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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就有华文文学。华文文学涵化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品质和“中国经验”，“崛起”于21世纪，以中国大陆的海外华文军团为主体的又一波国际新移民文学，则显示出不同此前的价值征象。新的海外华文文学的书写已经突破原乡/异乡、离散/怀旧、文化身份/国籍认同的精神缠绕，直书中国经验、中国文化与中国身份，以中西文化相融的视角讲述中国人的故事。尤其2009年，我们强烈感受到华文写作的全球化现象，中国作家协会“庐山国际写作营”、“宜春国际写作营”的先后举办，《人民文学》2009年第12期的“新海外作家专号”，大陆、港台与海外作家，共同书写着“中国经验”。如纪实之于港台的龙应台、张大春、梁文道等，如小说之于海外的严歌苓、虹影、张翎、袁劲梅、苏炜、陈谦、王瑞芸、陈河、张会雯等，他们的创作不仅传承着现代文学的精神谱系与文学传统，在故事与人物、结构与视角、经验与情感与思想等等都不同于大陆作家的写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中国经验现代叙述的新视角，而五六十年代出生、80年代出国的海外作家，“他们与我们一样，携带着中国当代历史和中国当代文学的记忆”，他们也是文学情怀遍布的80年代的文学果实。他们为当下文学的发展增加了许多新的元素和特殊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海外华语文学写作的新高度，说明海外华语文学写作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说明中国当代文学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有力扩展”（李敬泽语）。唯此，我们组发以下几位专家的解读，点击当下这一文学焦点，以飨读者。 虽然现在学术界对于“海外华文文学/小说”的概念如何界定仍在讨论当中，但一般认为，“海外华文文学/小说”中的“海外”，是指中国（含台湾、香港、澳门）以外地区和国家中的作家用华文（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小说。长期以来，当代评论界在谈论“当代小说”的时候，基本上以中国大陆地区的当代小说创作为论述范围，很少把目光投向中国以外地区和国家的华文小说创作。近年来，随着海外华文小说创作实绩的不断提升和影响的不断扩大，“海外华文小说”开始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严歌苓、陈河、苏炜、张翎、李彦、施雨、秋尘、曾晓文、卢新华、少君、沙石、余曦、沈宁、陈谦等人的创作，不但在国内重量级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收获》《钟山》《小说月报》《文学界》上占据越来越多的版面，频频在国家级出版社出版作品，而且国内的许多重要文学奖项和“文学排行榜”上，也常见他们的身影。由是，“海外华文小说”终于成为大陆当代文学评论界日益关注的文学领域。 其实，如果将“海外华文小说”与“当代小说”联系起来，整体观照全球范围内的世界华文小说，那这种联系的起点就绝不应该从21世纪才开始，范围也不应仅限于目前活跃在大陆文坛的这些北美“新移民”作家。从时间维度看，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身在北美的白先勇、聂华苓、欧阳子、吉铮、丛甦、於梨华、张系国等人，就以自己的小说创作，向世界提供了华文小说的历史视野、人性深度和艺术风貌，在中国大陆当代小说内陷于“三突出”的自我设限和处于与世界文学隔绝之时，“海外华文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承担了向世界展示华文小说的历史重任———他们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准，代表了那个时代世界华文小说的最高水平。白先勇的《台北人》、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欧阳子的《魔女》、吉铮的《伪春》、丛甦的《秋雾》、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张系国的“香蕉人“系列，如今已成为世界华文小说中的重要成果，许多已位列世界华文小说的经典。而从空间维度看，东南亚华文小说也以自己长期的积累和丰硕的成果，在“海外华文小说”中与北美华文小说双峰并峙。 既然准确意义上的“海外华文文学/小说”，在“时”、 “空”两面都与如今当代文学评论界所认为的“海外华文文学/小说”有所不同———当代文学评论界日渐重视的主要由北美“新移民”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所组成的“海外华文文学/小说”，其实只是完整意义上的“海外华文文学/小说”中的一个部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以偏概全”的现象呢？ 这就不能不从中国大陆当代文学评论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形成的学术传统说起。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当代文学，其实是抗战时期“解放区文学”在整个大陆的扩大，而抗战时期的“国统区文学”，则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而成了“台湾文学”，政治军事的对决和意识形态的分野，使得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三十年间中国大陆的当代文学研究，不可能将视野向大陆以外地区的文学领域延伸，于是，长期对大陆自身文学的“内视”，就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稳定形态，当经由台湾（香港）到达北美的作家们已经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文学风姿的时候，大陆的当代文学评论界既无从认识和了解它们的形貌，当然也就无法对他们展开研究。等到中国大陆可以放眼世界的时候，大陆“当代文学”自身的丰富性以及这种文学与当代社会的密切联系，则吸引了当代评论家的几乎所有目光，“海外华文文学/小说”又在另一个三十年里被当代文学评论界“陌生化”地弃置一边（关注这一领域的是另一批从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学术群体）。直到到了21世纪，随着北美“新移民”作家在大陆文坛的群体性崛起，大陆的当代文学评论界才逐步感到了这一领域的不可小觑，他们终于意识到，“海外华文文学/小说”虽然不是“当代文学/小说”的一部分，可是将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认识和观照，将对加深理解和评判中国“当代小说”，形成新的视角和支点。 从某种意义上讲，目前当代文学评论界把“海外华文小说”基本等同于北美“新移民”作家的小说创作，有其研究视野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因为这批“新移民”作家的大陆背景和作品主要在大陆发表的文学生态，与“当代文学/小说”基本同调，当代文学评论界在面对他们的时候，毫无“陌生感”和“他质性”，除了他们笔下的题材领域与“海外生活”有某种关联之外，这些“新移民”作家在其他方面（人生经历、教育背景、文学观念、创作方法等等）与大陆当代作家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面对他们，当代文学评论界很自然地就把他们视为当代文学在海外延伸的一个特殊群体，并很容易地就将它们收编到“当代小说”的麾下加以研判———于是，“海外华文小说”与“当代小说”就在这样的情境下，在当代文学评论界那里，跳过了此前的历史时期和此外的其他空间，形成了直接的联系和对接。 既然当代文学评论界在接纳“海外华文小说”的时候，历史地形成了这样一种形态和格局，那么，本文在谈论“海外华文小说”与“当代小说”的时候，就先撇开“海外华文小说”真正的完整的时空生态，先沿着以北美“新移民”小说作为“海外华文小说”的化身的视角，来看看“海外华文小说”的介入，究竟给“当代小说”带来什么新鲜的东西。 “海外华文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坛最先引起轰动的，当数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本出版于1992年的自传体小说，当年甫一出版就成为文坛上的一个异数，该书由纽约商场风云、童年、少女的初恋、北大荒的小屋、留学美国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六个章节组成，用插叙的方式，呈现了一个改革开放之后走出国门来到北美的大陆“新移民”，如何在短短的几年里，经过搏杀在美国商界获得成功，小说主人公在展示自己成功的同时，也频频回顾自己的过去，从童年经历直到留学生涯，人生的成长在充满艰辛中也充满挑战，小说的基调就是反复强调女主人公“我”如何勇敢地面对挑战并战胜挑战，这就使这部小说的叙述语气充满了一种自豪感乃至于一种成功后的炫耀感———在此前的大陆当代文学中，这样的题材、这样的叙述语气的作品，可以说前所未有，在那个中国人多少还有点崇洋迷外的时代，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就这样以一个历经艰险在异国打拼成功的中国女性形象和自豪炫耀的语气，给中国文坛注入了一种特别的“气质”：那种抛弃了历史的沉重、走向世界并展示成功的姿态，使这部作品在给人以“浅”的感觉的同时，却也以它题材的独特和那种张扬恣肆的风格令人耳目一新。这部在出版当年就让人刮目相看并引发争议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预示了“海外华文小说”在介入当代文坛时必然会引起的反应：那是一个有点新奇又有点“气质”独特的文学世界。 “海外华文小说”再次成为大陆文坛热门话题的是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这部出版于1991年8月的小说论出版时间还稍早于《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但它能广为人知是因为1993年被拍成了电视连续剧，一时间，小说扉页上的那段话随着连续剧的热播成为社会流行语：“如果你爱他，请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请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这段话让纽约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进入中国人的想象，与《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女主人公炫耀自己的成功不同，《北京人在纽约》写到了王起明的成功，同时更写到了王起明的失败———除了生意上和情感上的波折，最主要的失败体现在他心爱的女儿离他渐行渐远，给他带来无法愈合的心灵创伤。由于写到了失败，所以《北京人在纽约》比《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更能给中国大陆读者带来一种“真实感”因而也更能打动人心，而王起明、郭燕和阿春三人间的感情纠葛，显然也使《北京人在纽约》比《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较为单纯的爱情故事更具“立体性”。 《北京人在纽约》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两部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文坛引起轰动的“海外华文小说”，无疑对大陆当代小说的整体生态，造成了某种冲击和震撼———题材的独特，世界的新颖，人际关系的新型化，人物心态的新鲜感，都是这两部“海外华文小说”呈现出的不同于大陆当代小说的新质，它们在那个时期中国文坛的出现，为大陆当代小说提供了一种补充———补充了当代小说中缺席的中国人在经过封闭后重新走向世界时不无夸张（《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心态和充满艰辛（《北京人在纽约》）的身影，在那样一个中国社会大踏步融入国际社会的历史时期，这两部“海外华文小说”为中国当代小说打开了一个缺口，一个原本相当自足、内视的当代小说世界，由于“海外华文小说”的介入，而获得了一种开放、外望的补充。 如果说以《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和《北京人在纽约》为代表的“海外华文小说”，为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带来的是一种关于“异国经验”的新鲜感并以此而有效地补充了当代小说“外向型”不足的话，那么査建英的“留美故事”系列和严歌苓在海外创作的大量作品，则对大陆的当代小说提供了一种在题材的新鲜之外更具深度的丰富。査建英的“留美故事”系列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她的这些作品中，“留美”（海外题材）不再是吸引眼球的“卖点”而“故事”（人的处境和命运）已成为展示深度的中心，在她的代表作《丛林下的冰河》中，“我”在北美的现实处境以及与“D”难以割舍的情感纠葛，昭示的其实是中国人在海外的“他者”身份定位以及无法摆脱过去历史的人生宿命———这样的问题意识和思考深度，很显然是相对自足视野“内敛”的当代小说所难以涉及也不易企及的。在严歌苓的大量小说创作中，有海外题材的作品，也有完全与海外生活无关的“中国题材”小说，在这两方面，严歌苓都以自己的独特笔致，实现了对当代小说的“丰富”———对于前者，严歌苓每每借助海外场景，来表现人性。在《少女小渔》中，严歌苓写小渔和那个意大利老头的假结婚，不是以海外“怪现象”来猎奇，而是在展示跨越种族、语言、性别和年龄的人性———人的恻隐之心。在《抢劫犯查理和我》中，严歌苓通过一个外国抢劫犯查理，写出了用“行动”来证明“生命”这一虽然怪异但却真实的人性；对于后者，严歌苓因为身在海外而具有的自由度，使她能够在“中国题材”的小说中，以一种真正自由的创作姿态，书写着她所思、所感、所理解、所记忆的大陆。她的这类作品或写大陆军队高干家庭的种种荒谬（《草鞋权贵》），或写大陆历史中社会的疯狂和人的本真（《第九个寡妇》），或写时代变动中恒定的真正爱情（《一个女人的史诗》）。如同她写海外题材作品中的“人”和“事”最终是为了表现人性一样，在严歌苓这些“中国题材”小说中，“人性”仍然是她要聚焦的核心。《草鞋权贵》写出了在权力面前人性的猥琐和丑陋；《第九个寡妇》则写出了一个农家女子王葡萄因“真”而“善”而“美”，并以此对抗荒谬而又疯狂的时代和社会，写出了人性中的“善”因战胜了人性中的“恶”而显现出的人性的光辉；《一个女人的史诗》看似在写一个女性一生为了维护爱情而“笨拙”地努力，但在田苏菲“爱得很笨”的行为背后，是人性中“执著”、“坚守”力量的巨大和感人。在这几部纯粹的“中国题材”小说中，严歌苓展示了女性如何以个人的原始、天性、坚韧和执著，抗拒并化解了时代、历史、社会、政治这样一些宏大的“主题”，并因了前者的“真”（以及随之而来的“善”和“美”）而突显出后者的“假”、“疯狂”和“荒谬”。对于严歌苓来说，她的“中国题材”小说常常举“重”（写人性、历史）若“轻”（通过女性、爱情），比起大陆当代小说惯于举“轻”（写女性、爱情）若“重”（通过历史、灾难），严歌苓所代表的这一路“海外华文小说”，无疑“参差对照”出了一种与当代小说不同的气质，而这种看似轻灵实则厚重的气质，很显然是对当代小说常常貌似厚重实则轻飘的丰富和弥补。 这种丰富的另一种形态是对同样题材处理的细致和深刻，这在李彦的《红浮萍》中有着突出的体现。李彦的《红浮萍》早在1995年就出了英文版，可是中文版直到2009年底才在大陆面世，这部迟来的“海外华文小说”虽然体现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作者对一段中国历史以及在历史中折射的人性的认识，可是在十五年后的今天看来，其深刻性依然丰富了当代小说中同样题材的作品。《红浮萍》以小平（出国后也叫莉莲）为轴心，写的是小平一家三代人在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中浮沉起落的坎坷人生，而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是这段历史中最为惊心动魄的部分———对当代史的涉及，使《红浮萍》成为与“当代小说”具有高度同质性的“海外华文小说”，然而，在处理这一当代小说常见题材的作品的时候，李彦的认识角度和深刻性，却有其独特之处。她从小平不同寻常的身世入手，以她不断探究和寻找“生父”为叙述动力，将个人身份的追寻（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将归向何处）与众多“党的儿女”（楠、雯、诚）集体的身份追寻“同构化”，也就是说，令小平备受心灵折磨的寻父之旅，实际象征了那些被“组织”或拒之门外或逐出家门的“儿女”们渴望进入“家”（组织）并为之历经磨难的艰辛过程。自40年代延安整风之后，“党组织”已成为追求进步的人们唯一的心灵、精神和现实归宿，得到这个“家”的接纳，人就有安全感和温暖感，被排除在这个“家”之外，人就有恐惧感和末日感———而在被“组织”接纳还是排除的过程中，所有善恶的交战，人性的挣扎，都尽显其中。很显然，《红浮萍》虽然写了小平失父、无父、寻父、得父这一身世飘零的成长过程，可是更写了楠、雯、诚等被“组织”拒斥后成为“无家可归”者的恓惶和恐惧，没有了“组织”这个“家”，他们也和小平不知“父”在何处一样，成了身份不定（或缺乏“合法”身份的）无根的“浮萍”。 大陆当代小说中写到近代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历史的作品，数量可观，可是像李彦这样以个人身世的探究为显性线索，暗含“儿女”们在失去“家”（组织）后的精神痛苦、情感焦虑和灵魂不安，却不多见，《红浮萍》中以个人的身世之谜来书写政治的身份不明或身份原罪，应当说与作者的海外经验相关———因为只有到了海外，“身份”（认同，英文皆为identity）的问题才会变得突出起来，从身份角度切入历史，以“红浮萍”寓意“无父”、“无家”因而“无根”的“红土地上的女儿们”（《红浮萍》的英文名为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应当是“海外华文小说”在表现当代历史时特有的贡献———如果我们把身世、身份的问题和对“家”的追寻提升到存在主义哲学的高度，《红浮萍》对当代小说“丰富”的程度，或许就更加深刻和醒目。 相对于大陆当代小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形式实验和技法探索，从大陆到北美的“新移民”作家在创作手法上却较少试验性、探索性和先锋性，而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为主。虽然在他们的笔下，现实主义已不再封闭、僵化而具有了某种灵活性和开放性，但从总体上看，传统现实主义无疑是其主流。大陆当代小说曾经有过的对形式的热衷和对“先锋”实验的痴迷有其历史必然性———那是对历史上影响甚广的“内容第一形式第二”观念的一种反动，然而毋庸讳言，对形式的过度沉迷也使当代小说一度陷入晦涩、空洞乃至接近梦呓的状态，相对而言，北美“新移民”作家在创作上没有“形式自卑感”和“先锋焦虑症”，他们的创作是源于海外生活的刺激、内心震荡的感受以及强烈的倾诉愿望[1]，而他们大多数受教育时正是大陆的六七十年代，其时在大陆，现实主义（以及它的变体革命现实主义）无疑是那个时代最为流行的文学术语，那时介绍最多的西方文学，是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而对中国文学的肯定，古典文学集中在以杜甫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一支（浪漫主义受到贬抑），白话文学聚焦在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当然是“现实主义”）文学一脉。这样的文学教育背景，无疑使北美“新移民”作家群中的大多数作家不但对现实主义耳熟能详，并在创作中善于、乐于将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手法代入自己的作品，再加上，由于北美“新移民”作家群的创作，许多都是在说各种各样的“大陆”或“大陆人”故事（虽然不少与“北美”有关），而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无疑更适合“讲故事”———几方面的共同作用，使现实主义（具有历史感的、开放的和灵活的现实主义）成为北美“新移民”作家群创作的基本艺术风格。 对现实主义的坚持和对文学的热爱———北美“新移民”作家对文学创作的痴迷程度，可能会令许多大陆作家觉得匪夷所思———使他们超然于大陆文坛不断变幻的“流行风”以及各种思潮（商业主义、消费主义、玩弄主义、身体主义、器官主义）对文学的冲击，“踏实”并“老实”地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写历史，写人性，一步一个脚印地累积着自己的创作实绩。正如李敬泽在评价张翎的《金山》时所说：“张翎结结实实地给国内作家上了一课，她交给我们的是基本的现实主义写法的ABC。从扎实的细节考证到认真到几乎较真的写作态度，张翎的工作伦理令人敬佩。张翎可以说是当代华语作家中经典现实主义的唯一继承人。”———虽然李敬泽评价的是张翎的个人创作，但在我看来，这段话其实说出了“海外华文小说”从整体上对“当代小说”所具有的启发意义，那就是，只有当作家老实地面对文学，还文学以尊严时，他们才能创作出杰出的文学（小说）作品。就此而言“，海外华文小说”对“当代小说”的意义，或许远甚于它只是“当代小说”的补充和丰富。 注释： [1]张翎曾说：“如果不让我写小说，那么有一天你会看到个头顶上冒青烟的女人坐在多伦多地铁里，眼看就要爆炸，那就是我。”参见《香港文学》2009年第12期。 （刘俊，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现任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原载：《南方文坛》2012年第2期 原载：《南方文坛》2012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