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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研究加拿大(或北美)华文文学时,有学者有意无意之间,忽视早期华人扮演的角色。当然,以1990年代以来大陆新移民的海外(尤其是北美)经验作为写作题材无疑是值得重视的,而且时尚。但是,没有过去,哪来现在?漠视早期华文文学的源起过程,乃非历史观的做法,既抹杀了加拿大华文文学先行者的贡献,也忽略了它与岭南人(特别是四邑——台山、开平、恩平、新会一带的人)[1]及香港的文化渊源和跨国关系。 这种忽略,除了无知或资料因素之外,两个文化霸权的作祟也是导因。一个是居留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系统性制度性地对少数族裔(华裔)文化的压抑;另一个是原籍国官方语言中心主义的施行,比如地方戏曲和方言的边缘化便是典型例子。 文化霸权的具体表现,不难从梅兰芳(1894-1961)在1930年代来北美洲表演京剧受到的待遇看出来。梅兰芳的表演艺术受到美国艺术家的赞叹,官方的交流层次造成的效果乃一大功劳。粤剧从19世纪下半叶在北美洲已经持续上演,粤剧社遍布各大城市的唐人街,至今旺盛不衰,但是主流社会却视若无睹[2]。粤剧艺术,跟京剧艺术,难分伯仲,各有千秋。京剧轻而易举获得的垂青与粤剧长期以来受到的冷遇成强烈对比,中西的偏见模式几乎同出一辙,令人慨叹。粤剧为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八年抗战、侨乡水灾旱灾而倾力演出筹款的伟大贡献,与受到的待遇,显然不成比例。在一个象征层面上,粤剧是老华侨经历的隐喻。 本文并非意图评估粤剧的地位,而是提出正视史实,还原加拿大华文文学的源起和形成过程中,占领主导的岭南四邑人(这当然也连同三邑———中山、番禺、鹤山等县)和岭南文化(兼及香港)扮演的角色与跨国轨迹。本文的立论依据,除了研究资料之外,还有个人经历以及父母亲家族长达一百多年的华侨背景。 先界定一下本文“华人”一词的用法。大陆学者近年来采用“华侨华人”四字词谈论海外华人。华侨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未入当地国籍。“华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华人”指具有中华血统者的泛称,狭义的“华人”专指已经取得外国籍的原华侨及其后裔(华裔)[3]。本文将采广义用法。至于岭南文化,它跟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巴蜀文化一样都属于区域文化。岭南文化包括潮汕文化、客家文化、广府文化,雷州半岛的汉黎苗文化与四邑一带的文化。 因为四邑位于珠江三角洲以南,近香港和澳门,西风东渐,讯息流通,文化开放。当19世纪中叶太平洋彼岸发现金矿的消息传来,很快便引发远赴金山的浪潮。对于这个地区的人来说,金山一词从实质到隐喻,至今不衰。 1858年第一个广东四邑人从美国来加拿大(仍属于英国联邦)淘金,被视为华人进入加拿大之始。从1858年到1884年,属于自由入境的年代。但太平洋铁路建筑完毕(1885年)后,排华的风潮迅速蔓延,人头税节节上升,从1885年的50元猛增到1904年的500元。可是,仍然拦不住华人的到来。于是,加拿大政府1923年提出排华法案,全面严禁华人入境。这是加拿大华人第一次被系统性制度性地隔离和排斥,造成的家庭分隔与悲剧不可胜数。幸得数百华人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加拿大有贡献,经过申诉,1947年加拿大政府才废除排华法。岂料,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加拿大华人再次被系统性制度性隔离和排斥。财产被充公,性命难保[4],他们的家属被归入“黑七类”,无论升学、婚姻、工作均受尽歧视。他们受到的歧视与在加拿大的祖父辈有过之而无不及。“黑七类”和海外关系的负面标签,到1980年才获得平反[5]。 因此,从1923年到1980年,加拿大华人先后承受近乎六十年居住国和原籍国系统性制度性的排斥和歧视,可谓史无前例,其中苦痛和悲剧罄竹难书。他们所受到的待遇,与他们对原籍国和居留国的捐献,完全不成比例。 1949年后,故乡变得遥不可及,家园永远属于想象。来自岭南的华人精神陷于无归属状态。虽然不少华人认同国民党台北政权,但是,台北毕竟不是广东故里。失落之余,他们不得不重新认识脚下的枫叶土地,给以新的认同。他们开始调整寄居心态,从衣锦荣归落叶归根的金山梦中醒来,寻找落地生根的立足点。但是,残酷的事实摆在眼前:绝大多数乡间的家人不获批准来加团聚,那些侥幸到了香港的亲人,也必须经过复杂的查问,才能够移民加国。单身男性老华侨独坐独行的寂寞身影,成为唐人街的定格镜头。 1967年之后,加拿大实施较为公平的计分移民法。随着港台新移民的抵达,多元化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1967年香港暴动,1968年开始,从香港移民来加拿大的华人,很多已经跟四邑没有什么关系。加拿大的人文景观开始发生变化。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当大量的中国大陆移民和留学生选择了这个枫叶国度为居住国时,人文景观更趋多元,在原有的岭南和香港文化基础上,随着媒体的进步,网络的发达,华文文学迅速发展。这是后话。 从抽象层面来说,本文的讨论关乎四个方面:首先是人的因素,也就是“谁”(WHO);第二,是历史的因素,也就是的“时间”(WHEN);第三,是地点因素,也就是“哪儿”(WHERE);第四,是物的因素,也就是“什么”(或是“做了什么”)(WHAT)。如果把这些因素串连起来,可构成一个诘问句:是谁在何时段在何处做了什么?具体地说是:岭南人(人)19世纪中(时间)从广东迁移到加拿大(地点)后从事了什么文学(化)活动? 根据最近参阅的资料,我的初步观察是:加拿大华文文学的发展史,可分成前后两期。前期是1858年到1968,为期一百一十年,是为发源形成期;后期是1968至现在,是为蜕变发展期。篇幅所限,以下只针对前期作轮廓式介述。 一、报刊的创立与一个读者群落的诞生 为什么说加拿大华文文学的起源跟岭南人(尤其是四邑人)息息相关呢?我们先从一些数 据入手: 19世纪中叶在菲沙河和汤逊河一带发现金矿之后,广东人从美国华人淘金者中获得信息,从珠江三角州以南的县份,经过香港,横跨太平洋来到卑诗省。统计资料显示:卑诗省在1881年占全加华人99.2%,1891年占97.6%,1901占86%,1911占70.5%,1921占59.4%,1931占58.3%,1941占53.8%,1951占49%。也就是说,20世纪初,90%的华人生活在卑诗省[6]。从淘金时代到1923年,超过75%的华人来自四邑一带,四邑人中又以台山人最多,占华人总数的34%[7]。其他是三邑。卑诗省无疑是加拿大文化活动的场地,而温哥华和维多利亚两个城市是中心。20世纪50、60年代之后,华人人口逐渐东移,安大略省的多伦多才逐渐形成东部的另一个中心。 不错,淘金时代的华人,几乎都是来自农村的单身汉,生活简朴,刻苦耐劳,“饮食方面一碗一箸一酱一醋皆来自祖国,衣著方面一丝一麻都是国货,此种习惯不但在淘金时代为然,即至清末与民初尚属如此”[8]。当时唯一提供华人集体文化活动的,仅有洪门组织,华人十居八九都是该会会员[9]。光绪初年(1874年,为光绪元年)之后,各种以姓氏、血统、乡籍、县籍或者某种兴趣性质纷纷成立,华人在业余聚会娱乐、联络感情、相互扶持救济的团体亦增多。以台山人为主的宁阳会馆便是第一个侨社。这些侨社的经费,几乎全由会员提供。有个不成文的做法,是每隔若干年,侨社就出版周年纪念刊物,除了记录活动和报告财务外,也提供小小版面,让会员发表文章。 不过,报纸无疑才是华人社区的文化命脉,尤其是他们大多不懂英语,无法阅读本地报刊。如果没有华文报纸,世界信息便无法传递,侨乡讯息无从得知,精神食粮无以为继,生活陷入了无边的黑洞之中。对于华文文学而言,报纸的作用,更为重要。 20世纪前后,康有为(1855-1927)和梁启超(1873-1929)先后来加拿大宣传和组织维新会,孙中山(逸仙)(1866-1925)接着来宣扬革命,都获得华人的热烈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都是广东人,康有为原籍南海,梁启超原籍新会,孙逸仙原籍香山(即中山)。康有为前后来加拿大三次(1899、1902、1904)活动演讲,留下了少量诗作[10]和一篇《游加拿大记》[11]。梁启超1903年在温哥华逗留两个月,演讲听众千人。他回到日本之后,写成十万言的《新大陆游记》,对于美国与加拿大华人的状况,有仔细的观察和批评[12],比康有为的短文更详尽更有价值。 康有为与梁启超对加拿大华人文学源起的一大贡献,在于办报和制造开拓了文化交流的公共空间。1903年,梁启超在温哥华创立《日新报》,这是加拿大第一份华文报纸。到了1907年,由温哥华的美亚美牧师信徒,出资创立了《华英日报》。两年后,因为经济原因,卖给了洪门,先后改名《大汉日报》和《大汉公报》。1909年,第一任主编冯自由(1882-1958)到任。冯自由原籍广东南海。在他的主持下,日报除了发挥革命宣传作用之外,还激活了当时华人的爱国思想。后来黄花岗起义,捐献最多的是加拿大华侨[13]。可见,读报者相当,才有此效应。 《大汉公报》是加拿大历史最持久、最典型的侨报。它的销售网络,扩及北美、中美、南美,甚至欧洲。这可以从新闻的内容,以及读者的来信显露无遗。它是海外华人资讯的集散媒介,是华人历史资料的活化石。它的内容包括新闻信息、侨乡信息、广告、财经、生活所需资讯(船期,票价)、娱乐,几乎每天都出现医疗和医药信息(最引人触目的是医治花柳病的医药信息和广告,可见当时男女比例失调造成的恶性后果。这些内容,有待其他的研究者去探讨)。 根据研究,维新运动初期,上海、澳门先后有《时务报》、《知新报》发行,灌输民主思想,提倡变法图强。澳门《知新报》在维多利亚(域多利)和温哥华均设有推销处[14]。但是,当时,还有新闻书报社的设立,设立者有教会的团体与侨团,其中李陇西堂还订立章程[15]。到了北伐和抗战的时候,加国华人报章每天的销售量达到数千[16]。根据统计,1931年全加的华人人口一共只有46519人[17],可见阅读率之高和报纸宣传潜力的强度。阅报率的高低,对于华文文学的催生有很大的关系。康、梁也好,孙中山也好,他们都通过办报来革命。一个大前提是:如果当时没有一个相当的读者群作为基础,他们值得这样做吗? 这个现象似乎与向来认为早期华人知识水平低的观点相抵触。我认为可以这样解释:不错,淘金时期的华人,因为贫穷教育水平偏低,只有少数略通文字。可是,历史不是停滞不前的,所谓教育水平低,不能一概而论。20世纪初,距离淘金时代已经几十年了,如果以世代来算,已经是淘金者的第二、三代了。在这几十年的来来往往之中,一代一代的金山客已经把西方比较现代化的文化,带回侨乡了。以北美的台山人为例:他们看到西方的现代化教育,莫不羡慕和思以效法,因此,对于发展家乡的教育非常热心。早在1909年,海外台山人就捐款创立台山一中,设备之现代化在中国可谓首屈一指。办学风气一起,侨乡之间互相攀比,用侨汇建立本县的中学,是每个侨乡的愿望,比如开平一中就创立于1919年。 李东海研究指出,陈宜禧(1844-1929)所主持的新宁铁路通车(1913年)以后[18],商业和文化发展迅速。清末民初台山人已有远赴北京和日本留学,20、30年代,台山青年前往北平、天津、上海求学的学生甚多,当时复旦、大夏、暨南各大学以台山籍学生人数最多。在解放之前,台山有中等学校22所,小学800多所,日报三家,小报两家,杂志月刊70多,教育文化之发达为全国之冠[19]。 西方文化的融入和接受,可以从不少台山词汇中显露出来,例如“骨子”(GOOD)、“老冕”(OLDMAN)、“阿罗心”(ALL THE SAME)、“士多”(STORE)、“士的”(STICK)、“的士”(TAXI)等外来词早成为台山人日常生活用语[20]。连笔者近乎文盲的祖母,都是如此说话的。祖母曾说,30年代已经认识了英文字母了,原因是祖父从加拿大回乡,用26个英文字母依次写在竹箩上以辨认谷种。 此外,侨汇为华侨子弟创造了受教育的条件。因侨乡“去金山”的传统,以及祖父辈在加拿大之故,他们几乎没有选择地陆续来到加拿大,从事当时华人狭窄的职业。有教育背景的华侨,大不乏人,所谓卧虎藏龙,侨社中的人才往往令人惊艳。到唐人街的店铺走走,不时发现货物广告的美妙书法,令人骤觉怀才不遇的才子就在眼前。报纸面向的读者,绝大多数就是这些来自四邑等地的有教育背景的人士。 二、岭南文化色彩的体现:粤剧、班本、粤讴等文类 那些来自广东四邑等地的移民,带来了原居地的生活习惯、语言和思维方式,也带来原居地文化。只要看看历史最悠久的《大汉公报》(1909-1992)的内容,就一目了然。1909年创报后的几十年间,起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汉公报》的文学版面“大汉杂录”和二十年代后改名的“汉声”,经常发表岭南色彩的班本、粤讴、谐文、滑稽谈、谐诗、木鱼、南音等文学类别,生动活泼,夹杂方言,内容接近现实生活。 除了报纸之外,侨社刊物中,最突出的是1939年抗战时期番禺人创立的《禹声月刊》。第一期的封面和封底有绘图,中国处于日军威胁之下的险境形象,充分表达了爱国热诚和急迫感。这份刊物的出版地点虽然在温哥华,从读者来函和投稿内容来看,知道读者遍及北美、中美、南美、澳洲、新西兰和太平洋的毛里求斯,还有侨乡、香港和澳门等地。这是一份国际性的华文刊物,每逢月中出版,从1939年开始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为止。除了本地新闻、世界新闻之外,还有抗战的信息,流露的激情和热耽,令人动容。每期的文艺版面,包括古体诗、班本等,与《大汉公报》的文学版面内容相似。现只简要举例如下: 1.粤剧班本:广东粤剧在19世纪后期就开始登上加拿大的土地,戏班多数来自广州。粤剧扮演重要角色:它不单带来娱乐,还把中国讲唱文学流传给本地华人和他们的后代,并且发扬表演艺术,好奇的西方人士也来观赏。此外,粤剧还担负了筹款和宣传的使命。几乎每次严重的天灾之后,都有粤剧上演筹款,辛亥革命、宣传抗战更不用说。报刊上经常发表粤剧班本,亦即是粤曲的唱本。这些唱本,题材丰富,有的慨叹人情冷暖,有的表达思乡情绪,有的诙谐有趣,有的感叹天灾,有的反抗歧视,不一而足。 2.粤讴:即广东民歌,内容丰富,从男女调情到歌咏金山的梦想和梦灭,以及天灾无情等。它们跨国出现在加拿大的华文报章上,既是怀念家乡的一种表达,也是不满“金山”残酷现实的一种发泄。客观的效果,是它们在留下了历史心影的同时,保留了一百多年侨乡地区的民歌档案。 3.白话剧:根据《大汉公报》记录,1915年,温哥华的醒群社,不但在温哥华演出,还在其他的拿乃磨(NAINAMO)、金伯伦(KIMBERLAND等埠演出[21]。1915年4月3日的演出,邀请了醒群社的社员张孺伯等,在同庆戏院演讲,戏院仅能容纳千人,但是来了千余人。1911年全加华人有27861人,卑诗省占了70.5%[22],可见,当时华人对中国救亡的迫切关怀。当晚,成立救亡会。4月16日醒群社为救亡会筹款,筹得71元五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温哥华曾经出现了救国会,演出白话剧《儿女英雄》筹款救济祖国难民,描述日军侵略造成的惨况。报道说演出到第三幕时,“幕外学生唱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23]。 4.旧体诗:早期华人不少在古典文学方面具有造诣。民国成立前后,生活在维多利亚爱好吟诗者,曾经组织了一个“黄梅诗社”,给大家一个吟唱和聚首之所[24]。《大汉公报》文学版面有“诗界”和“吟坛”栏目,就经常刊登古体诗,延续百年不衰。在20、30年代,中国新诗逐渐占领了诗的舞台,旧诗逐渐变成被认为是过去的形式,但在加拿大的报刊,反而保留了它的崇高地位。这个文学现象,说明一旦离开了原籍国,生活在海外的移居者,不单在生活习惯上保留了原初的形态,还在文学上保留了过去的表达形式。 行文至此,不得不指出的是,以上的作品,不论文类,都借用岭南色彩浓厚的文学形式,而在内容上,往往寄托了作者在加拿大生活的感受和反应。换言之,他们套用了原籍国的本土文学形式,随着岁月迁移,居留国的一切都会或多或少地折射出来,诞生出一种混合的新品种来。 三、《侨声日报》:新移民文化的冲击 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期,由于就业人口短缺,加拿大移民政策放松,允许未入籍的华人申请家人团聚。从1956年到1965年,批准22000华人移民入境,其中66%来自香港,21%来自台湾,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华人3.2%[25]。香港来的新移民,关注点与老一辈的华人不同。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54年创刊于温哥华的《侨声日报》。这是民营性质,没有政治背景。创办者是维多利亚和温哥华的侨领,“在民主自由原则下,宣扬祖国文化,倡导侨社兴革,发扬民族精神,为侨社服务为宗旨”[26]。它的版面风格活泼,销路很广,后来居上。 1958年成立的海峰会,是这个时期新移民的典型回应。这个会的成员几乎都是来自香港的年轻人、留学生,也有本地的土生华裔。除了举办体育活动,还有文化活动,例如演讲比赛和文化讲座,其中卑诗大学亚洲图书馆的馆长伍冬琼女士,就被邀请到海峰会演讲。最值得提及的是《侨声日报》的“青年天地”文学版面,题材从留学的苦闷,到下棋的乐趣,再到婚姻和爱情,具有浓厚的香港都市文化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加国报纸数十年来摘录的小说,多数来自上海和香港的报刊。反映了晚清以来中国文学的进程。从半文半白的长短篇的黑幕、哀艳、奇情、侦探、讽刺小说,到广东坊间小说如伦文叙的故事,50年代末以来的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再到60年代香港都市白话小说(例如俊人的小说),一一体现“五四”文学浪漫和现代的传统,以及香港商业社会的流行文学色彩。 加拿大华文文学在1949年后继续保持了她自己的发展节奏,在创作风格、内容题材、思维方式、创作心态上,尽量利用充分的自由空间。以加拿大生活为立足点,在延续岭南文化的同时,加入了香港英国殖民地西化的情调与来自台湾的现代文学的元素。整个过程发展,浑然完整而一贯,与大陆强势的意识形态统领下的功利文艺观,分道扬镳。 1968年,加拿大华人文学进入一个新的时期。1967年实行比较公平的计分法移民政策之后,移民来源地开始发生变化。来自香港等地方的人,已经不一定跟侨乡有关系。9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的移民日渐增加,大陆背景的报刊与香港背景台湾背景的报刊鼎立并存。受过中国大陆教育熏陶的新移民,文字风格和思维方式,跟香港台湾移民自由创作心态的有所不同,跟沉郁严肃的老一辈华侨表也相异。随着老一辈华文作者的凋零(《大汉公报》1992停刊),来自世界各地的用华文创作的作者,在报刊园地相会,逐渐地融汇一起,共同开发多元性质的华文文学。 有趣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那些1990年代成名用英语写作的土生华裔作家,创作资源仍然来自早期祖父辈的生活或者自己在唐人街成长的经历。他们的文学世界,与岭南文化仍保持密切的关系。例如李群英的《残月楼》(Disap-pearingMoon Café)、崔维新的《玉牡丹》(Jade Pe-ony)、丹妮丝·钟的《妾侍的儿女们》(Concubine’s Children),都是以岭南四邑三邑人的故事为主。值得庆幸的是,在后现代加拿大多元文化的氛围下,他们的作品,已经成为加拿大文学的一部分。 小 结 就加拿大华人文学的前期而言,我的初步观察是:首先,加拿大华人文学的发展与加拿大对华人移民政策的转变有直接的影响,每一次新的移民潮,都带来新的活力。第二,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加拿大华人绝大多数来自广东四邑一带,故此,加拿大华文文学的源起生成与岭南地域文化有紧密关系。第三,报刊是加拿大华文文学发展的摇篮。报刊无形中也创造了华文文学的发展平台。直至今天,报刊仍是重要发表园地。在互联网通行之前,大概如此。 此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外文学交流史”(06BZW019)“中加文学交流史”子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虽然从1983年开始,四邑与鹤山合并为五邑,不过,鉴于鹤山语系接近客家话,跟四邑主导语言台山话不同,而且,本文讨论的是早期加拿大华文文学的情况,故此处仍沿用四邑而不用五邑作论述。关于鹤山的合并成五邑,见梅伟强、张国雄主编《五邑华侨华人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2]伍永忠(误作伍荣仲):《作为跨国商业的华埠粤剧———20世纪初温哥华排华时期的新例证》,罗丽翻译,《中华戏曲》,第37辑,第1-26页。 [3]参看梅伟强、张国雄主编:《五邑华侨华人史》,第5页。 [4]黑燕编著:《台山侨乡血泪史》,共三集,香港:出版社不详,1952年版。 [5]详情见“侨务领域拨乱反正述略”,http://210.34.4.20/news/detail.asp? serial=59660 [6]、[17]、[22]、[25]David Chuenyan Lai(黎全恩),Chinatowns: Townswithin Cities in Canada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1988),p. 58。 [7]David Lai,页61、60、60-61、104。 [8]、[9]、[14]、[16]、[19]、[24]、[26]李东海:《加拿大华侨史》,台北:加拿大自由出版社1967年版,第66、67、273、348、48-49、213、352。 [10]康有为:《南海先生诗集》,台北:中国丘海学会,第322-324页。 [11]《康南海先生游记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第1-2页。 [12]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新民丛报临时增加刊,1903。 [13]冯自由:《黄花岗一役旅加华侨助饷记》,收入蒋永敬编《华侨开国革命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版,第181-5页。 [15]、[21]、[23]《大汉公报》,1914年8月9日,1915年4月3日、5日16日,1938年7月8日。 [18]黄剑云编,《当代中国的台山》,北京:中国县镇年鉴社1996年版,第221-222页。 [20]关于外来语在台山等邑地区的日常运用,也可参考方雄普《谈谈五邑文化的特征与人文价值》,收入李葳主编,《侨乡文化探研》,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1-89页。 作者梁丽芳,女,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文学硕士及哲学博士,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东亚系教授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0·3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