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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文学”是新加坡华文文学的简称，发端于1919年，在1965年新马分家之前，一般意义上的“马华文学”（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实际上包含了“新华文学”在内，新马分家之后它则成为一门独立的文学分支。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艰难历程，新华文学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浓郁的地域色彩，如今已硕果累累，许多作家异军突起、攀登创作高峰，无数作品遍地开花、精彩纷呈，其巨大的影响力不容小觑，成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佼佼者。“新华文学从建国开始便成为国家文学，作家多达200人，有文化团体及文学刊物数十种。自该国独立以来，已出版一千多种文学书籍，为东南亚各国之最。”[1]中国大陆的华文文学研究兴起于1979年，起步初期大多将眼光投射在港台文学及旅美华文文学，对包括新华文学在内的东南亚华文文学重视不够，但汕头大学主办的《华文文学》期刊却打破了常规，表现出更为敏锐的嗅觉和更为开阔的视野，这充分体现在它对新华文学的传播和研究上。成立于1985年的《华文文学》与当时国内外华文期刊相比，在试刊号中便拓展了刊载范围，除台港文学外，东南亚尤其是新华文学占据了很大分量。《华文文学》刊登的新华文学作品与论文以1999年作为分界线，分为两个阶段：1999年之前，是文学作品与文学评论并重的综合性期刊；1999年之后转型为纯学术期刊。基于此，本文拟根据两个阶段的特点来探讨《华文文学》对新华文学的传播与研究工作。 一 “华文文学”在中国大陆的传播与研究几十年来一直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文革期间，海内外文学交流几乎隔绝，改革开放之初，大陆对海外华文读物需求猛增；数年后，新华文学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已有一定量的积累，学术研究日渐深人，进入了作品交流与评论并重阶段。与此相应，《华文文学》自创刊起到1999年，期刊定位与办刊思路一直有所波动。这主要表现为评论性文章与文学作品的刊载比例的变化，以及期刊定位在雅俗之间的徜徉，正如学者所言“《华文文学》仍在研究性期刊与大众化之间徘徊，甚至有趋向大众化的特点”[2]。 从文学作品刊载的方式来看，这一时期《华文文学》对新华文学的传播以转载为主，有的出自各大报刊如《杂道风》、《联合早报》，也有出自各类作家作品文集，所选择的往往不是当时反响很大的文章，而是着重特色鲜明的优秀作品，“作为一种编辑策略，转载也即意味着期刊主编建构精品意识的体现。”[3] 从刊载的作品品位来看，基本上以纯文学作品为主，偶尔也能看见通俗小说的身影，如洪生的武侠微型小说等。从体裁来看，种类丰富多彩，小说、散文、诗歌、杂文、通讯、书信、报道均有涉及，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小说类主要是短篇及微型小说，也有零星几部中篇，这一方面出于期刊篇幅的考量，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新华文坛现状导致短篇及微型小说占据极大比重，“新华小说越写越短，从长篇到中篇到短篇，再到兴盛一时的微型小说，这一趋势是许多研究新华小说的人都注意到的。”[4] 从刊载的作品题材来看，对中国故土乡情，乡亲的缅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对新加坡前途与历史的思考和对新华文学几前景的忧虑，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分析，是最基本的主题，但细分开来，散文、诗歌、小说题材的分布则各有侧重。散文方面，一是描写外国风土人情的作品，如骆明《海岛行》、《落日》，易梵《芽笼士乃素描》等，“新加坡的散文家多写外国，少写本土，主要是因为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太小、自然景观奇缺，再加上历史根基不深厚”[5]；二是在怀旧中抒发个人情怀，如李永乐《繁华边缘》和郭永秀《夏夜》。诗歌方面，主要题材有对新加坡历史与未来的思考，如严思《木麻黄恋歌》、方然《被歪写的史诗》；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缅怀与追忆，如周粲《魏武故里》、郭永秀《舞狮—看学生舞师有感》。小说方面虽然题材纷呈、看似零散，但仍有较为集中的地方，一是华校历史、华文传播的兴衰引发对新华文学前途的忧虑，如方然《第十个考生》、柳舜《华伟先生》，“在城市化进程中，华文教育没落，现代意识突起，东西文化对撞，这些都使得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华人作家们感到十分痛心与忧虑[6]；”二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有对社会道德沦丧的讽刺，如洪生《七月歌星》、周灿《夺魂铃》，也有对青少年教育问题的关注，如君盈绿《能言鸟》、尤今《金色的向日葵》。 《华文文学》对新华文学作品的刊登有其独特的编辑理念，表现有三： 一是发挥潮汕地域优势。潮汕地区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在世界各地有不少卓越的潮人作家。“潮人作家、尤其是海外潮人作家，己经成为世界华文文学领域中一支颇有份量的创作队伍[7]。而在新华文学友展的各个阶段，潮人作家都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汕头大学充分发挥这一地域优势，一方面成立潮汕文化研究中心进行文化、政治、历史等全方位研究，另一方面通过举办各类潮人作家作品研讨会促进大陆与世界各地潮汕文化工作者的接触与交往。因此，《华文文学》可以借此打造富有鲜明地域色彩的期刊风格，刊登新华潮藉作家作品。黄叔麟(贺天)、蓉子、刘思、贺兰宁、周粲、郭永秀这些在新华文坛上享誉盛名的潮人作家，成为《华文文学》刊登的新华作家主力军，除此之外，期刊时常邀请这些作者来汕参加学术会议，从而增进中新两国的文学交流。 二是弘扬名家名作，提携文坛新秀。据笔者统汁，共有45位新华作家的作品被刊登，既有硕果累累、功成名就的老一辈作家如姚紫、孟紫、周条、尤今、骆明等人，也有笔耕不辍、后来居上的中青代作家如蓉子、贺天、贺兰宁、南子、方然、郭永秀、谷衣等人；对已成名的作者自不待言，对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作家也绝不等闲视之，仍刊选其优秀之作，同时，期刊也紧密关注新华文坛动态，以专栏形式刊登新人新作，如“新加坡金狮奖获奖作品选登”即是一例。在对各类作家作品进行选取时，编者有意识地刊载了其最富个性特征、艺术性最强的作品。如姚紫的代表作《窝浪拉里》和成名作《秀子姑娘》，后者“一举奠定了姚紫在新加坡文坛上的地位”[8]；以写女性生活和命运见长的孙爱玲，刊登的是她夺得新加坡金狮奖和全国书籍奖的中篇小说《碧螺十里香》；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的诗人周粲，总在诗文中表现出“浓厚的中华古典诗意美，深沉而细腻的故国情思，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眷恋、思考和把握”[9]，《太极图》、《捏面人》等均是个中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女作家群体在新华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她们悄然兴起、充满活力，“告别了‘日秀之作’、‘主妇文章’、‘厨房文学’的时代……为新华文学的发展，拓宽了一片新的天地”[10]，这在东南亚华文文坛中也是颇令人瞩目的。她们也在《华文文学》中留下了浓浓的一笔：孟紫、尤今、君盈绿、蓉子、孙爱玲等，与新华男性作家平分半壁江山，“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像新加坡华文文学那样，女性作家及其创作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相对男性都有压倒性的优势”[11]。总的说来，期刊所刊登的作家作品时代跨越之大、涉及范围之广、风格手法之多，可见其弘扬名作、提携新秀的办刊思路。 三是作品与评论并行。为帮助读者能够深入而细腻地把握文本，让作品和评论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自1988年开始刊登文学评论始，编者便特意以作品与评论并行的方式推介新华文学。主要方式有二：一是在所刊登的文学作品后面附上相关的文学评论(读后感)，如尤金《金色的微笑》及对它的评论《平凡生活的诗意—读尤今<金色的微笑>》(1991/03)；二是在刊登一个作家的作品一段时间后，出现相关的研究与评论，或是单部作品分析，如《试析姚紫小说<窝浪拉里>的张力结构》(刘志松，1994/0l)，或是一个作家的总体评论，如《淡妆素裹 国色天香—论尤今的创作》(陈贤茂，1991/02)，做到有作品必有评论，作品传播与文学研究紧密结合。这种情况既是期刊转型意图的初步显现，同时也意味着编者在传播新华文学过程中，并非出于一时之快，而是有着理论建构和学术规训的深远考虑。 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媒体的传递除了信息之外，还有大量的生活方式的展现，承载着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12]。《华文文学》作为新华文学传播的先行者与导航者，对新华文学作品的刊登与传播，在海内外起到了良好的桥梁作用，让更多人了解新加坡华人的生活状态，也为新华文学在华语圈内扩大影响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 传播“华文文学”的三十余年来，大陆期刊的整体发展格局始终处于波动状态。作为华文文学研究的学术重镇，《华文文学》对文学评论的刊登也经历了多重变革，其中既为时代背景与学科发展水平所限，同时也是动荡环境下办刊思路与方针策略的波动使然。它的建设与发展过程，是与整个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脚步相一致的。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文本分析与资料整理阶段。“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大致可以看作‘世界华文文学’专题研究的草创阶段”[13]，同时“东南亚华文文学、美欧华文文学在80年代中期以后才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14]，由此可知，《华文文学》创立之时正值国内新华文学研究的草创之初，学科刚刚起步，研究者稀少且理论不成熟，因此新华文学研究停留在单篇作品评论上，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都是评论占主导地位，所以第一阶段亦即文本分析阶段。1985年试刊号上，陈贤茂的《新加坡华文诗歌发展的轨迹—读新加坡华文诗歌四首》是《华文文学》刊载的第一篇新华文学评论。这期间，涉及作品文体有小说、诗歌、散文、文艺批评；涉及到的作家有姚紫等二十多位；此外还涉及到新加坡著名诗歌团体——“五月诗社”，如胡凌芝《“有水的地方就有舟，有岸的地方就有歌”—<五月诗刊>巡礼》(1988/01)等。 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国内无论是对新华文学作家作品还是对其发展历程都所知甚少，因此，资料的完善与补充成为关键。《华文文学》刊登的文学资料主要有二：一是大陆学者所整理的资料，如陈贤茂《新马华文文学发展概况》(1989/03)，这篇文章回顾了新马华文坛几十年间的波澜历程；二是新马华本土作家所写的带有回忆性质的文章，如林文锦《南洋为何没有伟大作品产生——回忆战前新马文坛的一次文艺论争》(1988/02)、骆明《从“新加坡文艺”到“新加坡文艺协会”》(1996/03)等，“这些文章文笔朴素、注重记录文学事实本身；且多由海外作家亲自执笔，较为客观真实，史料价值非常高”[15]。 这一阶段沿袭旧的思路，以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从艺术手法、语言特色、思想内容等方面剖析。其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评论者往往只是随意且孤立地谈论某个作家作品，很少结合整个新华文学的背景来论述，显得肤浅；对于新华文学与它国文学的平行比较研究、对于新华文学自身的纵向研究都十分稀少，区域性的、整体性的研究也相当匮乏；其次，理论色彩淡薄，逻辑结构不够严密，赏析多于研究，学术性较弱。尽管如此，这一阶段的重要性仍不可低估：一方面，期刊学者队伍里不乏资深的华文文学研究专家，他们在大力推动新华文学研究的同时亦培养了一大批华文文学研究者，后者成为学术队伍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充分吸纳、消解第一手资料，从细部人手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尽管整体上还缺乏一定的学理性，但这诸多篇什成为今后区域化、整体化研究的参考材料，为学科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理论化、区域化研究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华文文学”在整个中国大陆的传播迎来了一个转折点，许多文学期刊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就日益体制化的学术论文评价标准而言，文学期刊中短小篇制的随感式论文已不符合规范……1990年代后，文学期刊在学术研究中的位置也逐渐被纯学术期刊所取代”[16]。同时，大陆文学界对“纯文学”的建构也有了初步规模，在这种环境下，《华文文学》适时进行调整，赏析性评论明显减少、理论色彩加重；新世纪以后，则完全转为纯学术期刊。 转型后的《华文文学》对新华文学的传播更为学术化与专业化。 首先，大量的理论术语在论文中出现，单纯文本分析越来越少，可以明显感觉到研究者理论水准的提高；他们运用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等各种批评模式解读新华文学，深入挖掘文本背后蕴含的文化意义和文学价值，前期理论阐释匮乏的问题得到明显改善。 其次，整个华文文学学科的飞速发展令区域化、整体化研究成为可能。90年代，多部海外华,文文学史(包括单独的新加坡文学史)开始出现，如赖伯疆《海外华文文学概观》(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潘亚暾《海外华文文学现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新加坡：BPL教育出版社，2000)等，研究者由此可以清楚地把握新华文学的历史背景与整体方向。值得注意的是，汕头大学陈贤茂教授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四卷，鹭江出版社，1999年)对东南亚华文文学尤其是新马华文文学的介绍与研究极为详尽，这部文学史的编写与《华文文学》期刊息息相关，“文学史的主编陈贤茂就是《华文文学》的主编，参加文学史写作的16人，也全是《华文文学》的基本作者”[17]，《文学史》中的很多作家作品论，包括一些评述最初都是为配合文学期刊上所刊载的作品而写”[18]。由此可见，《华文文学》在为“史”的写作打基础的同时有意识地进行着整体性、区域性的学术方向传播。它主要集中在两大部分：一是区域研究，或将新华文学纳入东南亚华文文学版块进行研究，如彭志恒夸东南亚华文文学创作；文化关怀的一个程式》(1996/03)、 林宋瑜《用思想看东南亚华文文学》 (1999/02)等，或作为区域中的一个独立分支进行剖析(新马文坛历史联系紧密，往往被研究者纳入同一个视野)，如杨振昆《微型小说的结构艺术——新加坡微型小说管窥》(1995/02)、今富正巳《华文文学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政治作用》 (l996/01)等；二是比较研究，探讨其它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国大陆)跟新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如南治国《旅行的阿Q——新马华文文学中的阿Q形象谈》(2003/01)、《鲁迅在新马的影响》（2003/05)、郭惠芬《采集马来民歌之花，酿造马华新诗之蜜——论马来班顿对早期马华新诗的影响》(2004/02)…… 这一阶段奠定了《华文文学》的基本发展方向，但是办刊质量并不稳定，论文水准参差不齐，可以说是新华文学研究从平面化、浅表化、简单化阶段到深层化、多元化、方法论视野下研究的过渡期。 三、文化研究与方法论视野下的学理性研讨阶段。“文化研究”与“方法论”都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它们早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大陆学术界便已兴起，但由于包括新华文学在内的华文文学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引起充分重视，近年来更成为研究热点。它们使得华文文学研究视野更为开阔，呈现出多学科交又整合的态势。所谓“文化研究”，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它具有一种跨学科甚至于反学科的特点，“文化研究与传统的文学研究等学科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其不拥有，也不寻求拥有界线明确的知识领域和学科领域”[19]。正因如此，它可以从各个学科入手、突破文学研究过分细化和深化的限制，打开全新的局面。如王爱金《从文艺社会学角度看新加坡女作家孙爱玲的小说》(2007/3) 一文，就是从社会学视角解读文本，给出了新华文学研究的另一种路径与可能。所谓“方法论热”，“指的是对各种西方现代的社会文化(文学)批评原理和方法的大量引进、介绍和应用”[20]，虽然在第一、二阶段已有理论运用，但新世纪以后的理论建构更臻成熟。 《华文文学》通过开辟一些专栏(专题)深化新华文学研究，如第六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专辑、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争鸣篇、论坛、新马华文文学研究专辑等，其中不少属于学术会议论文专辑。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新华文学与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大陆)的交流加深，学者之间的批评互动变得频繁。例如东南亚华文文学共举办了七届，每次都取得不俗的效果，《华文文学》也利用自身的优势，邀请新加坡学者来汕访问交流。同时，“争鸣篇”、“论坛”这些专栏设置目的也是引发学界对热点问题的讨论，可见《华文文学》在21世纪对新华文学研究规划中，试图打造的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华文文学研究对话模式。比如在本土性建构这一新马文坛最集中也最激烈的论争课题中，大陆学者与新加坡学者展开对话，就新马华文学的定位、断奶论、重写马华文学史、中国殖民论等几个方向进行了论辩与交流，涌现出一批拥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成果，如刘小新《从方修到林建国：马华文学史的几种读法》、朱文斌《中国文学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殖民者吗?——兼与王润华教授等商榷》(2007/02)、(新)南治国《新马华文文学的本土性建构——以王润华的相关论述为中心》(2005/04)…… 对热点问题的学理性研讨，表现了《华文文学》期刊在新华文学研究领域始终走在前列。这一阶段，《华文文学》对新华文学的研究视野宏阔、成果突出，不愧为中国大陆研究新华文学的重镇。 小 结 “《华文文学》的诞生，突破了此前大陆刊物仅登台港文学作品的局限，扩大了大陆读者接触了解海外华文文学的视野，同时也加深了理论研究的分量。这在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期刊史上是有其特殊意义的。”[21]《华文文学》作为一家有着成熟的发行网络、固定的读者群体、鲜明的办刊方向、已成规模的学术期刊，多年来对新华文学的发展和推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它对提升新华文学的研究层次，促进新华文学在中国大陆及海外的传播，一直孜孜不倦地努力着。新华文学辉煌的文学成就也大大丰富了《华文文学》的传播内容。因此，作为传播媒介的《华文文学》和作为传播对象的新华文学之间是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当然，无论《华文文学》还是新华文学，都面临诸多不足之处，如期刊受众群体过于单一、学科发展不平衡等等，这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需要期刊编者及新华文学学者的不懈努力。 注释： [1]潘亚暾：《海外奇观—东南亚华文文学比较》，《当代文坛》1993年第5期。 [2]颜敏：《学术视野下的文学传播—<华文文学>期刊研究》，《华文文学》2008年第2期。 [3]杨柳：《<华文文学>与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大陆的传播》，2007年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4]周宁：《新华文学论稿》，新加坡文艺协会2003年12月版，第190页。 [5]黄孟文：《新加坡今日散文的特色》，《华文文学》1995年第1期。 [6]刘天平：《本土特色与艺术创新——新加坡华文微型小说创作述评》，新加坡协会《新华文学》2004年11月总第62期。 [7]吴奕錡：《文学和乡情的聚会—“海外潮人作家研讨会”记盛》，《华文文学》1992年第1期。 [8]云林：《读<秀子姑娘>》，《华文文学》1987年第1期。 [9]于浴贤：《周粲诗文与中华传统文化》，《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10]赖世和：《“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从<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新加坡卷>谈起》，《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8年6期。 [11]周宁：《新华文学论稿》，新加坡文艺协会2003年12月版，第194页。 [12]戴元光、金冠军：《传播学通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 [13]朱文华：《从方法论角度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演进》，《华文文学》2002年第6期，第7页。 [14]刘锐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之回顾》，《华文文学》2008年第2期，第25页。 [15]颜敏：《学术视野下的文学传播——<华文文学>期刊研究》，《华文文学》2008年第2期。 [16]颜敏：《在杂语共生的文学现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大陆文学期刊中的传播与建构(1979—2002)》，暨南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17]颜敏：《学术视野下的文学传播—<华文文学>期刊研究》，《华文文学》2008年第2期。 [18]颜敏：《学术视野下的文学传播—<华文文学>期刊研究》，《华文文学》2008年第2期。 [19]房福贤：《“文化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3期，第77页。 [20]朱文华：《从方法论角度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演进》，《华文文学》，2002年第65期，第8页。 [21]思悠、雨萌：《八十年代以来大陆出版的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期刊述评》，《世界华文文学论坛》l994年第2期。 [作者介绍] 燕世超，男，汕头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罗洁，女，汕头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0年第2期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0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