平指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把两次世界大战对欧美文学的影响跟‘文革’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影响相提并论，仍然是一个未经讨论的问题。卡夫卡不过是一个例证，用来说明中国作家‘重新发现’现代派文学时的社会一心理背景。由于某种无法解释的、个人不能左右的大灾大难引起的困惑、焦虑、软弱无力、梦魇、荒谬感?由此产生的对传统价值观念的重新估定?如果我们承认文学的接受建立在某种共通的对人生、对世界的体验之上，这些因素就是值得考虑的。”换而言之，讨论中国的现代主义，可能要把关注点从是否是“横移”的赝品转移到本土的问题结构上来，比如说文革后人们幻灭的心理经验，以及开始松动的官方意识形态等，如此才能真正解释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再度兴起的动力与话语功能。黄子平所说的“伪现代派”的问题也存在于台湾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乡土论者对现代派“仿冒抄袭”的批评里，正如张诵圣指出的，对这一表面上的文化移植贸然扣上文化殖民的帽子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对台湾60年代社会现实与文化气氛更为深入的研究将有助于揭示台湾60年代现代派兴起的动能，以及在文化转译过程中“在地性”的生成。也只有真正进入本土内部的问题结构，才能更好地阐释后发现代国家的现代主义，并且在结构的转换中去除后殖民的焦虑，提供出中国版(台湾版)现代主义的意义所在。 二、“文学场域”、“文学体制”与文学史书写 在讨论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时，张诵圣使用了雷·威廉斯的主导文化／反对文化／另类文化的架构，将受西潮影响、具精英主义特质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视为相对于台湾戒严时期主导文化的“另类”文化形构，而将倾向于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乡土文学运动，视为戒严时期的“反对”文化形构。在后来的研究中，张诵圣更发挥运用布尔迪厄“文学场域”的概念来扭转一般文学史研究以作家、作品、思潮为中心的实性倾向，转向强调“整体文学场域里的结构关系”的思考面向。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出身的布尔迪厄为了超越“主观论”和“客观论”、“内部分析”和“外部分析”各自的重大局限——前者忽略文化社会经济层面，后者忽略“主动者”——而发明了“field”(场域，具有自主性和独特的运作规则)和“habitus”(习性、气质、身态及心态、受形塑且具有形塑潜能的秉性及行为模式)的观念来阐明主客之间彼此渗透的途径和必然性。“布迪欧理论的优点，在于强调文化生产场域的自我运作规则与权力场域之间吊诡的互动关系。占有(或取得)资本、资源双方面优势的作者或文化机构，一方面得到传播管道以及其他‘政治正当性’的象征利益，另一方面却必须参与自主性逐渐强的文化场域内‘文化正当性’(cultural legitimacy)的激烈争逐。而后项竞争同时受到个别作家(或文化机构的领导者)的才情与企图心、艺术流派师承、位置攫取策略等等因素所制约。因此要了解这个文学现象，不是抽象地指出‘物质或象征利益’的流向就可了事，而是需要耐心探究、以求能够准确地描述出政治对文化场域的主导如何转译为具体的艺术风格、主题取向、美学原则等等文学表征。”在运用布氏这一理论架构来观察台湾文学史的发展变动时，张诵圣细腻出入内部／外部、美学／社会之间的精微研究，对于目前台湾某些文学研究族群立场挂帅的简单化倾向是个有效的针砭。对于大陆当代文学研究摆荡于强调“纯文学”与“介入”、艺术性与政治性二元对立之间的伪命题也提供了一个更为复杂与有效的研究模型。下面试举张诵圣对台湾女性文学的研究为例。 与目前当道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的女性文学研究不同，张诵圣在《台湾女作家与当代主导文化》一文中，试图从文类成规、美学风格与主导文化的关系的角度来探讨台湾女作家的文学书写。张诵圣特别区分了“官方意识”与“主导文化”的区别，主导文化受到官方意识很大的影响，但并不能等同于官方意识，它还受到文化场域自身内部规则、编辑、作家个人能动性等因素的影响，比如台湾20世纪50年代反共宣传性质的文学与在产生反共文学的文化氛围中出现的文化产品就不能一概而论，后者虽然与前者受到来自同一来源政治力量的制约，但仍然有它自己的特性。张诵圣概括归纳台湾50年代软性威权政体下的主导文化的文学特性为：第一，经过转化的中国传统审美价值；第二，保守自限的世故妥协心态；第三，与新兴都市媒体一起成长的中产品味。这样一种软性、主观、抒情、偏右翼性质的文学类型在50年代的当道也适时提供了战后第一代台湾女作家的生长空间。此中“文类形式的性别化”是这一文学问题的关键，对于女性特质的刻板印象正好符合这样一种赢弱偏女性化的文类需求。女作家的某类书写(与女性特质等同的抒情文类)由此获得了额外的正统性，在文学生产场域分配到相当的资源与占有特定的位置，形成一特定的女性文学空间(此有国民党政府迁台后战后第一代台湾女作家的蓬勃兴盛为证)。这样，后起的女作家对于此位置正面或反面的态度和反应便成为文学场域变迁的一个重要动力。诸如六七十年代的现代主义女作家欧阳子、陈若曦、李昂等人为了与此一“女性风格”的书写位置相抗衡，有意发展出冷静、客观、写实的小说技巧，而80年代“闺秀文学”在媒体市场的兴旺，也正与战后婴儿潮女作家高度承传与内化的这一“女性”文学特质相关，这一批婴儿潮女作家的代表人物如朱天文、朱天心在90年代更经历了反省与转化这一女性特质的过程，朱天文从极端感性发展出的颓废美学，朱天心夹叙夹议的“伪百科全书体”，都已逐渐摆脱她们所承袭的50年代女性中产文类的局限，而将她们的创作带到一个新的境界。无论是拥抱、反省、抗拒、转化，台湾50年代主导文化所奠定的女性文学的框限都是后起的女作家所必须面对的一个公约数。文学场域与国民党政府迁台后软性威权的权力场域之间的关系，女作家的“习性、气质”与这一场域的关系，以及相关的文学场“位置”的攫取与流动，张诵圣的场域研究无疑是从一个更为结构性、关系性的观点来把握文学史的有益尝试。 在《“文学体制”与现当代中国／台湾文学——一个方法学的初步审思》中，张诵圣借助德国学者彼德·何恒达关于“文学体制”的定义，重申此概念对于传统文学史研究所忽略的面向可能的补足。这个文学体制，既包括了影响文学生产和接受的文化体制(比如出版、媒体、教育体制等)，也是经由各种体制性力量的传播，获得正当性的有关“何为文学”的种种论述与观念。“文学”作为一种现代社会体制，不仅是个人创作想象力的结晶，更是社会上多股力量交叉、集体经营的产物。张诵圣强调说，之所以用“文学体制”这个新词，“主要是希望能看清一些传统研究里不常正视的力量结构性的运作”。这与她使用布尔迪厄“文学场域”的概念来突破传统文学史研究的“实性”倾向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在这篇论文中，张诵圣更指出在处理中国／台湾文学研究中特别必须注意的“在地性”：非西方国家“被动性现代化”以及“不均衡现代性”(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在不同地域的共存、交 叉与混杂)的历史情境之下，“文学”作为一种现代社会体制可能具有的特殊性质与功用。 近年来有关文学体制与场域的研究也见诸北京大学洪子诚、邵燕君等人的专著与论文。在研究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文学时，洪子诚描述了“当代文学”这一在价值层级上高于“现代文学”的文学概念的建构，以及“一体化”的文学生产机制的形成。他指出，要把“当代文学”放在文学体制的架构中来理解，“社会文化种种条件，不是作为外在的标志存在，也不是简单的‘决定’作用的那种理解。确切地说，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机构等等因素，不是‘外在’于文学生产，而是文学生产的内在构成因素，并制约着文学的内部结构和‘成规’的层面。”“在‘当代’，文学‘一体化’这样一种文学格局的构造，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上看，最主要的，并不一定是对作家和读者所实行的思想净化运动。可能更加重要的，或者更有保证的，是相应的文学生产体制的建立。‘体制’的问题，有的是可见的，有的可能是不可见的。复杂的‘体制’所构成的网，使当代这种‘一体化’的文学生产得到有效的保证。”邵燕君则运用布尔迪厄的“文学场域”的概念来探讨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市场化”的进程，从期刊、出版、文学评奖与批评等几个方面描述了从“政治”逻辑到“市场”与“政治”逻辑相混合的支配下文学场域的变化。相较于张诵圣，洪子诚与邵燕君的文学生产机制与场域研究对文学场的制度性因素着力较多，对作家“习性”、“气质”、美学风格、位置流动与场域关系的研究似乎尚未充分展开。文类成规与美学风格在文学场域的起浮沉伏，与之相联系的作家位置在文学场域的流动是一个值得继续开拓的议题。 “现代主义”、“台湾文学”是张诵圣多年关注的课题，其所催生的两本专著《现代主义与本土对抗》、《台湾文学生态：从戒严法则到市场规律》业已成为相关领域的重要著作。面对新一轮的全球化趋势，两者的研究典范都有再更新的可能，张诵圣也因此在最近台大的演讲中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构想，她所提出的以东亚为范畴的比较文学框架也恰与中国大陆学界近年“以亚洲为方法”的研究议题有呼应之处。张诵圣指出冷战时期东亚国家文化场域具有某种程度的同构性，可以作有意义的比较，同时非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与美学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绝不能做西方式的类比(比如杰姆逊“三段式”对应的说法——写实主义跟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现代主义跟盛期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跟晚期资本主义之间的对应)，“将台湾、中国大陆、日本在20世纪不同时段里所发生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和当时历史脉络之间的关系稍作对比，可以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现代主义作为一个文化场域里的美学运动，当它输入台湾(20世纪30年代的后半期；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国大陆(20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或是战前的日本、战后的南韩，似乎都巧合地是在当地社会进入一段快速经济成长的现代化时期‘之前’，而不是‘之后’，因此显然无法纯粹地将它视为对‘现代性’的文化反应。”这一观察提示我们在研究非西方社会的“美学现代主义”时所必须充分注意到的“本土性”。在后殖民的理论语境中，本土现代主义并不能化约为简单的文化帝国主义问题，讨论西方现代主义向非西方国家扩散的过程，首先必须意识到本土的文化场域对于现代主义接受形成的压力。因此，把焦点移到文化场域的结构和内部统驭规律，应该可以成为东亚比较文学的一个基础。另外张诵圣也指出随着全球性资本主义的扩张和数位科技革命的发展，“文化的工业化”的新动向，文化活动与经济活动，以至于国家的产业政策、外交政策，都越来越合为一体，日本学者岩渕功一发明的概念：“品牌民族主义(brand nationalism)”非常适切地捕捉到这一新的文化潮流。“柔性威力”(soft power，大陆译为“软实力”)一词的流行所反映的，就是民族国家如何试图掌握全球化趋势下文化生态所提供的新契机。“从台湾或东亚社会的立场来看，还有一个重要的意涵。几世纪以来现代性的不均衡发展在全球资本主义虚矫的弥平作用下仿佛有一些翻转的可能：至少，先进国家与后进国家的文化工业之间的互动，似乎出现了一些新的游戏规则。”然而，在这一文化工业化与打造品牌民族主义的过程中，文学，尤其是严肃文学的位置与功能是什么?面对这一波的全球化趋势对文学体制的冲击，“如何在现实考量和人文研究的理想之间取得平衡，大约是在台湾的文学研究者所面临的挑战之一吧?”张诵圣所提出的这一新历史语境的考验，同样是正急剧加入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国大陆的文学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难题。 原载：《厦门大学学报》2008、06 原载：《厦门大学学报》2008、0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