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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汉语文学?还是世界华文文学?从目前学界的普遍认识来看,一般还是倾向于后者。在很多院校的硕士生、博士生招生简章上,基本表述为世界华文文学方向,也有称为海外华文文学方向的。对于这一学科的研讨会也几乎以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等为标题,其最高奖项也是由马来西亚《星洲日报》设立的世界华文文学奖,参评者国籍不限,只要是以华文写作即可。该学科的诞生,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随着思想的大解放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摆脱了对大陆本土以外的华文创作“妖魔化”意识形态的束缚,能够以一种平和包容的心态来接受海外华人的创作。以1979年白先勇在北京《四方》杂志上发表的《永远的尹雪艳》一文为标志,所谓“华文文学”诞生了。随之,在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汕头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相继设立了作为中国文学下的二级学科-豹脖华文文学(早期也有称台港澳文学的)。从1982年开始,每两年就会召开一次全国性甚或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这一切都表明“华文文学”作为一门新学科的兴起。但是围绕着这一学科的命名,一直以来存在着长久不息的论争。从最早的台港澳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以及同时期引起争议的世界华人文学等等,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这个新的研究领域的不成熟。针对该学科的命名,有学者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重庆师范大学郝明工教授提出和讨论了世界汉语文学的概念,笔者认为这一提法在当前更为合理。 一个学科的命名必须和该学科的研究本质结合起来,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到底是强调民族文化,还是从国别抑或语种方面来考查,决定了这一学科的命名。郝明工认为,“世界汉语文学,较之世界华文文学,能够体现出语种文学的汉语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表现为汉语文学的超民族性、超国别性、超文化性,由此而消解了华文文学强化中华性的文化限制,从而显示出在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之中,汉语文学成为语种文学之后的发展将走向文化多元化这一革命性趋势。”[1]显然,郝是从语种学的角度来定义的,而事实上世界汉语文学的概念也更为合理。同济大学钱虹教授谈到本学科的研究性质时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它并非某国、某地区单一的文学研究,而是一种较为广泛的语种文学的研究,即汉语文学在祖国大陆以外如何传播、接受、扎根与坚守以及它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它不仅包括世界范围内华人华裔的中文创作,还包括华人华裔之外的人使用汉语进行的创作,如同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等并不局限于英、法、西班牙等国文学的研究一样”[2]从语种学角度来看,英国的英语、法国的法语、西班牙的西班牙语,其命名一目了然,而中国的官方语言一直以来都是汉语,何来华语、华文一说呢?从这个简单的道理来看,称其为世界汉语文学也许更加合理。 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华人写作会会长林湄曾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意大利、法国都在喊本国文化危机,少数民族的介入,好莱坞影片几乎占领了影视业,还有西方因强调民主带来过于个人化问题产生种种困惑和个人化带来了一大堆社会问题。他们在困惑中想找出路,就将视线朝向东方,希望在中国的儒家传统思想里寻找到人的共性意识。东方方面,民间喜欢寻找西方生活方式,知识分子想到西方找真理。”[3]林媚看到了全球化语境下东西方文化对彼此的渴望。这对汉语文学创作而言,本是一个机会,但最先抓住这个机会的,不是所谓的“华文文学”,而是以张艺谋等为代表的一批电影人。包括张艺谋、陈凯歌、吴子牛、田壮壮、黄建新等一批中国新锐导演,他们带着创新的激情走上影坛,渴望表达中国,并为世界所接受。这个时期,他们大多通过探索民族文化的历史和民族心理的结构给西方提供了想象中国的方法。这批被称为第五代导演的电影人在世界舞台上的展示给同处在全球化、多元化开放语境中的汉语文学创作带来的启示,值得深思。本文将该学科的研究与命名和张艺谋的创作联系起来,也是出于这种考虑。今天,当我们回望张艺谋艺术创作的路径,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从民族到国别再到语种的轨迹,这对世界汉语文学创作和世界汉语文学研究而言,有着积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如果说张艺谋通过画面完成了用汉语诉说的语种诉求,那么本文探讨的世界汉语文学学科显然也没有脱离这条轨迹。 张颐武曾经这样评价:“张艺谋确实是中国全球化的品牌性的象征。我到美国很小地方看录像带、电影,美国人还是录像带,你会发现租的全是李小龙、李连杰、成龙,亚洲电影还有一点儿是日本的,但肯定有一档是张艺谋……这个时候你发现张艺谋真是世界级的导演。像中国谢晋那么大的导演也不行,这确实是很大的标志。”[4]因此对张艺谋艺术创作的考察,某种程度上就是考察中国文艺创作面对世界时行走的路线。张艺谋的发轫之作《红高粱》上映于1987年。这部根据莫言同名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是中国第一部走出国门并获得国际A级电影节大奖的影片。张艺谋谈到这部电影的时候说道:“《红高粱》无论是在精神气质还是在电影形态上,都没想学谁,就是想创造一种地地道道的民族气质和民族风格。”[5]显然,张艺谋此时的创作还是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当然,这一时期的他也只能站在这个立场上,那是在对全球化隐隐约约有一个轮廓性的认识后的自然反应,还达不到全球化的表述的高度。但正是通过这一充分体现中华文化之根的创作,张艺谋最终打下了从民族化表达向语种化表达的发展基础。因为事实上,现在世界上一切语种文学都同样具有着一个民族文学之始基,也就是说,任何语种文学都是在民族文学的基础上逐渐成长起来的,并且往往要经过国别文学的整合阶段,而最终发展到语种文学。《红高粱》时期的张艺谋把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呈现在外国观众的面前,尽管没能脱离民族性的藩篱,却满足了西方对东方的文化渴望,这时,张艺谋的创作是面向世界的,但还不是世界的,他的作品仍带有强烈的民族印记。包括《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等,这类早期作品与老一辈移居海外的华人创作有着共同之处,那就是对民族文化之根的追索,只是前者是面向世界展示,后者是在大陆之外回望,都是带有强烈民族色彩的世界性。回到本文关于华文文学学科命名的讨论,早期无论是把这门学科称为台港澳文学还是华文文学,更多的是想凸显中华文化的性质。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当老一代中国人在移居海外多年,繁衍多代之后,我们怎么还能要求他们必须和中华文化之根相契合?如果他们严格地按照文化寻根的要求来创作,他们怎么能够和土生土长的中国大陆创作来一比高低?很显然,此时再强调华文文学的民族性已经是不恰当了。 在一般情况下,不同的语种文学通常都会成为这些国家的国别文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然,语种文学能否成为国别文学的组成部分,与这一语种文学的个人写作是否能够对本土文化进行表达直接有关。也就是说,汉语文学必须表达各国本土文化的内涵,才有可能成为国别文学的一部分,否则,将始终游离于国别文学之外,张艺谋电影《英雄》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英雄》的剧情在此不再赘述,其艺术性和思想性也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在这里我们只是把它和张艺谋前期的作品作一比较。可以说,张艺谋在《英雄》这部影片中已经放弃或者超越了对民族化叙事的坚持,而具有了全球视角。更为巧合的是,《英雄》放映之时,正是美国伊拉克战争开打之际。这部电影简直可以看做美国的主旋律影片,影片中“用暴力换取和平”、“弱肉强食”等思想与美国当时的大国主义和强权主义主张完全合拍。可以说,《英雄》作为汉语电影已经超越了中国的界限。《英雄》作为一部武侠片,不可否认其蕴含众多的中国文化和艺术元素。但是,《英雄》的主题更加契合西方,特别是美国人的心理,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它成为有史以来第一部登上一周北美票房冠军的中国国产影片。当然这种契合对于张艺谋来说多少有些难堪,但这部作品能够被美国主流文化和大众接受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可以说一口流利的外语,可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不错的薪水,可以获得令人称赞的荣誉,但对那些已经改变了国籍,在异国他乡生活了几代的人来说这些成功的获得最重要的目的是能够融入他所处的社会,不单单是被主流所接受,最重要的是要成为社会的主流。他们接受了所在国的历史、教育和文化,他们的汉语写作,必然带有所在国意识形态的烙印,成为所在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成为所在国文化构成的一个分支。拿泰国来说,上个世纪50、60年代以后,有许多华人加入泰国国籍,文学中以怀乡情绪描绘故国风物为题材的作品虽常有出现,但已不再是主要题材,作家们更多的是关注泰国的社会现实,思想感情和写作题材都逐渐走向本土化。在这种情况下,过分的强调中华性,一方面很难获得所在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另一方面,很可能也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包容,他们的写作即使是华人的汉语写作,也很可能与中华性缺少了关联。而汉语作为一个语种,不带有国别性,把他们的写作称作世界汉语文学也更容易让人接受。当前,国别性的问题也呈现出不平衡的现象,东南亚国家中华人移居的历史已达数个世纪之久,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基本已经融入移居国的社会与文化。比较而言,移居欧美各国的华人,不仅主要集中在20世纪这一个世纪内,而且人数较少,尚未真正融入移居国的社会与文化,因而在汉语写作上才刚刚呈现出朝着国别文学构成的未来方向发展,而能否完成这一向着国别文学构成的发展,还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努力。 尽管《英雄》取得了非常好的票房,但,张艺谋冲击奥斯卡奖的期望却落空了。其中原因众说纷纭,在笔者看来,张艺谋的失败在于其创作虽然注意到了超越国别性,却没能抓住艺术的核心,或者说过分强调了国别性而忽视了电影的艺术本质,影片恢弘的场面、绚丽的效果固然引人入胜,但不伦不类的叙事,突兀的人物形象塑造严重影响了作为一部优秀电影的品质,看似典型,实则成了好莱坞的庸俗大片,这就很难打动奥斯卡评委的心了。文学创作也是如此,需要突出文学的语种特质,而汉语和方块字无疑是汉语文学最能区别于其他文学的特质。我们可以有类似的文明和社会发展阶段,我们可以面临共同的世界性难题,但是,我们在表达我们的意见时使用的语言却是独一无二的,不管汉语文学如何地被传统和西方“影响的焦虑”所困惑,我们表达困惑的载体是焦虑所不能影响的。这是艺术的优势,也是我们能够在语种文学中千古长存的根本。在当下西方文化强权的全球化语境下,汉语作家不无忧虑地谈到:“这个世界正在日益成为一个没有历史和记忆的世界。在未来可能除了语言和人种还会有所不同外,这个世界恐怕只是一张统一规格的图纸,像今日世界各国的飞机场那样。语言也面临着被英语同化的危险,英语已经掌握了世界的网络。……世界面临普遍被克隆于某个全球一体化的图式,纳入格林威治时间”[6]于是,我们看到了张艺谋在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对汉语和方块字的顶礼膜拜,开场前那段气势磅礴的倒计时,显示的不仅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通用的阿拉伯数字,同时还有“五四三二一”这些我们中国人十分熟悉的汉字。在那之后的文艺演出中还专门设置了“文字”这个板块,通过书简、活字印刷等表现形式,揭示了汉字的传播过程。最后所排出的那个“和”字,更使汉字第一次成为了奥运会开幕式上的绝对主角。通常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对中国的最初印象里最震撼的不是中国人平实的长相,而是高深莫测的汉字。20世纪初有一位名叫维克多o谢格兰(VictorSegalen, 1878-1919)的法国医生来到了中国,借宿在朋友家里,他被房间四周墙壁上的汉字深深吸引。他是这样描述他对汉字的最初印象的:“我像小学生一般试着搞清楚这些字。是我太笨,还是作业太难?这些字的样子看上去令人困惑:有的像刀,有的像带钩的长矛,横着的眼睛、竖着的眼睛,花草,还有的像老鼠的牙齿,卷曲着身子的妇女,有水井,有土坑,有坟墓,蒙上了盖子的容器,神奇的炉子,张大的嘴,还有船……”[7]诗人于坚曾深情地表达:“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美、最富于诗性的语言,汉语与世界的关系是抚摸关系,汉语的性质是柔软温和的……在此时代,汉语不仅仅是语言,它本身就是一种箴言。一种关于世界历史方向的箴言……汉语,是汉语诗人唯一的、最根本的‘主义’、‘知识’。我以为本世纪最后二十年间,世界最优秀的诗人是置身在汉语中。”[8]相对于于坚对汉语的自信和自豪感,德国汉学家顾彬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言论则引起了一片炮轰。顾彬的关键词还是在于语言,他认为文学是语言的存在,要是语言没了文学性,就不应称其为文学。作为一个德国人,他对中国文学的批评是“中文太差”,“作家应该有自己的语言,中国作家有吗?很难说。”[9]针对当代中国文学的这些表述与评论孰是孰非本文不做评判,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言论者对于汉语语言在文学写作中的关注,充分说明了在这个多元化和全球化的世界中,我们的文学如果不能够坚持发挥汉语的优势,我们又怎么可能成为世界文学的中坚力量。 世界汉语文学还是世界华文文学,这个问题也许还会不断纠缠下去,而作为方块字和汉语语种的传人,我们责无旁贷要把汉语文学继承和发扬开来,不管我们身处何处,美丽的汉语始终是我们的艺术安身立命的法宝。 参考文献: [1] 郝明工·世界汉语文学?还是“世界华文文学”[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2): 11-15· [2] 钱虹·从“台港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一个学科的形成及其命名[J]·学术研究, 2007(1): 131-135· [3] http: //www·ycwb·com/gb/content/2002-06/12/content_374525·htm [4] http: //ent·sina·com·cn/m /c/2004-11-11 /ba562766·shtml [5] http: //baike·baidu·com /view/107699·htm [6] 于坚·诗人及其命运大家[J]·1999(4): 42-45· [7] http: //hi·baidu·com /% BA% BA% D3% EF% CA% C0% BD%E7 /blog/ [8] 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1998中国新诗》年鉴[M]·杨克主编·广州:花城出版社, 1999· [9 ] 新华报业网 http: //news·xhby·net/system /2009 /02 /17 /010441641·shtml 原载：《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5月 第10卷第3期 原载：《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5月第10卷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