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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阎连科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了五万余字的中篇小说《年月日》，随后《小说选刊》等六家文学杂志同时将此文转载，一度引起文坛广泛关注，被誉为中国的《老人与海》。作为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获奖作品，《年月日》的艺术成就早已为当今学界所公认。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年月日》能够获得如此多的好评以致很多人对它爱不释手?究竟是什么令我们阅读《年月日》时为之深深感动?《年月日》的成功到底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一、远古神话的审美置换与民族寓言 阎连科在《年月日》中为我们讲述了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先爷不畏艰难、与苦难抗争的感人故事。在先爷的生命历程中，耙耧山是他的全部世界。在大旱之年，当全村中几乎所有人都逃往山外寻求生存之路时，先爷凭借着对土地的无限热爱和对生命的深厚理解，毅然决然地留在了家乡耙耧山种植玉米黍。在孤寂无人的村子中，与先爷为伴的只有一条盲狗。先爷留下不久，玉米黍就被风吹折了，为了保护唯一的希望，先爷搬到了玉米黍的身边，日夜守护它，无微不至地像看护自己的孩子。粮食也没有了，先爷就去刨地里播下去但由于千古干旱而还没有发芽的玉米种子。井里的水几乎没有了，先爷就把褥子扔进井里，让褥子吸进水来再挤出水。地里的种子总有刨完的时候，先爷就去刨老鼠洞里的粮食，于是与老鼠争抢粮食的人鼠之战在小说中上演。没有粮食难以为继的老鼠开始像耙耧山人一样大批迁徙，鼠躁把玉米黍烧得生了斑，水井干枯，先爷不得不到四十里之外的地方挑水。但是河边的狼群又挡住了先爷的去路，在与狼群的对峙中，先爷终于凭借顽强的意志力战胜了自身的饥饿、疲劳和磕睡，靠压倒狼群的威势打败了狼群。当粮食再一次没有了的时候，先爷带着盲狗开始吃鼠肉，鼠肉被吃得差不多了，就喝鼠汤。最后为了玉米黍能够顺利成活，先爷竟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作为玉米黍源源不绝的养料来源。玉米黍将根须深深地插进先爷的身体，终于挺过干旱，结出了七粒种子。当干旱再一次来临时，耙耧山的人再一次逃往山外，“最终留下的是这个村落中七户人家中的七个男子，他们年轻强壮有力气，在七道山梁上搭了七个棚架子，顶着无休无止的酷锐的日光，种出了七棵嫩绿如油的玉蜀黍苗”。 《年月日》并没有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或者说，时间的问题在小说中处于悬置状态，但是这于小说并没有丝毫的损害，我们也可以将之理解为这是作者的有意为之。玉米黍的生命这样延续下来的，而有关时间的记忆，有关历史，有关年年月月日日的故事才由此开始。《年月日》是对人类史前史的一次神采飞扬的想象和对中国远古神话的重新书写。人类开天辟地以来首先遭遇到的就是人与自然的适应与抗争问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类战胜了自然的恶魔性的一面生存下来的经过，也是他最终战胜自身的过程。如果我们将先爷的故事从《年月日》的文本中抽离出来，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先爷历尽千难万险仍痴心不改的执著不悔，“饿死夭，饿死地，还能饿死我先爷?”的乐观豪迈与坚贞不屈，像极了见天崩地缺去昆仑采炼五彩石而补之的女锅，走近太阳渴死在路上手杖化为桃林一片的夸父，溺海而死化身为鸟日衔微木的精卫，率子孙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的愚公，为治水患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神话是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念和情感需求的折射和体现，具有强烈的隐喻性和象征性。在上面所提及的“女锅补天”、“精卫填海”等众多中国远古神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先民们的生存窘境，人与自然、宇宙的对立。面对苦难，他们和先爷一样，并非消沉地坐以待毙，而是奋力抗争，在抗争中表现着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主体性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年月日》是对中国流传已久的远古神话的审美置换。阎连科让女蜗、夸父、精卫、愚公、大禹在九十年代的文坛得以重现。《年月日》是炎黄子孙勇敢坚毅顽强不屈的明证，孕育于黄色的东方农业文明土壤中的先爷向我们展示了中华民族的诞生过程，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化身。阎连科为我们谱写了一则民族寓言。 二、超越苦难的悲剧英雄 生活中，每个人都经历过难以计数的苦难，如疾病、受辱、痛不欲生乃至死亡等，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血泪史。正是在与苦难相抗争的过程中，人类获得了生存的自由和社会的进步。世界上那些最激动人心的作品很多都是对于苦难的诉说；那些最优秀的作家一般都是关注人类苦难的作家。翻开我们国家的历史，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岁月中遭遇了不少苦难，流血、战争和死亡等等几乎令我们目不忍视，耳不忍闻。在难以承受的苦难之中，产生了众多杰出人物，他们的坚强和不屈足以令天地动容，如屈子、孙殡、司马迁、苏武、陶渊明、李白、杜甫、曹雪芹等等。但是，正是对苦难的超越才使得这些人的生命价值得以提升。如何应对苦难，鲁迅先生的人文主张是一种近乎尼采式的超人哲学：“站在沙漠上，看飞砂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砂石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摸自己的凝血，仿佛若有花纹”[1]。鲁迅是我们仰视的民族英雄。 英国文论家斯马特曾说：“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怯懦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只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能超越平时的自己……悲剧全在对灾难的反抗，陷入悲剧罗网中的悲剧人物奋力挣扎，拚命想冲破越来越紧的罗网的包围而逃奔，即使他的努力不能成功，但在心中总有一种反抗。”[2]对悲剧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苦难而是对待苦难的态度和方式。在反抗苦难的过程中，反抗者的肉体可能会被击垮，但其勇敢、坚毅、高尚的精神是不可战胜的。他们决不会被苦难轻易地摧垮，听任苦难的肆虐和命运的摆布，而是奋起抗争形成对苦难的超越。在对苦难的抗争和超越过程中，人性的高贵和尊严将得到清晰的凸显。正因为如此，伟大的受难者才受到世世代代的敬仰与膜拜。普罗米修斯违背神的意志盗取火种，被神用铁链绑在了高加索山的悬崖上，永远承受命运的折磨，但是这并没有令他屈服，而是激起了他对施与他惩罚的最高的神——宙斯的更强烈的愤怒。俄狄浦斯一生注定要拭父娶母，神的意志他无法克服。但他一直都在努力地反抗命运，尽管承受毁灭的厄运。普罗米修斯和俄狄浦斯都不是为了生存而生存，而是为了反抗自己苦难的原因而生存。正是这种反抗的姿态使得他们以英雄的姿态巍然屹立于世。 《年月日》中先爷也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悲剧英雄。他独自面对干旱、饥饿等重重苦难而能做到临危不惧，为了培植希望不畏任何挑战，他心中只有一个期盼，那就是成功地培植出玉米黍，使得全村人逃荒回来时能够有种子可以种植。为了这个在我们看来异常微小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却是难上加难的目标，先爷以顽强的意志和超常的毅力实践着自己许给自己的承诺，让我们感领到了无坚不摧的激情、悲壮的色彩和永恒的存在。海明威以蔚蓝色的大海为背景，在《老人与海》中塑造了硬汉形象，宣扬了自己的审美主张，即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人可以被消灭，但不能被打倒。桑提亚哥和加缪笔下那个永不妥协的推巨石上山的西绪福斯一样，都是依海而生的蓝色的海洋文明中诞生的悲剧英雄。相比之下，阎连科的《年月日》中的主人公先爷同样。实现了生命飞扬的极致。他不畏艰难困苦为全村人的未来播种看护玉米黍的果敢与决绝，处处显示出了其勇敢、坚毅、高尚和宏伟的气魄，让人不由不油然而生敬意。我们在《年月日》中看到了先爷所承受的痛苦的质与量的巨大，我们也看到了先爷在对苦难的抗争中所进发出来的九死不悔、义无反顾的悲壮豪情。先爷以对苦难永不屈服、永远抗争的傲人姿态显示了强烈的生命力和人生价值。先爷是黄色的中原农业文明中诞生的硬汉，是东方的西绪福斯和桑提亚哥。 三、为文坛注入强心剂 阎连科是一位对苦难用情颇深的作家，他的很多小说中都充满了纷纷扰扰的苦难，如《受活》、《日光流年》、《耙耧天歌》等等。笔者始终坚信，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深深地植根于本民族的土壤之中的，它不仅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批判，同时也凝聚了作家对历史的多维思考和对终极价直的高度关注。任何一位有责任感的作家都应该保持对现实生活中苦难的倾听，对生存的深层忧患，都应该有一副悲天悯人的心肠和挑战苦难的硬汉精神。从这一意义上讲，《年月日》是成功的，它实现了文学之为文学的最高价值，同时它对生命飞扬极致的书写与表达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它的出现无疑为当今驳杂而羸弱的文坛注入了一剂强心剂。 《年月日》诞生于九十年代，正值社会转型期，文学已从八十年代的主流位置退居边缘。很多作家在叹息文学风光不再的同时，甘愿受大众传媒和经济利益的指挥棒驱使。作家们本可在相对冷静的边缘环境中以写作来解答自己对世界的怀疑、对生命本体的关怀、对生存意义的追问和对未来的憧憬与怀想，但可悲的是很多作品想尽各种办法努力吸引大众眼球而将创作主体的精神体验和想象力全部弃之如敝屣，旁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使之躯体化、肉身化和物质化，将人的被抛与沉沦虚构成一种前进得幻象，无形之中成为我们时代精神失重的路标。出版商的利益操纵、大众传媒的大力索取、文了时评人的胡乱吹捧使得不少作家将文学的数量看作胜过一切的筹码，作家面对多重利益的诱惑逐渐在丧失坚定的艺术信念和必要的自省能力，积极地迎合市场媒介，而质量、终极、价值之类的早已被遗忘得一干二净，这意味着写作的使命业已沦落。当作家将金钱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尺，那么批判之类的字眼将显得越发多余。无生命力量、无知识增长、无价值关怀、无历史深度的调侃文字充斥在文本之间，文学在无原则的认同和妥协中，与卑琐无聊的事物勾肩搭背携手狂欢，这无异是“诗”之悲。于是在作品中我们读不到能够震撼心灵的场景，感觉不到尖锐的生存之痛，领会不到深邃的思想内涵，这样的文学已经部分地丧失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当我们看着某些作家一年之中就出版了三四部长篇小说的时候，猛然想起曹雪芹终其一生在“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清贫处境中写作批阅《红楼梦》，我们的内心是否会感到一丝凄凉?我们为《红楼梦》骄傲，它的傲然于世使得一个新名词 “红学”成为国际学术领域中的通用词汇而吸引着越来越多中外学者的目光，但是这种骄傲和自豪中是否也隐藏着对于当下文坛的深深忧虑? 《年月日》的出现是万之时的，它对生命飞扬极致的书写深深地震撼着每一个读者的心灵，它使得一切浮华的文学泡沫都变得黯淡无光。《年月日》被文坛及学界普遍认可更说明在这个浮躁的世界中还有很多人在固执地坚持着学术正义，还在执著地渴盼和呼唤着文学之当然或应然的方向。重在人性的深度而非人世的广度，这构成了小说的诗性规定。文学是建构人类精神史的重要形式，是与人类对于终极价值的寻找分不开的。《年月日》作为一种鞭策，始终在提醒我们：文学创作的中心，不能偏离人类对于终极价值探寻，不能偏离对于精神生活的深层开掘，不能偏离对生命意义的反思，不能偏离对人格尊严与现实秩序的独特发现，不能偏离对于一切扭曲个性的物质欲望的反抗，不能偏离对艺术之神的永恒探寻，不能偏离对苦难的挖掘和谛听…… 潘知常先生在《诗与思的对话》中说：“对于每一个审美者来说，进入审美超越之路就意味着含着隐秘的泪水进入羞涩的虔敬之路，就意味着承担重负进入不屈跋涉之路，就意味着横遭弃绝而又顽强地进入救赎之路。”[3]用劳伦斯的话说，“小说是生命之书”，而非宇宙记事录，阎连科用这部生命之书在深情地表达着自己对于生命、历史以及文学的理解。《年月日》以对苦难顽强抗争的姿态完成了对于远古神话的审美置换，以对生命飞扬极致的讴歌为我们谱写了一则感人至深的民族寓言，如同一股不息的强力剂，为文坛注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在此衷心地祝福阎连科在这条审美超越之路上收获更多丰硕的果实。 注释： [1]鲁迅：《鲁迅杂文全编》(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87页。 [2]转引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页。 [3]潘知常：《诗与思的对话》，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5页。 [作者简介] 张锦，浙江大学中文系。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3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