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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一直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小说家，在《后悔录》中他又讲述了一个关于性、欲望、个体命运的故事，一个少年残酷的青春记忆，一个中年男人对自己过往生活的伤悼。但时间的暴力在于历史的无法复原和个体命运的不能回溯，“后悔录”是忏侮，也成为对个体命运无法承受的疼痛的温情抚摸，历史和时间的无情在于永远无法去做重新选择的可能。当然，《后悔录》也仍然是一个关于欲望的书写，欲望成为叙事的动力，成为故事展开的重要场景。 一、欲望与身体修辞 《后悔录》以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欲望场景为故事的开端，这个场景也成为少年曾广贤性启蒙的第一课。两只交欢的狗成为欲望禁忌和精神匮乏的年代里一场视觉的盛宴。小院里的成年人和小孩一起围观两只交欢的狗，在性成为话语禁忌的年代，这给人们带来了莫大的乐趣。但这个场景因被放置在一切都被“纯洁化”的革命历史语境中，以至动物也难逃离革命话语对它们的“纯洁”，在惨遭棒打而不幸撞死在公共汽车上时，两只狗的身体还粘在一起。一场欲望的盛宴未曾进入高潮就匆匆收场。少年曾广贤的心里因此而留下了性是“流氓”的印记，这几乎成为他后来成长岁月里所有性史和欲望史的一个悲剧性起点，也成为他少年时代就面临家破人亡的悲苦命运的一个逻辑起点。曾广贤的母亲是一个被革命话语彻底纯洁化的女人，她认为一个高尚的人是不该有性欲的，甚至当父亲想用两只死去的狗来改善生活时，母亲把狗带给了动物园的老虎，并用换来的钱买了一箱肥皂。“肥皂”在此充当了“纯洁化”的一个重要道具，母亲说，那一箱肥皂，把家里洗干净可能还不够，而曾广贤和妹妹天天洗头、洗手，想洗去资产阶级家庭留给他们的烙印：曾广贤的一头卷发和妹妹手心里的一颗痣。可这样的清洗显然无法洗去人本身固有的东西，就像文革在话语上对身体的禁锢根本无法抑制人与生俱来的欲望。“脑袋是可以被意识形态作用，直至异化的；而身体则很难，他在任何时候都有自己的界限和反映方式，比如，它的痛，它的快乐，它的满足，或温暖，或寒冷以及人内心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是通过身体传达出来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很难改变它，除非暴力，才可以摧毁它。”[1]即使在视性欲为洪水猛兽的年代，身体的欲望虽然在外在形式上被压抑，但内心的欲望渴求却很难因此而有所减弱。欲望总会在日常生活中以某种方式得到宣泄，或以扭曲的形式在被压抑的缝隙里生长出来。母亲从动物园回来逢人就讲述老虎吃狗肉的场景，一遍一遍，不厌其烦，讲得眉飞色舞，这种近乎神经质的行为，无疑是潜在的被压抑的欲望在暴力场景中得到了宣泄。狗因为“情爱”而死，他们撞上公交车的一幕极其惨烈，可妈妈对此似乎无动于衷，革命的纯洁化使情欲成为不洁，可暴力却适时找到了上演的舞台。最后，母亲的生命也消失在一个极其暴烈的场景：把自己喂了老虎。而被欲火燃烧的父亲在夜里一次次用凉水从头顶浇下，仍无法浇灭心中的欲望，不得以与他人偷情而被打得皮开肉绽，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爬回已是断壁残垣的家。革命的话语预谋对身体的禁锢，使身体和欲望成为悲剧的起点，可身体的欲望却固执地穿越话语禁锢在暗夜里发出幽蓝的光。 身体在极端政治化的年代成为思想的异己力量，成为无法战胜的敌人，对个体身体的漠视使人因身体而获罪。而最为可怕的还在于个体对“罪恶“的内在化过程，如同阿尔都塞对社会意识形态下个体的分析，主体不是本质性的存在，而是被构建出来的。少年曾广贤就坚定的认为性欲是罪恶和耻辱，所以他为了拯救“堕落”的父亲而向造反派一次次告密，期望父亲能“悬崖勒马”。因看到动物园园长调戏母亲而唾弃她，直接导致了母亲的自杀。在美丽的少女小池向他示爱时，大骂小池“流氓”夺路而逃。在少年曾广贤身上，社会、学校、家庭的教育，使革命意识形态成功地完成了对他的规训。在那个不断“纯洁化”的年代里，当身体的存在价值被扭曲和压抑时，身体就成为罪恶和欲望的策源地，是该受约束、压制和审判的。对身体的专制，使人成为被政治奴役的对象。在《后悔录》中，东西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了对蔑视人的身体的社会的解构，因为身体的自由需要在话语上被剥夺时，人的尊严、自由就更无从谈起。 小说的第一叙事人曾广贤的幼年教育是一个革命话语压抑身体的年代，反身体的革命话语对他的纯洁化教育使他家破人亡，可当他一天天长大，一个少年成长的历练却是更为强化了身体的欲望。在残酷的青春岁月，身体成为存在的焦虑和快乐的最大的真实，对小池的爱和思念成为典型的经过装饰的欲望修辞学，成为他的青春记忆里对女性的第一次想象。可当他终于跟随心灵和身体的欲望而在雨夜里赶往天乐县时，小池已身有所属，曾广贤少年时代的第一次欲望受挫。接着另一个更为美艳的女性闯入了他的生活，在此欲望化身的张闹似乎成为了曾广贤所有悲剧生活的重要源流，有关张闹的身体叙事穿越所有的欲望场景成为个体命运潜在的破坏力量。曾广贤无法抑制对张闹完美身体的欲望和想象，欲望一天天销蚀着他的理性，终因一次莫须有的强奸而入狱十年，出狱后又无法抗拒对张闹身体的欲望而背弃等他十年的陆小燕。《后悔录》中，欲望尽力彰显了几乎无所不能的毁灭力量。但文本的复杂性在于这不再是单纯的欲望叙事，身体虽然无法抵制欲望的呼唤，但欲望在此遭遇了灵魂的诘问，使文本具有了内在的张力。陆小燕对曾广贤的爱和宽容使两个被伤害的人在冰冷的年代相濡以沫，因为爱和温暖，狱中的曾广贤才想有尊严的活着，他不再想逃跑，他爱惜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手，憧憬着美好的生活。身体不仅有性和欲望，也有了灵魂、伦理和尊严。而出狱后同样是道德和良心的谴责颠覆了他对张闹的愤怒，因为在张闹的叙述里，正是因为当年曾广贤的强奸未遂成为她所有悲惨生活的起点。在灵魂和身体之间，虚弱的曾广贤一次次被淹没，他经受着纯粹的身体诱惑和洁净的爱情的双重撕裂。虽然欲望成为推动叙事的主要动力，但欲望不再是纯粹的身体景观，最后的一无所获和孑然一身成为命运对曾广贤最大的惩罚。刘小枫说：“灵魂与肉身在此世相互找寻使生命变得沉重，如果它们不再相互寻找，生命就变轻。”[2]正因为关于欲望的叙事一次次遭遇道德和良心的诘问，曾广贤因此才有了不堪重负的心理障碍，一直到五十岁居然没有过一次性生活。文本的身体修辞学在此遭遇了巨大的反讽，身体不单成为个体欲望的载体，也成为文化和文明的载体。《后悔录》在此达到了谢有顺所说的：“写作的身体决不是物质意义上的肉体——肉体只有经过了诗学转换，走向了身体的伦理学，它才最终成为真正的文学身体。”[3]《后悔录》中的欲望叙事最后完成了身体的这种诗学转换，身体叙事处于欲望、灵魂、文化、政治间不断的碰撞、转移，使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处于被压抑的无声状态的身体叙事伦理获得了生存、文化的意义和价值。 二、语言的狂欢与悖论 在《后悔录》中语言的宣泄和狂欢(曾广贤那管不住的嘴巴)成为推动叙事的戏谑性工具，一次次因语言而获罪，因语言的暴力压抑而必须承担属于自己的悲苦命运。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不受主体理性束缚的“语言”隐含了人所有失败命运的根源。“我”成为语言的奴隶，话语宣泄的欲望满足直接导致了语言对自我的背叛，在语言的汪洋里，人成为无法靠岸的孤单的船。 少年曾广贤因为偶然地撞到了父亲和赵山河的私情，这成了他心中不能说出的秘密，可这个藏在心里的秘密却是他生活里最大的恐慌和压力。语言的狂欢一次次要冲决而出，语言的暴力具有了粉碎日常生活的诸多可能性。由于曾广贤的泄密，直接导致了他的家破人亡：父亲惨遭毒打、妹妹失踪、母亲把自己喂了老虎。后来又因为传递错误的信息而直接导致了好朋友赵敬东的死。因为把张闹和于百家的事告诉了小池而毁灭了小池的生活。因为告诉父亲要收回仓库致使父亲心脏病突发而昏迷。语言的狂欢在极端压抑的年代里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使曾广贤对自己的嘴巴已产生了天生的不信任和恐惧。在一个语言被视为禁忌甚至罪证的时代，个人不仅被剥夺了自由言说的可能，而且任何不能遏止的语言都可能致罪。个人的生活空间不断遭受语言的侵略，在语言的牢笼里，人成为等待宰割的羔羊。当曾广贤意识到嘴巴成为所有的灾难的渊源时，在对张闹事件一系列反省时，他说：“千错万错都是嘴巴的错，我扬手打了一下罪魁祸首，嘴巴传来一阵钻心的痛，刚刚结痴的伤口又破了，下巴流满了血”。嘴巴因语言而获罪，那么缄默呢?是不是可以避免灾难的产生?拒绝语言，就可以拒绝进入象征秩序，拒绝社会意识形态对自我的塑造呢?监狱中的曾广贤对自己嘴巴的虐待(撕烂自己的嘴)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使提审整整晚了两年，结果自己把自己弄得白白关了两年时间。 因为对语言的恐惧而实施对身体的虐待，剥夺一个人说话的权利的最有效方法是消灭他的肉体，可沉默却仍然不能逃离灾难的降临，在语言编织的世界里，沉默的抗争也成为不可能。因为人一旦被抛人这个世界，就无法逃遁语言所构建的秩序。语言更是一张无形的网，一经说出便自行其事，语言成为个体命运的一种隐喻，个体的存在无法穿越语言的牢笼，个体不是“言说”的主体而成为“被言说”的客体，当个体和语言遭遇，语言的暴力把虚弱的个体命运撕裂为碎片。 “管不住的嘴巴”成了权利的帮凶，在个体欲望被压抑的年代，语言的狂欢化成为欲望宣泄的可能方式，因此母亲一遍又一遍充满激情地讲述老虎吃掉两条狗的场景，曾广贤一次又一次用华丽的语言编织对小池想象的爱，一次次对于百家描述张闹不可抗拒的美丽，而陆小燕写给曾光贤的信里的革命话语几乎成为可以写给每个人看的情书。在那个极度匮乏的年代，语言的宣泄平衡着每个人压抑在内心的欲望，可语言脱离它的规定情景时所产生的破坏性力量却和欲望对命运的伤害殊途同归。语言的暴力和破碎的命运，把人逼入了一个荒诞的境地。 在海德格尔那里，“语言是人存在的家”，语言在本质上是对此在的存在的建构，通由语言，人由世俗存在向神性而变的澄明，语言的交流因此也在不断地建构着每个个体的命运。“人类拥有最危险的东西——语言，来证实自己的存在”[4]，可在曾广贤的人生历练中，语言的一经说出在平息内心的狂暴、获得心灵安宁的同时，也不断毁灭着他的生活。语言成为厄运的帮凶，成为个人无力掌控的破坏性力量。人的主体理性在和语言遭遇时，自由的存在成为无法企及的想象。尤其是作家把故事放置在有严酷的话语禁忌的文革年代，语言更成为人最大的困境，在一个规范了个体的说话方式和表达内容的时代，生存成为悖论性的存在。语言无法同时完成欲望认同和精神救赎，语言的脆弱和身体的孤独都成为边缘性的存在。但存在的悖论也在于，最后唯有语言来完成曾广贤不堪回首的人生诉说，当他终于跨越历史理性和时间的暴力时，最为暴力也是最为虚弱的语言完成了对个人生命碎片的深情抚摸，借助语言，他对自己的命运重新赋予一种逻辑性的整合：那就是“后悔”。 三、时间、历史的攀力 在《后悔录》中故事是以回溯的视角在时间的链条上渐次展开的，从曾广贤的少年时代到人到中年的失败的人生经历，都是在时间的流失中渐次呈现的。但小说的故事框架是曾广贤向一个三陪小姐讲述他的后悔，使文本增加了别样的戏谑和悲凉。曾广贤是个人生的失败者，而他向一个更为边缘、更为弱势的个体讲述他的后悔，显然不是为了获得救赎。正因为在时间的流逝中，救赎的不可能实现，东西的写作才直指人内心深处最疼痛的部分，让你无处可逃。 最后一节“如果”是对“后悔”的反向书写，逆转时间的叙事和时间流程中的故事形成巨大的张力空间。曾广贤在父亲病床前的倾诉，成为对所有人生经历的重新假设，“如果”人生在每一个点上都有另一种抒写，也许都会有别样的人生。可是时间的无情在于从来不给任何人重新选择的可能，人到中年的曾广贤也终于“领悟”到：“假如我早点明白速度会影响人的命运，那我就会把仓库卖掉，买一辆时速两百公里的轿车。你知道现在私车塞满大街小巷的真正原因吗?那是因为人们嫌速度太慢，害怕属于自己的人被别人先一步拖走”。表面的调侃中透视出人生的大悲凉，不止是历史的，更是个人的，是关于所有存在的错误在时间暴力下的不能赦免。 “如果”不过是想穿越时间的规定性在想象中对历史的重构，让惨烈的历史变得平淡如水或温情脉脉，可时间的线性推进，却使对历史的虚构陷入虚妄。曾广贤最后站在父亲昏迷的病榻前对历史的追悔中，承载了个体在时间的压力下的命运无常。可这种命运的不确定性，又和个体每一次的主动选择紧密相关，于是，对历史的重新想象仍然使个体命运无法摆脱它的偶在性。如曾广贤在回溯自己几十年的人生时，想如果他的嘴巴严一点，就不会有父亲的批斗，不会有母亲的自杀和妹妹的失踪，如果他写了无数次的信早一点到天乐县，小池就会成为他的好妻子，如果他不把莫须有的传言告诉赵敬东，就不会有赵敬东的死，如果他不受于百家的教唆，就不会对张闹想入非非而入狱，如果出狱后和小燕在一起，就不会有后边一连串的情感纠葛……以至于四十多岁了还没有一次性生活。可时间和历史的无情，却使曾广贤无数次的“对自己负责”陷入荒诞的现实境地。因此，《后悔录》不仅是一个在时间的规约下大历史的文本，更是一个个体卑微的生命寓言文本。在大历史浩森的时空里，历史的坚硬和无情对个体的伤害，使个体的每一次主动选择都成为了命运的谶言。在冷硬的历史时空里活动的个体的命运，充满了荒诞、匮乏、挫败和伤痛。在时间的压力下，回溯的视野仍无法洗净青春岁月的创痛，反而更为凸显了伤痛的无法救赎。对历史的讲述，成为语言对支离破碎的人生的深情抚摸。 在这种意义上，《后悔录》也成为一部人类生存困境的寓言。文本试图重构历史与心灵之间的裂痕和焦灼，曾广贤作为整个叙事始终“在场”的主题，他的每一次厄运都是时间在场的证明，他以一次又一次失败的人生选择和最后的孑然一身，完成了个体存在内在的悲剧实践。他本来在任何一个人生的转折点的停留或转向，都可能有相对完整的人生，可时间激荡后留下的只是支离破碎的人生和深深的追悔。冷酷的人生消解了曾广贤对生存的善良愿望。他一次又一次主观上为了维护自己的良知和心灵的尊严的行为，却一次次在客观上伤害了别人，甚至毁灭了别人的人生。东西并没有为个体的选择进行道德和良心的辩护，而是以历史大语境下个体的命运启示了人类存在的巨大悖论。诗性存在的可能不断在时间的压力下被颠覆，历史、社会及个体的记忆一次次呈现出内在的荒谬。文本以某种内在的诙谐机智的反讽不断改变着生存的必然性逻辑。《后悔录》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东西虽然写了时间和历史的暴力对个体的挤压，但他并没有把个体命运和历史的风云变换强行缝合。即历史的暴力尽管给个体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但个体的每一次悲剧性处境都不是历史压力下不得不如此的选择，从而使个体的主动选择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里更具有了存在的荒谬性。 在历史和时间的压力下对个体进行道德审判往往会陷入虚妄，把所有的人生选择都纳入道德审判，会遮蔽人存在的无限丰富性，也会把悖论丛生的人生单纯化和历史化，因为人生无数可能性和命运的无常往往是在道德之外。那么，在《后悔录》中，东西对时间的流程中个体选择和命运沉浮的书写，并不是为了在想象中重构历史，而是从中透视一代人的生存际遇和个体存在的悲剧性困境。既然对个体和人类存在的探询必然联系在存在者的时间性建构的视野上，而对时间流程里个体存在的诸多可能性的展示则意味着不能脱离对历史语境的言说。因此，时间、历史、个体成为缠绕着人存在的悖论性命题，历史中被遮蔽的个体生命在回溯性时间的照亮下凸显出来，历史的场景被推远，生存的悖论穿越历史和时间的暴力而呈现。 注释： [1][3]谢有顺：《文学身体学》，汪民安主编：《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6页、第210页。 [2]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 [4]海德格尔：《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文艺美学》1955年第1期。 [作者单位] 吴雪丽，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2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