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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文学或文化批评领域，“重写”这个词汇很是时髦。当然，也一直深得人心、屡试不爽。比如，什么“重写文学史”、“重写文化史”、“重写现代性”等等。但是，说这些的时候，他们也必将陷入三个逻辑困境：即，为“何”；何“为”；“谁”为之。现在，再缩小一下范围，就谈谈“重写文学史”问题吧。我们发现：在这里，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比其他领域更为严重一些。 无论是对于古代、现代、还是当代文学史的“重写”，事实上都需要运用“批判”的视角和立场。如上所言，“重写”首先意味着对先前历史或事业的不满意。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何而不满？ 长期以来，囿于政治、历史、文化的因素，或者那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文学史确实是存在着问题的。比如，二元对立的观念依然还在作祟；宏大叙事和名家主导也依然是关键……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文学史就是彻头彻尾的垃圾；也不意味着，这些文学史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可取之处。所以，不满应该是相对的。 事实上，我们对于任何事情的批评，往往会陷于其表面化而不能深入，也经常会被外在的东西所干扰。这样一来，我们的批评也就会有意无意地游离主题，或存在偏颇。尤其是，当我们的批评不能从原点出发，不能从事情本身出发，那么就会有这样的结果。但不管你如何做、或者说做得如何好，“批评”本身也都会被看做是“暴力”。也就是说，批评有对现存某些机制的威胁之意。那么，当我们重新建立一种观念，是否也就意味着我们并没有走出它们的窠臼——甚或是，乃一种新的“暴力”？ 于是，一个新的问题也必然随之而来：谁在“重写”？谁能够“重写”？而这更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一般而言，我们大都仰慕那些大家、硕儒，或者学识渊博的大师。故而，由他们来“重写文学史”看起来似乎是众望所归和无可争议的。可是，现在的文学史“重写”，其实大都是由一些通过各种手段得来的所谓的“项目”在写作。即是说，真正的大师或名家如果拿不到资金或“项目”，那么他们想“重写”也“有心无力”——更何况，他们也一般不愿意做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事实上，文学史写作应该是一个严肃认真而又任重道远的事业。它需要长时间、多单位、多学科的学者广泛团结与协作，也需要他们皓首穷经的探索与努力；甚至还需要广泛听取民众意见或建议，几经易稿，方可成型。而仅仅做到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时间和读者的检验和修订。如此，才能算做一次真正成功的“重写”。因此，可以说，如果一定要或者说必须要“重写”，那它也将必然是一个漫长的、不断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的痛苦之旅，而绝非是能够一蹴而就的。 因此，真正的“重写”，其实应该是一种反思、判断和实践；也是一种继往开来的批判；更是一种面向未来和面向无限之可能性的探索与实验。所以，利奥塔认为，“重新”还有着另外一层意思：“由于它本质上与写作相关，所以它丝毫没有回到开端的意思。而更多的是弗洛伊德的所谓‘追忆’,也就是一项工作，它力图基于事件和事件的意义来设想不仅被过去的先入之见，而且被诸如方案、计划、展望、整个精神分析的建议和谈话等具有未来维度的先入之见构成性地对我们隐瞒了的东西。” 而这也意味着，真正的“重写”，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摆脱“暴力”的引诱和教唆；但它有自我提升的可能性空间和诉求。所以，它将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事业，也是一种值得称道和值得鼓励的事业。 如果，孤立地、且以善意的眼光来看，从“重读”到“重写”，再到“重建”，我们可以知道：它们之间有一种思维和逻辑上的递进关系；但它们其实也暗暗反映了人们的渴望创新、追求卓越的雄心。虽然这些话语有些言过其实或虚张声势，但也有很多值得我们追索和回味的地方：比如，“重xx”话语本身其实从表面上来看，它实际就是潜藏着暴力的；但是，我们也有将其引领走出暴力渊薮的可能性。当然，这就要看你如何选择，或者说如何做了。从表面上来看，所谓的“重xx”似乎只是一种话语实践，然而，它往往反映着人们的这样一些意识或心态：哗众取宠、标新立异、好高骛远，或者是不求甚解、夜郎自大……事实上，我们十分需要一种真正的“重读”、“重写”或“重建”。而要做到这些，就需要我们能够做到这样一些事情：即，在力求独立、创新和实践的基础上，从生活原初的经验出发；基于真实的感悟、卓绝的努力，以及自我的批判性经验。惟其如此，所谓“重写”才有可能；而我们的努力也方可有所建树。当然，所谓的“经验”，其实就是如伽达默尔所说的那样：“真正的经验就是这样一种使人类认识到自身有限性的经验……真正的经验就是对我们自身历史性的经验。” 所以，“重写”既是一种自我或主体的经验性“再写”，也是一种批判性“修订”，更是一种自我的形成性之“方案”……虽然，“重写”的“暴力”阴影永远如影随形。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以反思、批判的眼光，以真实与真诚的态度，以创造和探索的精神来对待，“暴力”就将减退、消弭……而那些建于此基础之上的、那些创新意义上的“重写”——即一种建设性的“再写”、“续写”或“改写”才有实践的可能。 事实上，任何“重写”，一经实践，它就有将其意向对象逻辑化、客观化的嫌疑、风险、甚至是诉求——而这按照德里达的逻辑，就是“暴力”。不过，这些其实并非是最重要的问题。真正关键的问题是：其实我们更需要重视“重xx”话语本身的“暴力”。因为，这种话语往往更反映着话语持有者的意识、思维和逻辑之中的“暴力”。而这些往往又是根深蒂固的——它并不能在短期之内或在瞬间就被拆除。 原载：《文艺报》2011年05月27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5月2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