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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文文学对焦虑的书写是个常见主题，澳大利亚华文文学也不例外。对形形色色的移民来说，不管他们抱着什么目的移居他乡，诸如生计、学业、工作、语言、身份、文化差异、恋爱、婚姻、家庭等一系列问题都会或多或少的困扰着这群背井离乡的异乡人，焦虑感由此而生。海外移民的焦虑感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物质层面上的，即维持生存;二是精神层面上的，或说是文化上的，即心理落差。前者是表层意义上的，基于生存的需要;后者是深层意义上的，关乎文化的融通问题。这种焦虑感无时不在，它左右着移民的言行，影响着他们的精神状态。 一 和东南亚华文文学、欧美华文文学相比，澳华文学起步较晚，且影响有限。但从一开始，它就秉承了两种焦虑的书写。物质焦虑与精神焦虑看似相互缠绕、难解难分，但仔细考察二者关系，它们存在着一种时序性。 在移民刚踏上异域的较短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心理上尚处于一种亢奋状态，对未来的生活或许充满着乐观的向往。但接下来，首先遭遇到的物质贫困惊醒了他们的美梦，使他们意识到现实的残酷，继而，精神上的迷茫与困惑接踵而至。对澳大利亚的新移民来说，移民的盲目性以及准备不足，使他们首先在对物质匮乏的征服中疲于奔命。李玮的《留学生日记》(1988)连载系列里有许多篇章充满了对工作和失业的无奈悲叹，调子抑郁苦涩。他沉痛地写道:那些“谁都不愿去干，但谁都争着去干”的工作成为各种“留学生”每天必须面对的生活内容。当他们纷纷做起了清洁工、屠宰工、烫衣工、搬运工和跑堂的时候，当他们把手伸进无数肉鸡的肚子去掏挖内脏或者洗碗池里的脏水的时候，他们的房租、学费和积欠大陆各家亲友的债务才有了些许着落。而一旦失业，就有“极度的愁苦和忧郁把我带进充满着烦恼的精神世界”的体验。［1］(P89)这种生存焦虑感恐怕是许多初抵澳洲的新移民真实的生活写照。其后，刘观德在《我的财富在澳洲》里更是对新移民的打工生活进行了具体生动而又 不乏幽默的叙写。作品中有两句总结移民生活的话尤其让人难忘: 出来难，呆下去也难，回转去更难。 吃不着苦的苦比吃苦的苦还要苦。 这“三难”、“五苦”论简直是新移民生之艰难的高度写真，道尽了他们的苦痛与焦虑。书中主人公罗伯特·牛艰苦的找工经历和令人提心吊胆的打工遭遇代表了早期移民在异国的苦难历程。他们所谓的“财富”不在具体的物质财产上，而是在个人的国外体验、对苦难的认识上，毋宁说是一种“精神财富”。 如果说物质上的焦虑是显而易见的，仅仅还只是一个表层意义上的关乎个人的肉体生存问题;那么，精神上的焦虑则关乎人的存在价值，是对人的生命本身及其终极意义的思考。 事实上，早在60年代，以白先勇、於梨华为代表的台湾留学生文学里，已经书写了移民的无根虚空感及其精神家园的丧失。无论是吴汉魂(《芝加哥之死》)还是牟天磊(《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他们的悲剧性命运都源于精神救赎的虚无，即精神焦虑作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梦魇摧毁了他们的生存意志。作为新移民文学的澳华小说也具有60年代留学生文学的某些特征，它对新移民精神焦虑的书写不遗余力。从文学文本中，我们可见出焦虑的阴影无处不在，它是构成澳华文学的几个极其重要的言说母题之一。 身份问题一直是作家关注的对象之一，这也是决定移民去留的关键因素。在这里，“身份”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人与其经验的世界的全部联系，这种联系使他得以做出关于其生存意义的解释，也即精神归属意义上的文化身份(identity－cultural identity)。另一个则是指通过国家实施对人身管辖或保护的入境权利、居住权利及其他附带的权利，即法律意义上的居民身份(identity－residential status)。［1］(P46) 对移民来说，只有首先获得居民身份，才可以在异域他乡立足，才能拥有并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然而，新移民获得绿卡的过程，也正是一个交织着无数汗水、心血、等待、恐惧、欺骗、曲折、泪水还有诸多屈辱的艰苦奋斗的过程。关于居民身份的伤痛叙事几乎构成了新移民文学的必然话语，澳华小说概莫能外。为了居留，在劳丁的《为了孩子》里，夫妻不得不分离，丈夫回国，妻子改嫁他人(有身份的)，女儿托人抚养;在林木《黑夜的声音》里，中国女留学生不得不与一个落魄的东欧画家同居，长期忍受他半夜里的性怪癖。居民身份像一道紧箍咒，牢牢地套在移民的头上，而解咒的过程是异常艰难的。居民身份的有无直接关系移民的现实生存，它的重要性在袁玮的小说《留给悉尼的熊猫公仔》里可窥见一斑，以下是作品男女主人公在亲热时的对话: “我好爱你的，你知道吗，小熊猫?”我在调情。 “我不要嘛!” “你会有欲仙欲死的感觉。”我诱导着。 “我不想要!我不想要!” “不怕!你的皮肤真白……” “不……你不是我的男朋友，你不可以的，我要回家———” “我爱你的，我会成为你男朋友的。” “不行嘛———你不可能成为我的丈夫……你没有身份的……” 一切是个定格! 在这里，女孩仅仅一句“你没有身份的”就宣判了男主人公爱情的死亡。所谓“一切是个定格”，正说明了“身份”这一标签的认定对新移民的决定意义。没有身份，就没有归属感，就得不到他人的信任。透过文本，我们能够体会到新移民那种隐藏在戏玩自嘲、故作轻松外表下的无奈自伤的心境。 二 身份焦虑较之物质焦虑层次更高。而在前者所包涵的居民身份焦虑和文化身份焦虑中，文化身份焦虑又无疑是更具本质性、终极性意义的焦虑。物质焦虑仅涉及到人的肉体生存，居民身份焦虑也只是一个操作意义上的外在身份认定问题，而文化身份焦虑是对人的内在生命意义的追问，是对自身族性、文化、信仰的鉴定。 一般意义上，文化身份是一种精神概念，是一个较之民族身份更为宽泛的概念。“通常，人们把文化身份看作是某一特定文化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化身份具有一种结构主义的特征，因为在那里，某一特定的文化被看作一系列彼此相互关联的特征，但同时，也又或多或少独立于造就那种文化的人民。将‘身份’(identity)的概念当作一系列独特的或有着结构特征的一种变通的看法实际上是将身份的概念当作一种建构(construction)。在这种建构性的框架内，某一特定的民族或那一民族内部的某一族群的文化身份便依附于三个因素:(1)与那个民族或族群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代相关的形式特征;(2)某一特定的社群之内部人们的心理结构，那一族群的文化身份正是在此基础上得到建构的;(3)外部的人们对族群内部的特征进行挑选、解释和评价的方式，换句话说，也即某一异质民族或族群的文化身份的外部形象。这三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关系。较为理想的是，对身份的(学术)建构应当基于所有这三个因素之上。”［2］(P91) 由此看来，文化身份的内涵与外延是相当丰富且复杂的，形式特征、心理结构与外部形象是组成建构性文化身份的三大要素。前文已经提到，身份焦虑是更高层次上的焦虑，这其实主要是从文化意义上来讲的，文化焦虑才是新移民最本质、最深刻的焦虑。 虽然澳华小说文本中大量充斥的是居民身份叙事，但透过叙事的表面，我们能挖掘出藏匿其下的隐性文化焦虑诉求。袁玮的小说仍不失为分析的范本。在《无待的悉尼》、《不雪的地方与零零碎碎》、《想象往事》、《留给悉尼的熊猫公仔》、《摇摇晃晃在悉尼》、《守望者的黑色幽默》等一系列小说里，袁玮用他特有的俏皮、幽默、机智、调侃、自嘲而又兼带难言的感伤笔调叙说了一连串的澳洲爱情故事。类型包罗万象，道尽了留学生的苦水与心酸。他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第一人称的男性的“我”，这里有对国内女友或妻子的刻骨思念，有身份与爱情的激烈冲突，有爱情的玩世不恭，有性生活的荒唐迷乱，展现的都是诸如一夜情、性伙伴、短暂同居、爱而不得等情爱形式。“我”在妻子、女友、情人、性伙伴之间瞒与骗，不断周旋、疲于奔命，在性与爱的剥离中受着煎熬，在分分合合、真真假假中表演作戏。欢乐只是暂时的，挥之不去的永远是深藏于内心的那份边缘人的无助落寞感。 “中国的什么东西在澳洲都是没用的”，“我每天就靠着威士忌和大麻把时间从早晨挨到黄昏……时间对于我来说太多余了……”，“我想我一生都离不开大麻、威士忌了”，“我无数次提醒自己要活下去，活下去。澳大利亚没有我葬身的地方。我还是想回复到乌鸦在枝头、石斑鱼在海中的感觉，但很难很难”，……诸如此类的话语在袁玮的小说里还可找出很多。在《守望者的黑色幽默》里，作者写道: 我十分清楚地记得自己是男人。可困难的是有时很难分辨出这个男人就是我，这个困惑是从踏上这片号称由霍克先生领导的土地，土里土气并且傻乎乎地提着行李时一下子形成的。 因此我时常努力提醒自己做到男人就是我。 情爱的混乱、人格的撕裂、生活的颓废和理想的虚无使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感到了精神的幻灭，一种茫然无措的过客感甚至威胁到他们对自身性别的指认。袁玮为我们描绘了一群步履蹒跚、无精打采地游弋在异国他乡的新移民零余者形象。新移民的这种生存状态从根本意义上说，正是由文化焦虑所引起的。 三 焦虑感缘何产生的呢?显然，新移民从先前所栖居的中华文化场突然间被置换到西方文化场，“我”还是原来的“我”，但面对的文化早已不是那个熟悉的文化，这种身体的物理运动一时之间并不能适应文化的瞬间移位。 根深蒂固的中华文化遭遇西方文化场境的围袭，他们陡然间发觉自身在国内早已建构的一套人生观、伦理观、价值观体系正遭受着覆灭的危机。身份消弭了，面对强大的西方文明，他们震惊、新奇、畏惧、不解、茫惑、趋附，一系列复杂的心理和情感在他们心中胶着、翻腾、搏斗。作为来自第三世界的公民，作为有着极强内聚力的中华文明的负载者，新移民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能卸除身上背负的中华文化特征。他们是传统文化的卫护者，故而当置身于异质性的西方文化时，在霸权话语的胁迫下，文化坚守与文化裂变的冲撞所引起的普遍不适使他们处于一种无奈的消声状态。不想抛却中华传统，但又不甘趋同于西方文明，这种焦灼的心态造成他们尴尬的双面人角色。 澳大利亚作为重要的英联邦国家，其文化深受英美文化影响，而作为澳洲突然“闯入者”的华人新移民，牢固的原乡意识使他们不得不摇摆于两种文化之间，灵魂飘忽游移，居无定所。从原住国的抽身而出并不意味着他们在移居国就能全身而入，许多移民徘徊在西方的文化壁垒之外，置身于一种边缘化的放逐处境中。自视甚高的西方总是将自己的文化看成是普适的价值观念，天生的优越感使他们睥睨那些来自异质文化域的移民群体，将他国移民看作本土文化的侵入者和破坏者，没有真正将其纳入自己的文明谱系。这种他者化的阻拒态度使移民难以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他们往往陷入身份错乱之中。 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以及不均衡的张力使华人移民形成了无边的心理落差:他们持有的一些靠之谋生的原住国学历及技术证件不被承认。不管你在国内是著名教授、画家、作家，还是工程师、律师、高级厨师、主治医师，到了国外都复归于零。在母国所取得的或大或小的成就无人理会，一切都得靠自己重新拼搏。然而，异域的奋争是如此举步维艰，在身心疲惫的人生行旅中，过去的国内记忆总是顽强地浮现出来，对此时所置身的国外的现实构成一种无形的审判意识。这种强烈的否定性追问每每导致新移民心理的严重失衡，一种从天上堕入地下的失落感催生了焦虑情绪。一位来自北京的曾经是国内某大报记者的澳洲留学生，面对他的打工生活，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我怎么能从一个经营小餐馆的小老板手里去拿工资?［1］(P90) 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突变是新移民产生此类悲愤追问的根本原因。前程的迷茫、身份的模糊让他们惶惶如惊弓之鸟。这种经验在澳华文学中随处可见:沈志敏曾在其中篇小说《变色湖》中描述主人公“我”因签证过期而遭移民局官员追捕的落魄故事，而刘放在《布罗尼亚帕克的春天——在老人院打工的日子里》一文中所描写的“我”在老人院的打工经历更是让人难以想象。那种肮脏、令人窒息而又让人倍感屈辱的工作似乎是作为东方弱者形象出现的亚洲穷留学生的“专利”，刚好满足了一部分人的东方主义想象。澳大利亚是发达的西方阵营中的一员，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的强势文化。当以经济活动为中心的全球化浪潮席卷整个世界时，伴随而来的也必然是政治的全球化以及文化的全球化。 文化的全球化意味着文化的同质化、殖民化及高度互动与相关化。具体地说就是人类整体已成为与社群、国家、民族一样的文化主体，文化的内容及其认同表现出一致性。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经济、政治主导地位，自觉或不自觉地强行推销自己的文化制品和价值观念，试图以文化殖民的形式达到文化同一与文化控制。当然，文化全球化的更普遍形式是文化的全球性互动，即不同文化在全球场中的相互影响。［3］(P120) 在这里，存在一个文化力的问题。西方社会正是凭借它无以伦比的文化渗透力欲图覆盖全球的其他国家和地域。那么，非西方文化如何应对呢?我们知道，两种不同的文化相遇，由于相互间的差异，会产生文化间的冲撞。在这点上，有三种可能性:一是征服，A文化征服B文化;二是文化掠夺，A文化成员认为B文化成员是某种未知智慧的传人。A文化有可能在政治、军事上征服B文化，但他们又十分尊重这一异文化，力图理解它，并将其基本要素纳入自身机体中;三是交流，这是一互相影响和尊重的双向流程，欧洲和中国的最初接触，情况正是如此。征服，文化掠夺，交流，是三种抽象的模式，事实上，在具体的个案中，这三种态度是融合出现的。［4］(P83－84) 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对处于劣势的非西方文化更多的是实行文化教化和文化掠夺，当然，也有文化交流。但一种强势文化要对异质的文化及其载体发生作用，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必然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渐进过程。当移民从一国迁到另一国时，文化也就经历了一个旅行的过程，故有的文化形态与他者性的文化形态相遭逢，而后者往往处于强势地位。移民为了生存，常常不得不融入后者中去，然而，文化的顽固性必然要使这一文化趋同成为一个痛苦裂变的过程。应该说，这种脱胎换骨式的文化逆转与置换是造成移民普遍不适、感觉焦虑的深层原因。澳华文学中的焦虑书写正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激烈碰撞、弱势文化挣扎于强势文化场的必然反映。 ［参考文献］ ［1］钱超英．“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乐黛云．跨文化对话(二)［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 ［3］庞中英．全球化、反全球化与中国———理解全球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乐黛云．跨文化对话(一)［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张长青(1976－)，男，江苏宝应人，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陈绪泉(1977－)，男，湖北阳新人，编辑，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原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3月第30卷第3期 原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3月第30卷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