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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诗歌确认现实的意识渐趋微弱。尽管在汶川、玉树地震之后，诗坛相继出现了颇有作为的“苦难诗潮”，也随之出现了对现实世界有限度的理性沉吟，但真正能从苦难出发，以此来廓开对生命流程本身的价值性拷问，并能以“生死”意义的极限高度果敢剥开灵与肉、物象与本质的内在关系，以此来拆毁世俗性假象，重建具有人文意义的精神图景的作品微乎其微。苦难面前，诗人何为？这绝不是一个轻描淡写的话题，它考量的是诗人阅览生命的深层维度，以及诗歌这种智力结构所能包蕴的全部意义质素与多重价值空间。 王久辛显然具有这样的胆识与力度。这位自长诗《狂雪》之后异常引人关注的军旅诗人，在抒情长诗《香魂金灿灿》(载《中国诗歌》2011第2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以他一贯坚守的现实主义锋锐，以捋尽浮华、直抵生命本质的大胆诘问，不但响亮地回答了商业化时代中“人应该如何生，路应该怎样行”的命题，而且通过对汶川、玉树的苦难记述深度阐释了“是生，还是死”的哈姆雷特式困惑。更为重要的是，王久辛以他军人般的炽热与痛思交织的抒情对日趋颓靡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表达了决不妥协的意志。在这个意义上说，长诗《香魂金灿灿》绝不仅仅是一曲哀怨的安魂曲，而是饱含着伤感与反思的时代备忘录，是挥斥着激昂与沉静的人性审判录，是洋溢着热血与忧郁的价值考量录。其所激荡的深层意义远远超出了诗歌所能反映的意象世界，而其中有关为当代国民生命塑形的价值观方面的叩问，使这部长诗不仅为新诗的社会容量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尝试，同时也为当代社会架构的和谐图式给予了意味深长的阐释。在人文精神日益式微，主流价值观遭遇挑战的今天，王久辛的诗歌显示出其强烈的现实干预性与时代召唤力，这种“干预”与“召唤”恰恰是当下文学创作最缺乏的一种精神基因，也是文学始终不能被时代遗忘的一种最基本的审美品格。 莫道乱花迷人眼，雄阔自有大风歌。理性而言，文学的“幸”与“不幸”本不构成逻辑意义上的背反，是否边缘化也不能一味从社会转型方面狭隘求证。如果能自觉聆听生活潮汛，深刻廓清现实迷局，独富创建性地经营美感空间的话，文学又何以能被时代所拒斥？文学又何以能被大众所冷落？看来，真正拯救文学命运的只能是文学自身。如此来看，王久辛的诗歌创作又可以为当下文坛提供一种颇有意味的审美镜像。 原载：《文艺报》2011年04月22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4月2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