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秋天，严歌苓在北京陪着引领她踏上文学之路的父亲萧马走完人生最后一程，料理完父亲的身后事，她匆匆返回目前定居的德国。不过，这一次她没有离开太久，此前举行的作代会上她以嘉宾身份列席。张艺谋根据她的小说《金陵十三钗》改编的同名电影即将公映，作为原著作者和编剧之一怕是免不了一番忙碌。随着酝酿多年、几重波折的新作《陆犯焉识》最近问世，她的2011年有了个丰收般的结尾。 在这部从事写作以来篇幅最长、也可能是难度最大的作品中，严歌苓以祖父为原型塑造了性情温良、学业精进、留学海外归来而后在数次时局震荡、政治运动起落中因言获罪的昔时沪上世家公子陆焉识形象，相当比重的内容取材自她祖父的真实经历，这令整部作品有着浓厚的家族史意味。陆焉识独立、超然到近乎高贵的做人治学姿态与现实社会的功利、投机格格不入，他看似宽容平和的外在与强大的内心坚持充满矛盾，这种纠结蔓延到他的爱情、事业、理想中，为他一生的悲剧命运打下没太多悬念的伏笔。从繁华、精致、物质的上海洋楼到饥寒交迫、人烟罕至、行动受限的青海劳改营，从30年代沪上学术圈、名利场显出他的不合时宜倍感禁锢到五六十年代西北荒漠狱中他每日打腹稿在心里写作的自由恣肆，巨大的时空反差使得人物形象趋于立体，人性不同侧面有着清晰体现。 对既有素材进行取舍、增删，以文学笔法权衡写实与虚构的关系，用流畅叙事引领读者进入到主人公陆焉识的颠沛人生和内心世界，这些对于写了30年早已技巧纯熟、状态职业的严歌苓来说本不算难事。可是，内心不时泛起为书中人物更为祖父、父亲甚至自己的个性与命运的唏嘘感慨令她写得并不轻松。在她既往印象中，英年早逝的祖父意味着童年时家中墙上那幅挂像、那些被奶奶禁止乱动的线装书和古玉，还有经由奶奶的回忆讲述中又具体又抽象的存在。写作《陆犯焉识》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是她重新认识祖父、认识父亲乃至反观自身的过程。她对严家三代人的情感，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忧思都倾注在书中，哪怕文字表层能够反映的如此有限。 读书报：《陆犯焉识》这个书名看上去挺抽象。 严歌苓：当年贴布告时，上面那些劳改犯的名字不都是×犯××这种格式？最开始我给这部长篇起的名字是《浪子》，被出版社否定了。还想过《无期》。当我写到尾声的时候，觉得整部作品处于一种抽象状态，书中很多人物的生活就那么悬吊在那儿，比如流放青海的犯人，比如负责押送他们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后者，他们在当地落户、结婚、生孩子，犯人陆陆续续地死了、释放了，他们还在当地，这对他们就是个遥遥无期的概念。《无期》其实是我最想用的书名，但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还是觉得它太沉重太黑暗了。等到书将要出版之前，我改成了《陆犯焉识》。这样也好，使读者将兴趣转到对人物的关注上。 读书报：这个长篇有家族史背景，主人公陆焉识有你祖父的影子，这样的写作是否和以往写作不同？ 严歌苓：写起来没那么轻松。在我心里爷爷是个传奇式的人物——自学高中课程，16岁就进了大学，之后去海外留学。他去世太早，40岁就自杀了。他的性格在30年代的上海学术圈显得很特别，无论学术上还是写作上，他都不希望跟任何人为敌，也不做敌人的敌人，好像不需要和别人做朋友。他是搞政治经济学的，这样的个性让他很难立足，可这也是他最可贵的地方。他想要独立思考和自由，但哪怕爱情都无法自己作主。从爷爷一生中能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悲哀。书中的陆焉识也是如此，被关在监狱的时候向往外面，等他出狱，发现仍然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最后他又回到草原。我之所以能够理解爷爷是因为我能够理解我自己，从爸爸身上看到爷爷的影子，我也有相似的性格。 读书报：有爷爷作为原型，塑造陆焉识这个人物是不是更立体？ 严歌苓：是啊。他是那种为了想给自己更多内心自由就看上去对所有人都很随和的人，实际上他内心很坚持，他的痛苦也在于内心和外部永远冲突非常大，从这一点上看，照着我爸爸去写陆焉识的性格就可以了，我爸爸的性格很像爷爷，绝不结党营私。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这种性格很尴尬。当年的上海，学术圈的每个派别都像一个小党派，我爷爷每个派别都不参加，因为每个派别到最后都会露出让他恶心、不适的一面，这种不适使他不和任何派别交往。 读书报：写了这么多年，你其实是个不太会为技巧为难的很成熟的写作者，那么《陆犯焉识》的写作难在哪里？ 严歌苓：《陆犯焉识》当然不仅仅写家族史，不是写“爷爷的故事”，那太没意思了。对我来说，如何在爷爷的故事之外有所超越，写出故事后面的深意才是我写的时候特别当心的。写完第一稿后我想，那些故事后面并非用情节和对话表现出来的含义够吗？我删了10万字，这10万字都是在讲过程，删掉它们可以让故事的节奏更快一些。我改稿子的习惯向来是删，我不会加。 写作过程中还有个艰难的地方是──我是用电脑写的。这是我第一次用电脑写小说，太痛苦了。我用电脑写过那么多电影剧本，以为应该练出来了，等到我觉得这么写太艰难，已经写了一些，又舍不得再回过头来用笔写。以后我写小说还是先用铅笔写吧。 读书报：这个题材几乎是你与生俱来的，想了多久才决定动笔？ 严歌苓：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比较长，从2009年动笔，断断续续写完。最初我是不敢动笔的，因为找不到除了写祖父一辈子的故事之外还有什么。书中陆焉识的故事是我在祖父故事基础上又结合另一个老人的经历，也就是陆焉识的后半生。素材来自他当年在青海监狱里记的笔记，我就用这份狱中笔记来进一步考量他是不是真正失去了自由。实际上，陆焉识在监狱中没有失去自由，他内心始终在狂写，内心的写作有非常自由的状态。 读书报：狱中的陆焉识不断在内心写作，还不断做具体到每个字甚至每个标点的修改，现实会这样吗？ 严歌苓：我爷爷的记忆好极了，有一次一家人都出去吃饭，他回来晚了没带钥匙，等待的时候就在心里默背字典。他的外语和文笔也很好，我的姑姑过80岁生日时想要我祖父当年的硕士、博士论文当礼物，我先生就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把这20年代的资料找出来，他看了之后说，这怎么可能是个中国人写的英文？写得这么好。 我还想起一本英国人写的索尔仁尼琴传记中的一个细节：索尔仁尼琴是带着狱中写的长诗出狱的。他在监狱里每天要垒砖，每天默念这首诗，诗越写越长，他又需要不断重复前面的再往后进行。他用面包搓成各种形状做记号，诗分行时什么形状，诗句时什么形状，别的犯人以为他祷告呢，其实他在写诗。每次修改全在脑子里进行，因为没有笔也没有纸。这个细节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觉得我爷爷也一定做得到，就让陆焉识也这么做了。这个情节读起来是梦幻的，实际是有现实性的。 读书报：书中陆焉识留学海外时结识的大卫·韦的势利、猥琐与陆焉识的理想主义、清高似乎代表了中国社会两类典型人格，后来，被政治运动吓怕了的冯子烨（陆焉识之子）和大卫·韦似有异曲同工之处。 严歌苓：对对，一旦大卫·韦从他为之狂热的东西中觉醒过来，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非常世俗的人。某种意义上，活在现代社会的子烨比大卫·韦还要现实，他比大卫·韦那个时代的人要圆滑，而且他会感觉自己更无辜。子烨还不如大卫·韦快乐呢。 读书报：你曾在上海生活过，所以书中对上海生活的种种细节描写应该不难，青海部分的描写怎么办？ 严歌苓：我为此专门去过几次青海，看了已经废弃的当年的监狱，找到劳改干部们了解当年的生活状况。最有用的还是那本当年一位犯人的狱中笔记，我十几年前就拿到了。其他的，有些是凭想象去写。 看了这本笔记之后我愈发觉得，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要质疑，要一个人独立于一个群体之外，这是应有的精神。中国的知识分子永远不能像笛卡尔那样，说一切都是可怀疑的，只有怀疑这件事本身不可怀疑。逐渐地，他们成为很驯服的一群人。而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以你买几套房我买几套房为荣，哪里还有真正的知识分子？ 读书报：说说你对陆焉识在书中的感情的看法吧。 严歌苓：真实的情况是，我爷爷当年在国外确实遇到过一个女孩，不过不是书中那个意大利人，她是个天津人，不见得比我奶奶好。 书中的陆焉识每做一件恩娘（陆的继母）权力紧箍咒之外的事情就会有得到自由的错觉，其实这是误区。他内心对婉喻（陆的妻子）的爱是被这种误区封起来的，他从来没有好好欣赏过她，他觉得反正她是你们推给我的，强加给我的都是不好的。对婉喻之外的那些女人，陆焉识非常主动，心灵对这些女人是打开的，感情处在准备好的状态。他误认为这就是自由，但要他跟她们中的一个结婚他又不干，他认为婚姻就是有个人令他可怜到愿意陪她熬着，两个人就这么熬到底。陆焉识的内心其实是东方传统的一面和西方自由的一面纠结在一起。他太善良了，十几岁时拯救他的恩娘，进而拯救出一个奴隶主，之后他的所有命运都是无可逃脱的。 读书报：除了爱情，书中有好几段对友情的描写，特别是劳改营中梁葫芦和陆焉识的交情以及陆焉识和邓指导的交情，这些人物都有原型吗？ 严歌苓：没有原型，这些人物都是我创造出来的。我曾走访过一些当年劳改干部的后代，觉得他们很朴实，不该这么糊里糊涂地在那边生活。当年一场扩大化的肃清活动，犯人增多，看守犯人的干部也增多，哗哗几车皮拉过去，使得双方都变成无期。像陆焉识那样的犯人一批一批地走了，他回到上海成了一个永远也赎不清罪的家庭罪人，而这些劳改干部则几乎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外部世界。 读书报：书中的陆焉识后来是渐渐丧失了视力，而婉喻则是失忆症，渐渐忘却记忆，这种设计有点意味深长。 严歌苓：这个我是有些特别用意的。人在某种缺陷状态下，比如我爸爸的耳朵近乎全聋，很难跟他说句话或聊点儿什么。他整天戴着耳机听音乐，心里充满音乐，偶尔会冒出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从他身上我看到了某种解脱或者自由。他不需要考虑太多“你们”，他只在内心跟自己说。失聪失明或者失忆的人就能够有这种状态。 有个朋友告诉我，她照顾着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老人夜里喜欢把房间里的东西搬来搬去，她有张像是跟你开玩笑的特别诡秘的脸。你问她你到底要找什么呢？她也不知道。我就想，她肯定像要找出一个使她能够走出这种混沌状态的坐标，她总觉得有个罗盘丢失在哪里了，如果她能找到，一切就都清楚了。后来，我把这个听来的细节用到了婉喻身上。 读书报：回到上海的陆焉识在教邻居小孩学英语的时候，说毛主席不是专家，他儿子冯子烨和他争论这件事时有一句话特别耐人寻味，“中国就没有就事论事的事情！目不识丁的掏粪的人，都晓得一句话不在表面上说什么，要看字面之下说的是什么。”这几乎概括了陆焉识命运颠沛的原因。 严歌苓：陆焉识一直是个局外人，他身上有一种天真，这种天真使得事实上每个邻家的小孩子都会比他更圆滑更明白──事情不是这么回事，看上去是这么回事，但不是这个意思。这种天真中包含了我对祖父和爸爸的理解，也有对我自己的理解。我们严家三代或多或少都有点这种精神，当然在祖父那一代表现得最明显。 读书报：你曾说“没有父亲的影响就没有我这个作家”，具体说说你的父亲萧马先生对你写作上的影响吧。 严歌苓：他让我知道好剧本应该是什么样子。记得我第一次写电影剧本是改编父亲的短篇小说《无词的歌》，当时已经写了一多半了，他看完之后说，我重新写一遍。写了一多半以后他对我说，你看看，写剧本应该是这个感觉。我一看，哦，太惭愧了。后来我开始写小说，他始终关注我的作品，会直白地把感觉告诉我，针对某部作品的某一行某一段很具体地说，这里可以算是败笔。或者，《谁家有女初长成》的败笔不少，你要好好改一改。 读书报：写作过程中会对书中人物动感情吗？ 严歌苓：写《陆犯焉识》的过程中我没有流泪，但后来从头到尾重读的时候流了好多眼泪。我从来没有被自己的作品感动成这样，当然这种感动当中也有着我对自己的身世、对家中长辈那种命运多舛的无奈。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啊，有些时候注定要失败。不过这种动感情没有影响到我写作的理性，我是因为和人物原型有这样一种关系才会流泪，何况催人泪下的作品不见得是好作品，如果这些部分每个人读了都会流眼泪，那就有问题了。 读书报：针对这些年你不断有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你曾说过希望自己以后的作品能具备一些“抗拍性”，目前看来这个愿望实现了没有？ 严歌苓：《陆犯焉识》还是比较抗拍吧？从我开始动笔直到现在，我始终不认为这部作品要是被拍成电影的话所表达的深意能超过文字本身带给读者的触动，我在文字背后寄托了多少想要表达的话啊，对中国知识分子有那么多反思。我也不会刻意强调抗拍性，我肯定会把故事写好，如果一部作品只有好的语言和主张但没有好故事的话，就会失掉读者的关注，那么好的语言和主张就会被读者错过。 读书报：写小说和写剧本，对你来说始终是不同的状态。 严歌苓：虽然我写的剧本也获过奖，但我对写剧本这件事仍然没什么感觉，也不知道我的剧本写得好不好。我总觉得我不懂电影，只是喜欢看电影。我对外总说我写剧本不自信，别找我写，也许潜意识里我是想要开脱掉，可是即使这样的话还是有人找，很多都是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推不掉。自由和时间对我来说最重要，哪怕发发呆也可以啊。这一点我有点像书中陆焉识当年被别人拉着写评论一样，我就是不愿意拒绝别人。我说我写剧本不自信，还有一个含义是我知道我不会像写小说那样呕心沥血地写剧本，写剧本不可能唤起我写作的原始冲动。 读书报：为什么你的小说中几乎不写当下的中国？ 严歌苓：对于当下的中国，我还是有些写作想法的，但自我感觉不太成熟。这些年我更多还是生活在海外，让我再卧卧底吧。 原载：《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11月30日 09 版）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1年11月30日09版）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