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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12月，巴金开始了《随想录》的写作。他痛定思痛，写出了一大批朴实、深刻的杂文和随笔。这些收入《随想录》的文章抒真情、说真话、破愚蒙、牖民智，标志着巴金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登上了又一个辉煌的高峰。袁鹰先生在《<随想录>的启示》一文中高度评价巴金的“忧心殷殷”的写作：“五本《随想录》，不仅是巴金悠长的文学道路上的一座丰碑，也是‘五四’以来我国现代散文史上的一座丰碑。有的评论家称誉它为当代散文的巅峰之作，我完全同意这样的评价。这部巨著，标志着我们时代最高的思想艺术水平，充满了作家对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和道德情操的思考的光辉，完全可以同鲁迅先生晚年的杂文相媲美。”比较起来，巴金的《随想录》也许不如鲁迅的杂文那样尖锐、有力，但是却像它一样真诚，一样热情，一样勇敢；它也许不如《干校六记》那样精致，那样淡雅，但是，却比它亲切，比它伟大——《干校六记》的文字里隐隐地透着深秋的寒意，但是，《随想录》却从内到外都吹拂着阳春的暖风。
    《随想录》是一首悼亡的安魂曲。“文革”期间，巴金虽然九死一生，侥幸地活了下来，但是，他的志趣相投的朋友，却一个个被迫害致死，尤其是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萧珊，刚刚51岁，便因为恐惧和绝望赍恨而殁。这些朋友和亲人的死，给性格内倾、天性敏感的巴金带来巨大的痛苦。“情往会悲，文来引泣”（《文心雕龙·哀吊》），巴金的《怀念萧珊》、《纪念雪峰》、《悼方之同志》、《怀念老舍同志》、《赵丹同志》、《再忆萧珊》等文章长歌当哭，寄慨遥深，曾经感动了无数的读者。
    《随想录》是一部勇于自省的忏悔录。自我怀疑和自我批判是新知识分子的基本素质。鲁迅说他固然时时解剖别人，但也更严格地解剖自己。巴金也是这样。像鲁迅一样，巴金也勇于“严格地解剖自己”——他没有仅仅把自己当做受害者，而是把自己当做被审视的对象，当做潜在的甚至事实上的“合谋者”。他说“：在那个时期我不曾登台批判别人，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机会，倘使我能够登台亮相，我会看做莫大的幸运。我常常这样想，也常常这样说，万一‘早请示、晚汇报’搞得最起劲的时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么我也会做出不少的蠢事，甚至不少的坏事。当时大家都以‘紧跟’为荣，我因为没有‘效忠’的资格，参加运动不久就被勒令靠边站，才容易保持了个人的清白。使我感到害怕的是那个时候自己的精神状态和思想状况，没有掉进深渊，确实是万幸，清夜扪心自问，还有点毛骨悚然。”（《解剖自己》）这段话，看似平淡无奇，实则非常深刻，深刻得令人“毛骨悚然”：在一个诱使人犯罪的极端可怕的环境里，个人的理性意识和道德自觉，实在太脆弱，实在太无力。所以，重要的是改变环境，完善制度建设，只有这样，才能把人从不安全的危境里解放出来。
    《随想录》更是一部“述往事，思来者”的忧患之作。做为中华民族千年未有之“变局”，做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文革”不仅使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而且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结构和道德秩序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受到了冲击，从国家主席到普通百姓，都付出了巨大的甚至生命的代价。以传承文化为职志的知识分子，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更是首当其冲，受尽折磨，被迫说不想说的话，被迫做不愿做的事。他们被当做“牛鬼蛇神”，关押进“牛棚”，被遣送到“干校”和“劳改农场”，在身体和精神两方面，都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和伤害，留下了极为严重的后遗症。巴金说：“我至今心有余悸，只能说明我不坚强，或者我很软弱。但是十年中间我究竟见过多少坚强的人？经过接连不断大大小小的运动之后，我的不少熟人身上那一点锋芒都给磨光了。有人‘画地为牢’，大家都不敢走出那个圈圈，仿佛我们还生活在周文王的时代。”（《纪念》）像其他许多优秀的作家一样，巴金也被当做罪大恶极的“犯人”，有人甚至对他说：“根据你的罪行，判你十个死刑也不多。”（《“友谊的海洋”》）他受尽了侮辱，曾经被迫跪在“领袖像”前“请罪”。他认认真真地改造自己，但是，无论他怎么努力，仍然无法成为“好人”。张春桥恶狠狠地说“：不枪毙巴金就是落实政策。”又说“：巴金这样的人还能写文章吗？”（《究竟属于谁？》）尽管如此，巴金并没有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的委屈和不幸。在他看来“，文革”不只是哪一个人的灾难，也不只是中华民族的灾难，而是全人类共同的灾难；它不仅同中华民族有关系，而且同世界人民有关系，所以，他说：“我们要是不搞得一清二楚，作一个能说服人的总结，如何向别国人民交代！可惜我们没有但丁，但总有一天有人会写出新的《神曲》。”（《说真话》）
    “文革”是封建主义的大泛滥。《随想录》的核心主题就是反思并揭示“文革”的封建主义本质；它的锋芒所向，就是反专制，反愚昧，反对压抑人性、践踏人类尊严的昏暴。正像一位评论家撰文指出的那样：巴金“鞭挞‘四人帮’、批判封建专制、反对现代迷信。……他对于那种强加于人、愚弄人民、搞蒙昧主义、人云亦云等等思想僵化、封建专制的做法特别反感。”巴金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精神传统。他反复强调“五四”对自己的影响：“我说我是‘五四’的儿子，我是‘五四’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他为“五四”辩护，赞美“五四”的青春激情，提醒人们警惕精神的“老化”：“‘五四’的愿望到今天并不曾完全实现，‘五四’的目标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达到。但这绝不是‘五四’的错。想不到今天我们之间还有人死死抱住那根腐朽的封建支柱，把几千年的垃圾当做基石，在上面建造楼台、宝塔。他们四处寻根，还想用我们祖先传下来的准则‘行事、做人’。”（《老化》）巴金对“文革”的本质有着深刻的认识，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批判态度：“在十载‘文革’中我看够了兽性的大发作，我不能不经常思考造反派怎样成为‘吃人’的虎狼。我身受其害，有权控诉，也有权探索，因为‘文革’留下的后遗症今天还在蚕食我的生命。我要看清人兽转化的道路，不过是怕见这种超级大马戏的重演，换句话说，我不愿意再进‘牛棚’。”（《人道主义》）
    那么，“文革”为什么会发生？人是怎样变成“兽”的？人们的心上留下了怎样的伤痕？我们到底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谁应该为这一切负责？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和灾难再次发生？进入“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的“新时期”，巴金开始了痛苦而深刻的反思。他在《绝不会忘记》一文中提醒人们在“向前看”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文革”灾难，警惕渐渐抬头的“健忘症”：“我们背后一大片垃圾还在散发恶臭、污染空气，就毫不在乎地丢开它、一味叫嚷‘往前看’！好些人满身伤口，难道不让他们敷药裹伤？……难道为了向前进，为了向前看，我们就应当忘记过去的伤痛？就应当让我们的伤口化脓？”他的以“说真话”为原则的杂文、随笔写作，亹亹不置地追问着的，就是这些与中华民族的未来命运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过去的十年太可怕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不允许再发生那样的浩劫。我一闭上眼睛，那些残酷的人和荒唐的事又出现在面前。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倘使我们不下定决心，十年的悲剧又会重演。”所以“，更重要的是：给‘十年浩劫’作一个总结。我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全过程，有责任向后代讲一点真实的感受。大学生责备我在三十篇文章里用了四十七处‘四人帮’，他们的天真值得人们羡慕。……在今后的《随想》里，我还要用更多的篇幅谈‘四人帮’。‘四人帮’绝不止是‘四个人’，它复杂得多”。（《<探索集>后记》）。顺着这一思路，巴金将自己对“文革”的反思，推向了新的高度。他在十几岁读《说岳全传》的时候，就产生了这样的疑问：秦桧怎么会有那样大的权力？“顺着思路前进，我终于得到了解答”。这个解答就在明代诗人兼画家文征明的诗句里“：笑区区一桧又何能，逢其欲。”巴金说：“这个解答非常明确，四百五十二年前的诗人会有这样的胆识，的确了不起！但我看这也是很自然的、很寻常的事，顺着思路思考，越过了种种的障碍，当然会得到相应的结论。”（《思路》）巴金是智慧的，也是勇敢的，他于1982年5月6日写下的这段文字，实在应该成为我们反思“文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思路”。
    反智主义是封建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封建主义肆虐的地方，“知识即罪恶”，知识分子则是犯有原罪的人。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巴金就被戴上了“紧箍咒”，“这以后我就有了一种恐惧，总疑心知识是罪恶，因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不光彩的名称了。我的思想越来越复杂，有时我甚至无法了解自己。我越来越小心谨慎，人变得更加内向，不愿意让别人看到真心。我下定决心用个人崇拜来消除一切的杂念，这样的一座塔就是建筑在恐惧、疑惑与自我保护上面，我有时清夜自思，会轻视自己的愚蠢无知，不能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哪里有什么‘知识’？有时受到批判、遇到挫折，又埋怨自己改造成绩不大。总之，我给压在个人崇拜的宝塔底下一直喘不过气来”。（《“紧箍咒”》）因为“知识”意味着发现真相和问题的能力，意味着良心的自觉和批判能力的成熟，意味着对愚昧力量的不合作与不服从，所以，“那些人就是害怕知识分子的这一点点‘知识’，担心他们不听话，唯恐他们兴妖作怪，总是挖空心思对付他们，而且一代比一代厉害。……我本来‘知识’有限，一身瘦骨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大油锅里熬来熬去，什么‘知识’都熬光了，可是却给我换上一顶‘反革命’的大帽……罪名仍然是：我有那么一点点‘知识’”。（《再说知识分子》）
    如果说“仇智主义”必然导致谎言的流行，必然使很多人把“说假话”变成一种消极的习惯，那么，“启蒙主义”则强调真理的价值，必然把“说真话”当做个人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原则。“说真话”是巴金在《随想录》中反复涉及的话题，他曾经写过至少四篇专门谈论“说真话”的文章；“说真话”也是他“晚年奋斗的目标”（《说真话之四》），是在《随想录》写作过程中身体力行的写作伦理。他之所以如此不遗余力地提倡“说真话”，是因为经过了“文革”，说假话已经成为一种令人担忧的社会现象：“在那荒唐而又可怕的十年中间，说谎的艺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谎言变成了真理，说真话倒犯了大罪。我挨了好几十次的批斗，把数不清的假话全吃进肚里。”（《说真话》）那些“永远正确的人”更是把说假话当做家常便饭“，本人说话从来不算数，别人讲了一句半句就全记在账上，到时候整个没完没了，自己一点不脸红。……他们的嘴好像过去外国人屋顶上的风信鸡，风吹向哪里，他们的嘴就朝着哪里”。然而，“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再论说真话》）在他看来，“文革”本质上就是一场说假话、做假事的运动，——在说假话上，有的人比“封建官僚”还要可怕：“我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封建官僚气味？！他们装模作样，虚张声势，唯恐学得不像，其实他们早已青出于蓝！封建官僚还只是用压力、用体刑求真言，而他们却是用压力、用体刑推广假话。”（《说真话之四》）显然，巴金关于“说真话”的议论，主要针对“文革”而发的。
    从艺术上看，《随想录》属于高度自觉和成熟的写作。与“说真话”的精神姿态相应，巴金的《随想录》在叙述方式和语言形式上显示出一种很可宝贵的品质——洗尽铅华，去除雕饰，表现出一种质朴、清真的风格。在浮华侈丽的“纯文学”很受推崇的时代，在“为文造情”的写作大行其道的时代，巴金的这种写作的价值和意义，很容易被误解，甚至很容易被贬低。1980年香港的一位教授写了一篇题为《我们对巴金<随想录>的意见》的文章，选录了“港大”学生的“七则同题简论”，表达了他们对《随想录》的失望和不满。一位张姓学生说：“全书不过三十篇短文，但单是‘四人帮’就出现了47次之多。”一位李姓的学生说：“《随想录》的缺点正是忽略了文学技巧，以致文字意义太肤浅，太表面化。”一位苏姓的学生则说：“全书内容结构松散、缺乏张力，文字累赘，令人看得恹恹欲睡。”一位方姓的学生的判断更是斩钉截铁：“容我大胆下一个结论，就文学的观点而言，《随想录》是一本彻底失败的作品。”
    对于“港大”学生的批评，巴金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最近有几位香港大学生在《开卷》杂志上就我的《随想录》发表了几篇不同的意见，或者说是严厉的批评吧：‘忽略了文学技巧’、‘文法上不通顺’等等，等等。迎头一瓢冷水，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它使我头脑清醒。我冷静想了许久，我并不为我那三十篇‘不通顺的’《随想》脸红，正相反，我倒高兴自己写了它们。从我闯进‘文坛’的时候起，我就反复声明自己不是文学家，一直到今年四月在东京对日本读者讲话，我仍然重复这个老调。”巴金从来就不是一个“纯文学”论者，而是一个把写作的目的和目标看得很重要的作家，因此，他一直反对那种迷恋技巧的倾向，讨厌那些繁采寡情的写作“：有人得意地夸耀技巧，他们可能是幸运者。我承认别人的才华，我缺少这颗光芒四射的宝石，但我并不佩服、羡慕人们所谓的‘技巧’。当然我也不想把技巧一笔抹杀，因为我没有权力干涉别人把自己装饰得更漂亮。每个人都有权随意化妆。但是对装腔作势、信口开河、把死的说成活的、把黑的说成红的这样一种文章我却十分讨厌。即使它们用技巧‘武装到牙齿’，它们不过是文章骗子或者骗子文章。这种文章我看得多了！”（《探索之三》）
    “港大”学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点？为什么会如此严重地误解巴金？这其实不难理解。首先，他们与巴金活在两个世界里——他们没有尝过饥饿的滋味，也没有受过无情的“打击”，没有感受过亲人之间被迫生离死别的痛苦，不知道“四人帮”和他们的帮凶有多么恶毒，不知道被人当做“毒草”和“牛鬼蛇神”有多么可怕。他们似乎压根不知道“文革”为何物——这也难怪，在内地，真正了解“文革”的大学生又有多少呢？其次，在他们的观念里，文学的要义甚至全部内涵就是“形式”和“技巧”，就是“张力”和“陌生化”；一部作品越是让人看不懂，便越好，相反，越是让人一看就懂的，则越是不好。巴金的《随想录》清明、素净，如秋水澄澈，似晴空无云，自然不合这些按照“标准化”模式培养起来的“现代”大学生的趣味倾向和评价标准。他们不知道，“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朴素其实是很难掌握的一种风格，也是很难抵达的一种境界。
    《随想录》是朴素的，但却并不苍白；它是温雅的，但却内蕴着庄严的愤怒。它是一杯上等的淡茶，细细品味，便觉得余香满口。它是一本说真话且包含着大爱的忧患之作，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怀着感恩的心情认真阅读的一本大书。
    原载：《文学自由谈》 2009年4月
    
    原载：《文学自由谈》2009年4月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