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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瑞典大爷和华文作家小蜜蜂 在中国内地，华文文学(或世界华文文学)指中国内地以外全球各地作家用华文(中文)写作的文学。本文暂把范围扩大：华文文学连中国内地的文学也包括在内。华文作家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情意结，打了几十年，至今难解。内地一位专栏作家说，中国不少作家都据称有望得奖，与此奖闹过绯闻；又说“一位叫马悦然的瑞典大爷”一到中国来，“就被中国作家小蜜蜂似的围着”，成为巴结的对象。 王蒙自传第三部《九命七羊》告诉读者，他与诺贝尔文学奖颇有些接触。1994年马悦然致函王先生，请他提供中国作家名单以备诺奖之选，并邀他到瑞典演讲。后来马大爷接到一个消息，说“王蒙不想来”，他因此“大为失望、光火，并公开发表声明……”。其实马大爷接到的是个不确的消息。 1995年，王蒙在美国访问，美国笔会的秘书长告诉他，该年诺奖一定会颁发给北岛，问他对此有何看法。王蒙眼中这位女秘书长，仿佛是拿着诺奖红布的斗牛士，一味逗弄人。他在答问中有这样的一句：“为什么要佩服与拥戴北岛呢？”有拿着红布的女郎和他对话，这番问答，更可说是王蒙与诺奖的一则“绯闻”了。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我们为什么要佩服与拥戴它呢？为什么要佩服与拥戴马大爷呢？但事实上有很多作家在佩服、尊敬、巴结马大爷。海峡两岸三地，悦然先生马到之处，演讲、座谈、颁奖、受媒体采访，获隆重报道，被奉为上宾。两岸三地之外，在新加坡，马大爷愉悦，亦然。 台湾有一位杰出的散文家，在高行健获诺奖之后，发表意见，认为文学成就高于高氏的台湾作家多的是。她言外之意是评选者眼光有问题，但她也不得不敬重马大爷，而高度评价他的作品，让大爷高兴。事情是这样的，2001年马悦然应邀在台湾某大报上写专栏，该散文家主编2001年台湾“年度散文选”，选入马氏作品，并把“年度散文奖”颁给马氏。台湾的出色散文家甚多，她偏偏要把“年度散文奖”颁给马氏。何况，同年有另一位非华人作家——韩国学者、诗人、散文家许世旭——的散文入选，他的《台湾老家：地牛翻滚之后》有台湾“在地”色彩，情辞俱胜，比马氏平淡的《报国寺》精彩。“年度散文奖”如颁予非华人，人选应当是许世旭。然而不然，是马悦然。这位杰出的散文家兼编者，在赞词中且把《报国寺》誉为一块玉，“放出淡淡幽光”。她有没有讨好马大爷之嫌呢？在中国内地，由作家变成的“小蜜蜂”有多少只，我不得而知。有一位感觉敏锐的作家，则确是常常绕在马大爷的身边，且其触觉和蜜蜂的刺针一样锐利。马悦然曾公开表示欣赏L的小说，这一品题，是荣登诺奖宝座的前奏曲。诺奖经常颁予具异议性的作家(英文说的dissi-dent)，L先生闻弦歌而知雅意，乃公开宣布脱离中国作家协会。 拿着红布的斗牛士真会逗弄人，马悦然真会令人马首是瞻，诺奖真令人尊敬。它代表了文学评价的最高权威。难怪一位陈先生在评论2009年10月王蒙的“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说法时，表示中国目前还没有什么文学的精品佳作，他劝勉——作家们扎扎实实干上十年二十年，不去标榜“最好时候”，也不去争“著名作家”的头衔，认真写出一批称得上“著名作品”的精品佳作，真正的文学“最好时候”或许也就不远了，拿他一两个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是什么难事。 从文章看来，陈先生似乎对当代文学有些认识。对当代文学不一定有认识的某些大学高级学术行政人员，对诺贝尔文学奖更是奉若神圣，而以大学中有人能获此奖为人文学科最高的荣誉。有一位诗人B先生，十多年前盛传会获此奖，颁奖时穿的燕尾礼服63都订做好了，结果名落希尼(诗人Seamus Heaney，1995年诺奖得主)。他看来让人觉得有继续问鼎的雄心，而且总是把“多次获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这样的字句写在履历表内。香港C大学的领导，闻说B先生仍有得奖的机会，认为奇货可居，于是把他礼聘为C大学的人文学科讲座教授。此举引起C大学某些讲座教授的哗然——只是小声而短暂的哗然。在香港及其它很多地区，讲座教授的地位在一般教授之上，是学术职位的最高级。B先生连学士学位都没有，遑论博士学位；没有当过任何大学的正规助理教授，遑论教授；没有发表过任何学术论文，遑论在国际级具匿名评审机制的著名学报发表过学术论文。而他居然尊荣地获聘为讲座教授。诺贝尔文学奖的光辉太眩眼，人人受影响、受刺激，变成文盲、学术盲了。 二、院士的文学修养、汉学家的中文能力 瑞典学院有十八位院士，包括马悦然；他们十八位负责颁授文学奖。院士们予人的感觉，是颇有主见：偏爱反建制、持异议的作家，偏爱先锋派作家。被马先生欣赏过的北岛和高行健，虽然一个不幸一个幸运，却都具有上述的两个“美德”。准此而观，这个奖是个有偏见的奖。我们查看这18位院士的履历，则会大吃一惊，因为这些最终决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人，除了瑞典一国的文学外，不见得对世界其它各国文学有专业的见识和研究。这18位院士中，懂中文的只有马悦然。马公独挑大梁，华文作家是否有希望获得诺奖，基本上先得由他推荐。千万华文作家的诺奖情意结，由他打，由他解。千万人的诺奖荣与辱，系于他一身。 对华文作家而言，马公任重道远。他博学卓识吗？是不是杰出的文学评论家，且天下为公地处事呢？且让笔者提出以下的观察报告。 马悦然在1924年出生，青年时代研究中国方言与古代典籍如《左传》，后来成为大学里的汉学教授，大约于1970年代他中年时期转而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1985年他61岁时成为瑞典学院院士，与其它17位院士一起负责评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学院的18位院士中，选出5人成立文学奖委员会，五人组密切讨论世界各地获推荐的作家的文学表现，每年筛选到剩下数人，向整个瑞典学院举荐，学院决定最后得奖人。五人组任期3年。马悦然曾为五人组成员。马悦然这位汉学教授的中文能力如何？钱锺书在《谈中国诗》一文中引述了一个故事，与法国最高学术机构的汉学教授有关的： 让我从高谛爱(Gautier)的中篇小说(Fortunio)里举个例子来证明中文的难学。有个风骚绝世的巴黎女郎在他爱人的口袋里偷到一封中国公主给他的情书，便马不停蹄地坐车拜访法兰西学院的汉学教授，请他翻译。那位学者把这张纸颠倒纵横地看，秃头顶上的汗珠像清晨圣彼得教堂圆顶上的露水，最后道歉说：“中文共有八万个字，我到现在只认识四万字；这封信上的字恰在我没有认识的四万字里面的。小姐，你另请高明吧。” 笔者深信瑞典学院的马先生，与钱氏引述的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不同。瑞典制作的家具宜室宜家，瑞典马院士的中文可圈可点。钱锺书讽刺西方汉学家的中文修养，其利箭且直接射向诺贝尔文学奖。在钱氏1940年代的小说《灵感》中，中国某位多产作家“对文学上的贡献由公认而被官认”： 他是国定的天才，他的代表作由政府聘专家组织委员会来翻译为世界语，能向诺贝尔文学奖金候选……不幸得很，世界语并不名副其实地通行于全世界。诺贝尔奖金的裁判人都是些陈腐得发霉的老古董，只认识英、法、德、意、俄等语言，还有希腊文和拉丁文，偏没有人懂世界语。他们把夹鼻老花眼镜，擦了又擦，总看不明白我们这位作家送来审查的杰作。好半天，有位对于“支那学”素有研究老头子恍然大悟道：“是了！是了！这并非用欧洲语言写的，我们搅错了！这是中国语文，他们所谓的拉丁化汉字，怪不得我们不认识。”大家都透口长气，放了心。和“支那学”者连座的老头子问他道：“你总该认识中文的，它这上面讲些什么？”“支那学”者严肃地回答：“亲爱的大师，学问贵在专门。先父毕生专攻汉文的圈点，我四十年来研究汉文的音韵，你问的是汉文的意义，那不属于我的研究范围。至于汉文是否有意义，我在自己找到确切证据以前，也不敢武断。我这种态度，亲爱的大师，你当然理解。”主席的老头子瞧“支那学”者的脸色难看，忙说：“我想，我们不用考虑这些作品，因为它们根本不合规则。按照我们奖金条例，必须用欧洲语言的一种写作，才能入选，这些东西既然是用中文写的，我们不必白费时间去讨论。”其余的老头子一致赞同，并且对“支那学”者治学态度的谨严，表示钦佩。“支那学”者马上谦逊说自己还比不上本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金的美国眼科专家，只研究左眼，不诊治右眼的病，那才算得一点儿不含糊。在君子礼让的气氛中，诸老尽欢而散。只可怜我们这位作家的一腔希望。 三、对马悦然先生的观察报告 这里花了大篇幅加以引述，因为钱氏的刀笔实在太有趣了。这漫画式的讽刺，当然有夸张有失实，瑞典学院那十八位院士看了(看了瑞典文翻译，如果有的话)一定会抗议。马先生可以用中文在座谈会上发言，可以用中文写散文(有没有请母语为中文的人修饰，则不得而知)，可以把数量可观的中文作品译成瑞典文，其中文水平一定高于上述钱锺书所说的汉学家。他的一般文学修养如何、中国文学的学识如何、文学批评的能力如何？对于这些，下面根据两份文献来考察。一是1998年11月1日在台北《联合报》的《世纪访谈：文学有没有国界》的座谈会纪录。座谈会由沈君山教授主持，马悦然教授和余光中教授对话，内容多涉及诺贝尔文学奖。记录于1999年1月1日至5日共五天在《联合报·副刊》连载刊出(以下简称《访谈》)。二是2008年11月29日马悦然教授在新加坡报业中心的公开讲座，香港《明报月刊》2009年1月号刊出其部份讲稿，大概是后半部，题为《诺贝尔文学奖与华文文学》(以下简称《诺奖》)。 作文难，论文更难。《文心雕龙·知音》篇论批评之难，自古而然。刘勰为此提出“情采”“通变”的“六观”说，树立了一套批评标准。沈君山是科学家，在《访谈》中多次询问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为何，马悦然回答说：“评价文学，据我看，不能提出什么客观的标准。”看来马氏的人颇率真，他接着自行“爆料”。话说他与朋友合编当代台湾诗选，有人问他选诗的标准何在，他答曰：“没有标准！你喜欢一首诗，就认为这首诗的作者是个好诗人，据我看来，完全就是一个taste。”对方不满意马氏的回答，马氏不得已说： 我要求的是一定的深度、一定的创造力、一定的想象力、一定的真实感，但是你千万不要问我深度、创造力、想象力和真实感是什么意思，我不能回答这些问题！ 这样的回答近乎没有回答，因为他对“深度”“创造力”“想象力”“真实感”这些关键词完全不能解释。如果悦然是文学系的研究生，他在课堂上这样的表现，一定会使教授愠然不悦，把他“当”掉。马氏长期当过大学教授，他到底怎样传道、授业、解惑？从事文学批评而没有标准，或者说不清凭的是什么标准，那末，其褒其贬，就是任意为之。这正是《文心雕龙·知音》说的“褒贬任声”。 作家须兼具感性和理性；批评家亦然，而理性尤为重要，他必须以理服人。马悦然的论说能力似乎不强，其言论常常欠精密、圆通。埃及作家马富兹(N.Mahfouz)曾获诺奖。《访谈》中马氏拿巴金的小说《寒夜》与马富兹的作品相提并论，认为十分出色。《诺奖》中马氏说巴金“是现代中国伟大作家之一”，其作品有外文翻译。马氏在1985年晋身瑞典学院，巴金在2005年辞世。二十年中，马氏为什么眼巴巴看着巴金由老到殁，而不奋力为他争取诺奖这顶金光闪闪的冠冕？ 《诺奖》中论及鲁迅没得过诺奖的原因时，马氏说：“第一，没有人推荐他。第二，鲁迅的文学作品是他去世后才翻成外文的。”诺奖被推荐者的名单在什么情况下公开，鲁迅作品的外文翻译情况如何，这里不探究，我们先假设第一第二两点都是事实。照马氏说法，我们可追问：钱锺书、余光中、王蒙等等作家，应该有人推荐吧，其作品有外文翻译啊，为什么又不见这些人获奖呢？马氏在《诺奖》中论及钱锺书，说他的“纯文学作品不多，只有一部小说《围城》和一本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暗示此为不获奖的理由。钱氏创作数量不多固为事实，但《围城》为长篇小说，其字数已超过鲁迅的《呐喊》与《彷徨》之和。上述同一篇讲词论及鲁迅与诺奖时，为什么却没有以“纯文学作品不多”作为理由？《诺奖》论及王蒙时，说他“引用很多当代外国文学的技术和奇巧，像意识流和一种非常复杂的叙述结构。”论及曹禺时，说“曹禺的戏剧当然非常受观众欢迎，可是我觉得曹禺受到外来的影响太强。”马氏对王蒙语带贬意，对曹禺的贬意甚明显。二人受到外国文学很多影响，马氏认为这不好。然而，马氏大力推荐过的北岛和高行健，前者的语言跳跃支离，后者充满荒诞剧场、法国新小说的色彩，都深受西方所谓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影响，都是西化的大巫，而曹、王只是小巫而已。马悦然何以扬北、高而抑曹、王？因为偏于憎爱？因为具双重标准？还是单纯的前后矛盾、议论不够精密？《文心雕龙·论说》篇指出，论说文贵在“锋颖精密”，又说“义贵圆通”，马悦然显然达不到这个境界。 马氏的论说，不够“圆通”，他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更不能“圆照”，不够“博观”。《文心雕龙·知音》篇说：“圆照之象，务先博观。”意思是先要广博地阅65读作品，才能全面地观察和认识；也就是同一篇中所说的“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马先生读过多少中华当代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他在《诺奖》中承认“对台湾、香港和侨居在国外的作家的作品缺乏足够的认识”，他如果能坦率的话，应该承认自己不是个博观中国古今文学的人。在《访谈》中，当说明某些文学观点时，他很少举出实例，遑论旁征博引。余光中在《访谈》中提到19世纪初德国文豪歌德提出“世界文学”这个著名的词语，马氏没有听闻过，颇惊讶地说：“哦？真的？”余光中议论中西古今文艺时侃侃滔滔，例证丰富，马悦然通常只做简短的回答。余光中好像是在讲课。马悦然说吴承恩如生于今天，凭其《西游记》一定可得诺奖。沈君山对此愿闻其详，马悦然完全说不出其所以然来，就像他说不出到底诺奖的评奖标准为何。马悦然翻译高行健的作品，且高度评价之，终于把高氏高高推上诺奖宝座。在《诺奖》中，马氏说高氏的两部长篇小说是“空前的杰作”。这个说法是高通胀式的评价。高氏采用20世纪法国等欧洲的现代主义技巧(或说伎俩)而已，东方笑颦西方，其小说怎当得起“空前的杰作”的推崇？如果马氏能够多阅读、少偏见，高氏这顶高帽就要摘掉。 从“阅读”我们有“悦读”一词。马先生读而悦然的是写中国人贫穷、愚昧以至乱伦的一类作品。中国电影如《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在西方获奖，部分原因即在于这些电影有类似的内容。在《访谈》中，马悦然高度评价曹乃谦的小说，因为“题材通常是关于山西最穷的地方的贫农，他的语言非常的粗，而且一些短篇涉及一般中国作家不敢谈的问题，比如说乱伦。”这类作品是马氏的偏爱。顺便一提，中国古今文学中，如《红楼梦》、《雷雨》(曹禺)、《白鹿原》(陈忠实)等，都有乱伦的题材。 马先生偏爱某类作品，对某些华文作家也偏爱有加。话说当年高行健(注意，是认为文学要“冷”、作家要淡泊名利的高行健)完成了长篇小说《灵山》后，便把手写(而非整齐打字出来)的文稿呈献给瑞典的马大爷，这其中已有高氏渴望推荐、热衷诺奖名利之意，而瑞典这位大爷竟然亲自动手把数十万言的《灵山》译成瑞典文。余国藩用十年时间译《西游记》为英文；黄国彬译但丁的《神曲》为中文，前后用了二十年。关于作品的价值及其翻译，我们不宜把《灵山》和《神曲》、《西游记》相提并论，这里要指出的是，着手翻译《灵山》时，马氏马齿已增，至少是65岁了。译这部长篇小说，要花掉马氏多少宝贵的时间和精力。马氏的宝贵时间和精力，应该用于阅读每年诺奖五人组推荐的几位候选人的著作，以尽院士的重大责任；应该用于广泛阅读华文文学作品及相关评论，以尽“唯一懂中文”院士的重大而特殊的责任。而他竟然把宝贵的时间、精力用于翻译《灵山》及高氏的其它作品，以及其它某些获偏爱的华文作家的作品。夏志清为中国现代小说的重量级研究者、批评家，人们戏称他为“夏判官”。判官要铁面无私，甚至冷面无情；常常热情洋溢如夏日的夏公，是否如此，我们不得而知。身为全球威望最高的诺奖“判官”之一，马公绝对应该尽量做到铁面无私甚至冷面无情的，这样才真正是在华文文学界“天下为公，选贤举能”的马公。而他竟然如此。这是马判官的喜剧还是悲剧？也许是现代主义中“荒诞剧场”的悲喜剧吧！ 马悦然先生数十年来研究汉学、翻译中国文学，颇有建树，就此而言，他值得我们敬重。然而，靠他这样一位“褒贬任声”、议论不够“精密”“圆通”、未能“圆照”“博观”、做不到“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的批评家来评定中华当代文学的成就，却万分危险。马先生可敬而不可信。他倒也坦率，在《访谈》中，他说：“我自己原来是学语言的，对于文学理论、文学历史、文学批评都没有做过太深的研究，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爱好文学的一般读者。”我们自然不能让这位“爱好文学的一般读者”来膺此华文作家诺奖评选的重任。 四、结语：对诺奖“不必过于重视” 钱锺书和余光中都曾表示过，我们不必太重视诺奖[1]。曾与马悦然有前嫌而终于冰释的王蒙这样圆通地说：“我们与诺奖评审机构应该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加强沟通”；此外，与其批评诺奖，不如改善我们中国的文艺评奖，“增加它的权威性、公信力与影响力，也增加它的奖金数额。” 注释： [1]1986年4月5日出版的《文艺报》头版右上角题显著位置上刊发了下面一则新闻：《著名学者钱锺书最近发表对“诺贝尔文学奖”看法》，“萧伯纳说过，诺贝尔设立奖金比他发明炸药对人类为害更大。当然，萧伯纳自己后来也领取这个奖的。其实咱们对这个奖，不必过于重视。”著名学者钱锺书是在寓所接受中新社香港分社记者采访时，发表他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他说：“只要想一想，不讲生存的，已故得奖人里有黛丽达、海泽、倭铿、赛珍珠之流，就可见这个奖的意义是否重大了。”在谈到博尔赫斯因拿不到诺贝尔奖金而耿耿于怀一事时，钱锺书说：“这表示他对自己缺乏信念，而对评奖委员似乎又太看重了。”以上转引自吴泰昌著《我认识的钱锺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58页。 （作者单位：台湾佛光大学文学系） 原载：《文艺争鸣》2010/6 原载：《文艺争鸣》2010/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