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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胡学文的中篇小说新作《从正午开始的黄昏》(《钟山》2011年第2期)，我强烈地感受到那种人格的分裂与精神的危机，人的意识、潜意识和人的道德、非道德化冲动，以及人在摆脱现实困境时内心与灵魂的狼奔豕突。 小说的叙事有意设置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情境：一个是合乎一般性现实规范的男主人公乔丁的一家，这是一个貌似幸福甚至完美的家庭。妻子温柔贤惠，孩子乖巧伶俐，还有周六、周日会为他们包三种馅饺子的岳父、岳母。乔丁经营一家小店，虽非大富大贵，但也衣食无忧，“温暖、温馨，这是这个家庭给乔丁的感觉”。另一个叙事空间则是缥缈的、私密的、叛逆的，也是小说中女主人公“她”统摄的全部世界。“她”是引领乔丁步入这个世界的人，也是乔丁最早的精神导师。作为一个“贼”，“她”的身份永远也不可能被公众社会认同，但是，她以自己与生俱来的本领获得了在公众社会生存下去的机会，并在不断的对抗中努力维护作为一个人可能有的尊严。小说的叙事围绕着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不断腾挪变换，只是现实空间的叙事时序是完全按照故事时序来展开的，作一种线性的延伸。而属于“她”的那个空间叙事则充满了时间倒错，大量倒叙和插叙的使用，将过去、现在、未来随意穿插、颠倒、交错。胡学文在两个空间应用了不同的叙事手法，他想要呈现的是，现实的社会是公共的，它必须在大家所公认的、固有的秩序中向前发展或变化；而另一个空间则是属于个人的，不同的时刻相互渗透在一起，恰恰是这样的心理时间打造了只属于“她”和乔丁的私密空间，而这个私密的空间往往潜伏着灵魂的隐秘、存在的盲点和死角。 正如小说的题目“从正午开始的黄昏”，胡学文将叙事预设定位在了一个个悖谬和错位中。岳父既胆小怕事又偏偏要惹事生非、拈花惹草；岳母冷静淡定的外表下隐藏着涌动的暗流；乔丁循规蹈矩的日常生活方式与攀岩走壁、入室盗窃的“地下”行为方式形成难以想象的背离；这些都喻示着内心与行动的极度错位。这种错位是以“秘密”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故事中的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可告人的秘密，而每个人的秘密都可能引发起一场人性的风暴，于是，在种种现实和心理的悬浮中，寻找这些若隐若现的秘密便成为贯穿此文本的基本线索。胡学文并不仅仅在于将秘密设置为吸引读者的悬念，以此获得某种转瞬即逝的心理刺激，他是要将秘密作为展示人性的一个窗口。所以，在寻找、揭示答案的过程中，我们所关心的仅仅是：当秘密揭开时，人性会发出光芒，还是会沉入无边的黑暗？ 乔丁是文本中携带着自己的秘密，去执著地寻找存在秘密的那个人。对于岳父的秘密、岳母的秘密、还有“她”的秘密，他都如同一个探险者，试图去揭开一个个潘多拉的盒子。岳父的秘密最先浮出水面。岳父是那种“谨小慎微，打喷嚏也生怕惊了别人的人”。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被人打了。岳父为什么挨打？是他真的招惹了别人的女人？还是只是活动活动心思，“暗送点秋天的菠菜”而已？岳父的秘密如同一个隐喻，喻示出一个貌合神离的家庭，以及由此隐藏着的隐秘人性。岳父看上的女人“无论身材长相都比岳母差远了，更没有岳母年轻”，而岳母对岳父的挨打，更是漠不关心，甚至连丈夫是否有外遇也置若罔闻。此时的乔丁还没有意识到岳母的秘密。他只看到岳母的镇定从容和运筹帷幄，却没想到她内心空虚得像一个快溺毙的人，急切想找到一根救命的稻草；他只看到她美丽整洁的面容和优雅十足的举手投足，却没注意到她眼神里不时流露出的不安……实际上，过度膨胀的人格面具早已将岳母挤压得变形。或许对家庭付出的越多，对丈夫呵护得越周到，她内心的焦灼感也就越强。这种焦灼感促使她把鞋子擦得亮亮的，然后穿着这双鞋子一次次义无反顾地走出家门，在暗夜里投入另一个高大男人的怀抱。 胡学文无疑是讲故事的高手，他善于在跌宕起伏的戏剧性冲突中还原出生活的真实面目。乔丁在发现岳母秘密的同时也泄露了自己的秘密。逻辑上貌似的偶然性实际上隐藏着生活中的必然，小说或者说虚构的微妙与魅力就在于此。在那个漆黑的夜晚，他和“她”潜入一个又一个房间，每一次的行窃都无功而返，就在他准备收山的时候，仿佛黑暗中闪着一双眼睛引领着他又潜入了另一个房间。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恰是岳母偷情的房间，于是，双方的秘密在瞬间真相大白。文本中始终没有交代岳母背叛家庭的原因，这也是乔丁试图寻找的答案。我想，乔丁锲而不舍的寻找，并非是好奇心的驱使，实际上，整个寻找的过程也是乔丁对自己内心审视和省察的过程。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戴上了以公众道德为标准、以集体生活价值为基础的人格面具，符号性和趋同性遮蔽了人的迥异于公众的异质性真实，而人内在的不满足恰恰来自于某种程度的满足之后，因此，在竭力迎合外部世界的秩序规范的过程中，就会感到异常的虚无和没有意义。乔丁将与“她”一起行窃的行为视为是慰藉心灵的神圣的仪式。对岳母而言，对家庭的背叛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在家庭中无法获得的情感抚慰。 《从正午开始的黄昏》延续了胡学文一以贯之的主题——寻找并揭示。我们在他以往的作品中都会读到似曾相识的主题：《命案高悬》中吴响寻找尹小梅死亡的真相；《麦子的盖头》中麦子寻找属于她的男人；《极地胭脂》中唐英试图寻找的是一个宁静的山村；《热炕与野草》中“爹”一定要为“我”和丁香找一个娘……胡学文为什么要如此执著地寻找？胡学文曾说：“生活永远是有距离的，这正是我们关注它的理由。我认为，小说家的任务之一就是丈量这种距离。丈量并不是简单的记录，而是有限地缩短或无限延伸。”这段话无疑是胡学文对自己创作的解读。胡学文的寻找是在写作中寻找生活的真实，正因为生活永远是有距离的，因此，这样的寻找也就不会有终结。但每一次的寻找又都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说吴响、麦子们的寻找过程是对现实苦难的淋漓尽致，那么乔丁等人的寻找则是对自由与自我存在价值的追寻。我深深感到，胡学文的笔触已经从外部空间向人物的内心世界探进。加缪曾说：“没有一部真正的作品不在结尾给每一个懂得自由并热爱自由的人增添某种内在的自由”。我想，这也是胡学文在他这部小说的写作实践中所期望抵达的境界。 在《从正午开始的黄昏》中，“她”更多地承载了这种理想层面的内涵。在某种程度上，“她”的存在已经成为了一种仪式，一种象征。她无父无母，自由是她与生俱来的属性，她没有读过书，过得却比任何人都坦荡、自由，这无疑是对这个世界的嘲讽与戏谑。其实，在“她”玩世不恭的外表下耸立的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独立和尊严。正是在“她”这一形象的塑造中，让我们看到了胡学文小说的深刻之处。我们会发现，文本中的每一个人都活在自己的秘密中，却只有“她”的秘密其实不是秘密，而是最透明的真实。“她”这个身处社会最底层的边缘人，在苦难的重压下，以坚韧的、勇敢的内心与外部世界作出决绝的抗争。这也正是胡学文所看到的长久地隐匿在底层的一种精神、一种力量：追求自我价值和尊严的执著精神。 这部小说的叙述话语并没有停留在“底层”的物质性空间，而是更多地集中在底层人的思想层面、心理图景和精神状况，而且，作家对现实、存在的清醒把握中蕴藉着现代理念，张扬着精神逻辑的律动，由此，叙述也就从现实性的紧迫性问题上升到对于人的精神和灵魂向度的拷问，以及对生命迷津的探索。这是胡学文写作对自我的一次超越，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作家那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宽厚、悲悯和自信。 原载：《文艺报》2011年04月29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4月2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