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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0月7日，陕西《三秦都市报》发表了《青年文学博士直谏陕西作家》的文章。文中李建军以答记者问的形式批评了当今陕西两位著名作家的创作，指出贾平凹近年来的创作苍白和浅薄，而《白鹿原》中则表现出狭隘的民族意识。文中还特别将《白鹿原》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中的两个头发的细节作了比较：“在这两部小说中都写了民族战争，都写到了敌人的死亡，但读者感受到的作者的情感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肖洛霍夫谴责战争，对所有死于战争的生命都给予同情和怜悯。陈忠实没有做到这一点。例如，两部小说都写到了一绺头发，在《静静的顿河》中格利高里杀死了一个德国士兵，他非常痛苦、难受，慢慢地走到死者的身边，发现他的口袋里有一个小夹子，他打开来，看到一个德国姑娘的照片，与照片一起，还夹着姑娘的一绺金黄的头发。‘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实在催人泪下。肖洛霍夫的伟大，就在于他能超越战争状态下的民族对立，来关注这一绺金黄的头发。陈忠实也写到了头发。那是鹿兆海每杀死一个日本兵，就要割取一绺头发，最后集成一束，被交到了朱先生手中。朱先生燃烧它来祭奠鹿兆海时，竟然被那股焦味恶心得嗷嗷地呕吐起来。说老实话，我读到这里极不舒服。我的原则是仇恨止于死者。人都死了，还要这么过为已甚，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什么？所以，就这一点看，陈忠实显然远不如肖洛霍夫的。”[1] 此事引起陕西文学界巨大反响。一个月以来，陕西批评家围绕着这次“直谏”，展开了激烈的争论[2]。其中，被《白鹿原》的“狭隘的民族意识”的结论惹恼，或者说伤害了的批评家的确已不在少数。我因此也很想说上几句。 作为一个深爱《白鹿原》的读者，坦率地说，我是被李建军的话深深地触动了的。这正如当初《白鹿原》给我的触动一样强烈。《白鹿原》的不朽在于，它对生活本身作出了不同寻常的理解和阐释。无论是正面叙写一个族长、地主身上的浩然正气，还是痛说国共之间兄弟相残的悲剧，还是披露延安的整肃运动惨景，都需要一种反思后的清醒，一种明察秋毫的智慧，还需要一种文学家的良知、勇气和批判精神。 而批评的批判精神和文学的批判精神是相通的。好的批评家能够从知名的好作家的作品中找出更好的东西来，更好的批评家则能从好作品中挑剔出缺憾，或者从好作品中引发出别样的思考。喝彩无疑是需要眼光的，而从满堂彩中喝出一声倒彩的批评家，不仅需要眼光，而且需要勇气。 “狭隘的民族意识”之所以能够触动我，恰恰是因为我从未对这个问题作过任何思考。正如在争论中，许多批评家共同意识到的：“民族感情是世界上任何作家都有的，是自然显现出来的”(李星语)，“在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展现更广阔的情感空间的提法是不妥的、荒唐的”(畅广元语)，“要陈忠实以‘更博大的人道情怀’来写抗日，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孙见喜语)，“民族间的伤痛是要永远记住，并要传之后代的”(穆涛语)。毫无疑问，我们的民族情感是与生俱来的。时至今日，如果有人问我最痛恨的民族是哪一个，我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日本。 然而，关于“狭隘的民族意识”的一番话，却引发了我对抗日战争以外的诸多问题的思索。 比如，身为泱泱大国之子民，我们心胸的包容度究竟如何？奥运会上，看到不少洋人脸上印着五星红旗大呼小叫为中国人喝彩，我总在想：假如是我，会挥舞着另一个国家的国旗，为另一个民族加油呐喊吗？会因另一个民族的成功而发出由衷的喜悦吗？ 又比如，作为百年来倍受洋人大国欺侮的民族，我们自身有没有“大汉族主义”？汉民族历史上也有过在周边和域内欺弱凌小的记录，可是作为他们的子孙，我们何时有过任何真诚的歉意和人道的反省？ 再比如，当个别有良知的日本人不畏国内巨大压力，站出来为本国政府当年的军国主义暴行出庭作证时，我常常自问：如果换了我，我会这样做吗？我想我们都应当自问：当面对局部的“民族利益”和“正义”的之间的矛盾抉择时，我们中国人究竟是否有勇气站在正义一边？ 我知道，马上有人会问，这些跟《白鹿原》有什么关系？陈忠实管得了这么宽吗？可我要说的是，这的确与《白鹿原》无关，更与陈忠实无关，但却与对《白鹿原》的批评有关。这正是我所要说的批评的本性了。 在争鸣中，周燕芬博士坦率地发表了她对“直谏”一词的看法：“但愿‘直谏’成为陕西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双翼齐飞的良好开端，也希望‘批评’不再被‘直谏’一类的说法取代。艺术上的问题由‘直谏’来解决，本身说明了创作与批评，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一种非正常不平等关系。”[3]我对此很有同感。“直谏”一词在这场讨论中被响亮地提出，被反复、广泛地使用，它体现了一种很高的说话技巧，可以看作是对作家的小心的吹捧和对批评家的善意的保护，本身就反映出媒体对于文学批评的廉价兜售和文学批评对媒体的曲意迎合。因为，一方面，“直谏”首先是由大众媒体采用的。“谏”，明确地认定了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君与臣、主与从的关系。这是作家与批评家在大众传媒眼中的真正地位。即是说：批评家的言论如果说有价值的话，那是因为这些言论针对的是更有价值的主体———名作家。另一方面，由于“谏”这个词本身含有“忠言逆耳”的意思，因而在这个概念下，无论批评家说出什么苛刻或有失分寸的话，作家和深爱作家的读者也都应理解其一番苦心。因此一经使用后，出于不得罪作家的考虑，批评家们似乎也乐于接受。 早在80年代，评论界就已经在摒弃那种以作家为中心的陈腐观念，高扬文学批评家的主体意识了。批评家普遍认为，文学活动本身是一个超越自我，超越作品，超越作家的过程。由于超越，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正常关系应当是相对独立的关系，就像作家和作家一样，处于一种相对的游离状态。他们的距离完全视说话者之间的语境而定，既可以是批评和反批评的对话式(即彼此之间互为读者，而广大读者只是旁听席上的观众)，也可以是自说自话式(即两方都面对众多读者各抒己见，广大读者则从中各得其所)。 试以关于路遥的《人生》和郑义的《老井》批评为例，两部作品中都有关于“黄土”的细节，一个是高加林在城里受挫回到家乡后，扑倒在地，手抓黄土痛呼“我的亲人哪!”，一个是一心要到城里闯世界的赵巧英离开家乡时，把孙旺泉送给她的家乡的黄土丢在了地上，说“够土的了，还带土”。两个人物的语言都多少表达了作者对土地的感受和理解，但是否要引出一场关于“土地”亲情的文字官司来呢？显然不必要，事实上也没有，因为在两个作家作品之间，不存在对与错的问题。你不可能指望一个知青作家与一个黄土地作家对土地怀有同样的感情，你也不能强迫终身都怀有“城乡差别”情结的路遥去作郑义式的文化反省。 批评家对作品的感受同作家对生活的感受一样，在很多时候都不能轻易断之以对错，而只能以差异论。事实上，《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中两个有关“头发”的细节完全可以引出超出作品之外进而超出抗日战争之外的两种文化传统，两种宗教信仰，两种生命体验，两种心理结构的诸多思考：《白鹿原》中朱先生“烧头发”，体现了被凌辱的民族将对军国主义的仇恨发泄在军国主义的牺牲品———个体生命的身上，而《静静的顿河》中格利高里对金色头发的感慨，则反映出受凌辱者能够将法西斯主义的牺牲品———宝贵的个体生命从法西斯主义中剥离开来，这一差异看去微不足道，实则意味深长。“理性的、健康的爱国主义培养人们的世界公民意识，让每个人都成为生活于特定民族之中的独立而自由的人。非理性的爱国主义，崇奉权力和暴力，强调服从，要求牺牲，以整体遮蔽个体，……”凭心而论，李建军的这番话，不管你同不同意，你都不能否认他思考的冷静和表达的真诚。鲁迅至今仍伟大着，那是因为只有鲁迅，才在面对列强欺侮时，不是以一味地诅咒强盗(因为我们一点也不缺少这样的诅咒者)来表达他的民族立场，而是回过头来，见他人之所未见，发他人之所未发，以痛贬国民劣根性来表达他更深沉的民族意识。李建军的敏锐令我折服，因为是他(而不是和他具有同样民族意识的我)在回头审视历史画面时，能够在飘遥的国运和血腥的屠刀面前，睁着一双民族自省的眼睛；也是他(而不是同样摆弄文学批评的我)，能够从同域外文学的比较中引出别一种思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们的作家、批评家以及广大的国民是否有勇气面对这些已经远离了作品的问题，并把这些问题思考下去，这本身就体现着一个民族的心态问题。回避了这些问题，实际上就等于轻率地背离了超越历史更新传统的基础，中断了这些思考，就等于主动地放弃了民族精神自我重铸的契机。当然，这些思考如果能够继续下去，就可能是非直线性的，就可能不那么简单快捷一目了然，因为它在涉及到广博的人道主义的时候，可能会触及“西方”和“东方”的问题，“中心”和“边缘”的问题，甚至会波及到“终极关怀”和“当下关怀”等一系列有趣的悖论。但无论怎样，“人”———无论是大写的人还是小写的人———都应是我们的终极指向，并且，所有围绕着“人”展开的讨论都将是积极而有益的。 如果我们沿着这一思路想下去，既不会遮蔽《白鹿原》的光辉，也绝不会动摇陈忠实在陕西乃至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地位。良性的批评的确有赖于健康的文化心态，良性的批评也有益于培植健康的文化心态。这场论争之所以使得许多人动了情绪，是因为市场策动下的传媒，常常不自觉地将原本应由作品引出的严肃话题，运作得看上去像是冲着作家或者是冲着某个文学圈来的。大众传媒有大众传媒的运作方式，传媒恨不得所有的名人天天都挨骂恨不得所有的名人天天都站出来互相对骂，因为传媒总得活下去。可是批评家却有责任借传媒给予的良好条件，将那些被炒成热热闹闹文字官司的严肃话题拉回到严肃的氛围中去探讨和论争。如果我们的批评不是一味地纠缠于作家作品，不是自我塑造成为某某作家的批判者或守护者，而是将问题由作家作品上升到理性和文化层面来对等交流，如果我们的批评家不是自圈领地以对抗圈外的不同声音，而是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坐下来自揭疮疤，如果我们所有关心国家民族的文化人不是站在狭隘民族立场上来讨论“狭隘的民族意识”，而是以更加自尊的民族内省的心态来拷问“狭隘的民族意识”，或许这场争论会更从容些，更超脱些，从而更深入些。 注释： [1]见于2000年10月7日《三秦都市报》杜晓英的采访录《青年文学博士直谏陕西作家》和2000年第6期《文艺争鸣》李建军《关于文学批评和陕西作家创作的答问》。 [2]关于这场争论，可参见2000年10月7日至11月中旬《三秦都市报》所载系列争鸣文章。以下文中所引李星、畅广元、孙见喜、穆涛、费秉勋、周燕芬等陕西批评家观点，均引自这些文章。 [3]见上述系列争鸣文章中周燕芬的文章《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批评》。 (作者通讯地址：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邮编：710000)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01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0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