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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二十年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由原本的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势头强劲,这首先表现在研究领域的扩展。最初的华文文学研究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对台湾、香港文学的研究开始起步的。长时间以来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政治文化上的分离以及80年代的重新接触,使台湾、香港文学研究在地缘层面具有了可操作的可能性,对弥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地域性缺失起到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东南亚华文文学以其悠久的历史以及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关注重点。之后,随着澳门回归提上日程,澳门文学研究也被纳入华文文学研究范畴,中国现当代文学第一次以完整面貌得到确认。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出现了大规模的留学和移民潮,这些走出国门的中国儿女在所在国经历了生存的艰难、文化的阵痛之后,开始用文学来表现自己的生活和心理, 90年代初,《北京人在纽约》引发国内学界对新移民文学以及留学生文学的关注。从此,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就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除继续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之外,北美华文文学、欧洲华文文学、澳洲华文文学、南美华文文学等等,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有华文创作的存在,客观上促进了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其次,随着国内学界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投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学者也越来越多,海外华文文学所具有的不同于中国大陆本土文学的独特内涵,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和津津乐道的话题,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局面,研究者的研究促进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以及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和接受,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和更为深刻的文化视野,从而吸引了更多的研究者参与其中。 迄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已出现几个大的板块,正与创作实际基本吻合。如前所述,首屈一指的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其次是北美华文文学研究,再次是欧洲华文文学研究和澳洲华文文学研究,至于非洲和拉丁美洲华文文学研究则基本处于初步接触阶段。而欧洲华文文学研究,无论是在研究力度、大众认识和传播面上,都远远落后于北美华文文学研究。笔者检索了目前国内在此领域影响最大、刊载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文章最集中的两份专业期刊《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和《华文文学》,在4007篇目录中只检索到40余篇以欧洲华文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且面也很狭窄。因为这两份期刊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度都较高,其所刊载的文章基本上可以代表和反映目前华文文学研究的总体面貌和发展趋势。因此,本文即以这40余篇文章为主要对象,结合相关研究,考察近二十年来国内欧洲华文文学研究的总体状况,并且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欧洲华文文学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现状,以及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 二 从笔者检索到的论文内容来看,国内欧洲华文文学研究目前呈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首先,研究对象局限性较大,难以反映欧洲华文文学创作的整体面貌。 第一,在这40余篇文章中,仅有4篇综述性质的文章,为我们大致介绍欧洲华文文学的整体情况。黄万华《散聚之间——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华文文学的文化姿态》(《华文文学》2000年第1期),这篇文章以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华文文学为观照对象,简要概述了三国华文文学散中见聚的总特点,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比利时的章平,荷兰的林湄、黄锦鸿、陈军、王展鸿几位作家的作品,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始终漂移不定,但又始终渴求着某种确定,这正是荷比卢华文文学现实的文化姿态”。9年后,黄万华又在《平和长远散中见聚:欧华文学的历史进程和现状》(《华文文学》2009年第6期)一文中,将“散中见聚”推广到整个欧洲华文文学,并用“平和淡远散中见聚”八字概括欧洲华文文学总的特点。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欧华文学的历史和现状,尤其是两次创作高潮以及作家队伍进行了细致梳理,并着重介绍了赵淑侠、程抱一、章平、高行健、熊秉明、朱文辉等几位作家及其代表作品。作者认为,欧华文学“有着一种文化中和的历史特质,既全身心融入世界文化海洋,又较自然地沟通于民族文化传统,表现出平和长远的文化建设的姿态。对异质文化的互补观照,对中西“第三元”文化的自觉探寻,对“灵魂的语言”和“工具的语言”的沟通,都使得欧华文学达到了很高的文学境界。公仲的《“万里长城”与“马奇诺防线”之间的突围——欧洲华文文学新态势》(《华文文学》2003年第6期)一文,则从创作分期、作者构成、华文传媒、华文教育、代表作家作品等几个方面介绍了欧洲华人移民史及其文学创作的历史与现状。而戴瑶琴的《“圈地”里的低吟浅唱——论现阶段欧洲华文文学》(《华文文学》2007年第5期)一文,从文化环境、文学内涵与文体结构三个角度,分析了当前欧洲华文文学的特点、困境与发展方向。在文化环境上,作者认为,由于欧洲国家较为分散,各国华文创作也相对独立、缺乏交流,发展颇不平衡,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欧华作家作品无法为更多人所了解和认知。在文学内涵上,欧华文学由于受到欧洲文化潮流的影响,常常表现出“技巧”上的现代性以及“内蕴”上的中国化特色。在这方面,高行健和虹影的作品堪称代表。但是,欧华文学总体上虽注重艺术气息的锻造,却缺乏厚重的历史感和对现实生活的深层观照。在文体结构上,欧华文学偏重文化散文和文学小品创作,小说创作相对滞后,这也是欧华文学难以形成更大影响的原因。最后,作者建议,欧华文学要想获得更大发展,必须走出封闭空间,加强欧洲各国之间、欧洲与其他文学板块之间、欧洲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文学交流与互动,才能扩大影响,取得更大发展。这四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欧洲华文文学的现状进行介绍和论述,对于我们从整体上了解和把握欧华文学创作的总体特点有很大帮助。不过,从上面四篇文章所反映的情况来看,由于欧洲国家众多、创作分散,研究者力所能及者仍是有限,许多作家作品尚未能进入研究视野,研究者们对欧华文学的总体认识和把握,仍然建立在那么有限的几个较为知名的作家作品之上,其局限性是十分突出的。[1] 第二,在40余篇文章中,除上述4篇综述性文章之外,其余30几篇均为作家作品评论,并且选题高度集中,所涉及的作家只有虹影、林湄、赵淑侠、池莲子、高行健、多多、吕大明、鲁娃等8位作家,其中论及虹影的文章达到12篇之多,占到总篇数的近三分之一左右。在研究对象的体裁上,以小说居多,将近四分之三;诗歌、散文少,戏剧则无。[2]以对虹影作品的研究为例, 12篇论文全部是以虹影的小说作品为研究对象,对于虹影的诗歌和散文也均未涉及。然而,虹影在国内文坛最早是以诗歌创作引人注目的,其作品也曾多次获得各种诗歌大赛奖项, 1988年即出版了诗集《天堂鸟》,在英国期间也一直坚持诗歌创作,出版有诗集《伦敦,危险的幽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3年)、《白色海岸》(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8年)、《快跑,月食》(台湾唐山出版社, 1999年),并且与人合编了《以诗论诗》(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年)。此外,她还有多部散文作品及随笔集出版,如《异乡人手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曾经》(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虹影打伞》(知识出版社, 2002年)、《谁怕虹影》(作家出版社, 2004年)、《肖邦的左手》(学林出版社, 2005年)、《我这温柔的厨娘》(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8年)等等。总体来说,虹影是一个在多方面都展现出卓越才华的女作家,但是学术界的研究只偏重于她的小说作品,而对她的诗歌和散文创作一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笔者检索了期刊网上论及虹影的67篇文章,其中只有一篇专门论述虹影的散文,[3]另有一篇硕士论文论述虹影的诗歌。[4]可以说,国内学界的研究远没有反映出虹影创作的实际情况。从以上梳理已可以看出,国内欧华文学研究的热点和焦点仍然局限在个别知名度较高的作家作品上,许多作家作品无人了解,对于欧华文学的认识和研究仍有大片空白需要填补,研究者们需要下大力气去拓展研究领域,争取把更多的欧华作家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以丰富世界华文文学的学术研究园地。[5] 其次,研究角度狭窄,研究方法单一。近二十年来,欧华文学研究虽然在整体上已取得较大进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在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较上世纪90年代有大幅度提升,在笔者检索到的40余篇论文中,四分之三以上都是近十年内发表的。但是,同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北美华文文学研究相比,仍显得较为单薄,研究视野往往局限在对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微观研究上;研究方法也显得较为单一,通常是从一部作品的情节分析入手,借助传统的历史学、社会学研究方法,讨论作品主题、思想内涵、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等。这些研究对我们了解和把握欧华文学的整体发展格局、创作情况,熟悉代表作家作品,都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目前欧华文学研究中也应用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如女性主义批评、文化研究、叙事学研究等等,但总体看仍然显得有点单调。我们仍以对虹影的研究为例来做一点说明。在笔者检索到的40余篇论文中,虹影研究占12篇,去掉其中一篇访谈,仍有11篇,时间跨度从2003年到2009年。在这11篇论文中,单部作品评论有6篇,占一半以上。主题研究和人物形象研究有5篇,有3篇论文尝试从性别和文化角度解读虹影作品,只有2篇文章从叙事学角度论述虹影作品,分别是毛伟《论虹影小说的故事模式》(《华文文学》2007年第5期),杨经建、李兰《虹之影——一个五光十色的梦——从叙事学层面解读虹影小说》(《华文文学》2009年第2期)。在为数众多的对作品主题、形象的解读中,这两篇从叙事学角度论述作品的文章便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尤其是杨经建、李兰的这篇文章,作者看到虹影在作品中有意识地突破传统叙事手法,娴熟运用各种超常的、奇特的、能强烈刺激人情感的叙事方式,从而达到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所以从叙事视角的多变性、叙事层次的复调性两个方面对虹影作品进行解读,引领读者在艺术技巧层面上对虹影作品进行认识和把握,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虹影研究重主题、轻艺术的缺憾。只是这种区别于主题解读的研究文本,在虹影研究以及整个欧华文学研究中所占比例都很小。我想,随着研究者对于作家作品的进一步了解和研究的深入,运用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方法,从创作主体、创作环境、文本传播、接受和影响等各个层面对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和阐释,这将会极大地拓展欧华文学的研究空间。 再次,文本研究的“泛文化化”和对作品的过度阐释。 由于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独特性,对海外华文文学作品进行一种跨文化的研究和解读,是这一研究领域较为热衷的方法,这也与目前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大趋势相吻合,对于在新的语境下重新认识民族文化、西方文化都很有好处。但是,对于文本的文化解读一旦超越具体文本的实际表现,就会成为一种误读、一种过度阐释,研究者的误读必然会对读者造成负面的影响。比如,许琦的《“风月宝鉴”照亮身份追寻的里程——对<英国情人>的一种华人亚文化理解》(《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5年第2期)一文,在对《英国情人》进行文化解读时就存在过度阐释的现象。作者认为,虹影的《英国情人》以外似狂放的性书写直抵中西文化冲突内涵,打破了以前此类题材的“东方特性”/“西方他性”的狭隘书写方式,在探寻中西文化交合碰撞中改换了一种新的理路:更多的是在中西互通中找出属于本民族的真正文化属性以此区别于西方文化,“在中西互通中找出属于本民族的真正文化属性以此区别于西方文化,求同存异地展示东方文化。这才是华人文学应有的题中之义”,对于海外华文文学作出此种期盼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把这样一种期盼作为一种论断强行安置在《英国情人》这部小说上,却显得过于冠冕堂皇了。作者所说的“以外似狂放的性书写直抵中西文化冲突内涵”几乎可以作为一种笑话来看,且不说中西文化冲突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是否能有一个准确的认识,难道可以把这么宏大的主题简单地以性书写、性文化来表现吗?然而,这种显得荒谬的论断不只出现在这一篇论文中,关于虹影的《英国情人》,海内外的评论界往往把它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扯到一起,认为这部作品最大的价值就是“批评了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偏见……中国的评论家们甚至从中读出了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征服,并因这‘征服’二字兴奋不已。虹影本人也声称《英国情人》‘是连结中西文化必读的一本书,不仅仅是三四十年代沟通中西文化的好书,读者在任何时间都能从这本书中体会出这样的价值,这本书是世界性的’”。[6]对这种任意歪曲和拔高,王澄霞在《试论虹影<英国情人>及其“东西方文化碰撞”之伪》一文中给予了强烈批判。作者首先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证实《英国情人》不过是一个平常之极的偷情故事,只不过这种偷情是发生在一个西方男人和一个中国女人之间,便被冠以“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标签。作者认为所谓的“东西方文化冲突”只不过是床上的冲突而已,没必要非要扯上“文化冲突”的大旗。接着,作者从《英国情人》这部小说关于女主人公真实身份引发的争论的前因后果出发,指出了虹影对于这部作品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的说明,批评了虹影为满足读者对名人尤其是女性名人性事的窥私欲望,对小说进行大肆炒作的行为,指出这种行为已经违背了一个艺术家的道德。最后,作者就《英国情人》中大肆渲染的所谓代表中国性文化高峰的《玉房经》进行了剖析,认为虹影在《英国情人》中对《玉房经》的渲染只是一种为迎合西方读者猎奇心理的刻意误读,是借着所谓“东西方文化的碰撞”的幌子招徕读者的拙劣技巧。 王澄霞的论文不仅是有力地批驳了虹影的《英国情人》“东西方文化冲突”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界在进行文本解读时动辄贴上文化的标签,把文学研究“泛文化”化的现象。研究者往往将视点集中在民族情结、文化冲突、无根意识、身份认同等等文化语词上,在解读过程中过于强调和刻意突出作品的文化内涵、文化价值,而忽视对文本本身的艺术个性的研究。这种倾向在欧华文学研究中同样存在,尤其在研究者本身对西方文化缺乏深刻体认的情况下,文化研究往往流于几个空洞的文化名词和几句被反复书写的陈词滥调的复制,而缺少深入、具体的独特理解和感受,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消解了研究者对文本阐释的深度和广度,是需要研究者引起注意和避免的。 三 从前述欧华文学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除少数知名作家作品外,欧华文学在中国大陆并不为广大读者所了解和认知,与北美华文文学相比,欧华文学在国内产生的反响要小得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下面,本文就借助传播学中拉斯韦尔的“5W模式”,分析一下欧华文学在中国大陆的传播情况。 拉斯韦尔的“5W模式”为线性传播过程模式:谁(Who)→说什么(Sayswhat)→通过什么渠道(Inwhich channel)→对谁(Towhom)→取得什么效果(W ith what effects)。[7]拉斯韦尔的传播过程有五个要素,这五个要素呈线性序列排列。但前面四个要素实际上都分别会对传播效果产生影响,尤其是前三个要素,即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对欧华文学的传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本文分别从这三个要素出发,考察欧华文学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现状以及原因。 1.“谁”就是指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担负着信息收集、加工和传递的任务。传播者可以是单个的人,也可以是集体或者专门机构。在欧华文学的传播过程中,传播者首先限定在作者个人层面。作者创作了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加工信息的过程。作者身份首先会对作品传播效果造成一定影响。比如欧华作家中,有一些人如虹影、林湄等等在国内时就已经开始文学创作并且在读者中有一定知名度,相比那些到国外之后才开始用文字抒发感受开始创作的作者来说,她们在国外创作的文学作品传播到国内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被出版机构认同,被国内读者接受,传播效果就会更好一些。这种情况在美华文学中表现比较突出。从整体移民走向而言,北美地区因为其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优越的经济生态环境,从而成为移民的首选之地,以至聚集了一大批在国内就已经较有影响的作家,比如严歌苓、北岛、卢新华等等。严歌苓在国内就已经出版几部小说作品,且比较受欢迎,她的每部作品一出来基本都会进入热门图书榜单,她也因此成为出版商的宠儿。相比较北美,欧洲的政治文化环境相对保守,并且本身的移民政策也比较严格,虽然欧洲也聚集了一大批华人精英,比如高行健,比如虹影,但是总体来看,其在华文创作方面的实力还是明显逊于北美地区,这就间接影响了欧华文学在国内的传播。 2.“说什么”就是指传播内容。传播内容会直接影响传播效果,这是毋庸置疑的。分析欧华作品在国内的传播情况,我们首先就能看到作家创作的作品其内容、语言、风格等等与作品传播情况息息相关。比如虹影的作品充满故事性、传奇性以及情爱书写,有些作品还不惜以暴露个人隐私和他人隐私来吸引读者眼球。她的《饥饿的女儿》以及《好儿女花》、《英国情人》一开始就是以暴露隐私作为炒作卖点从而受到读者追捧。她的《上海王》、《上海传奇》等则在传奇性上下足了功夫,故事吸引人,自然容易被读者接受,获得好的传播效果也在情理之中。相比较而言,那些主题严肃、情节略显平实的作品就不那么容易吸引读者,传播效果自然要差些。比如林湄的长篇小说《天望》(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4年),从1993年构思到2004年完稿,花了十年时间。这是一部探索灵魂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作者追问的是关于人为什么活着的终极问题,贯穿在文本中的是作者有关人生意义与人生选择的思考。这样一部严肃厚重的作品,作者没有故意营构故事性,没有设置足够的悬念和起伏的情节,因此许多读者读后感觉很沉重,甚至会觉得读不懂,难以理解作者书写的目的。这就造成作品与读者大众之间的距离,影响了传播效果。总体来看,欧华文学作品主题大都比较宏大和严肃,就像《天望》、《天眼》、《我们的歌》、《塞纳河畔》等长篇著作,都承载了作者深厚的文化思考、生命感悟。另外,欧华文学中,文化散文、小品文占了很大比重,这些作品相对于虹影似的充满故事性、传奇性的小说作品来说自然也不易在读者中得到广泛传播。当然,这并非说欧华文学创作为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就一定要使自己的作品往故事性、传奇性上靠,优秀的作品最终是要经历时间检验的,流行的东西未必能存得久远。优秀作家在考虑作品艺术性的同时必须要兼顾思想性,我相信,最终留存下来的必然是那些最贴近人类生存本质、最禁得起咀嚼的作品。 3.“渠道”是信息传播所必须经过的中介或借助的载体。在海外华文文学传播过程中,有两种渠道值得注意,一种是公开发表在国内的文学刊物上,通过刊物的流通,扩大作品的传播范围和作者的知名度。欧华文学因为本身较为分散,也并没有特别注重在国内刊物上发表作品,许多作品是发表在当地的华文报刊上,因此在国内就少人了解,相比较而言,加拿大的张翎在这方面做得就非常好。张翎在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之前,已经有多部中篇小说在国内较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这就为其长篇小说的出版和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二种就是把文学作品放在国内出版。在国内出版的文学作品,出版机构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会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介来宣传作品,为其在读者大众中的传播造势,甚至不惜人为制造一些新闻热点吸引读者眼球,若是有些作品能够被改编为电视剧,对于文学作品本身的传播更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而对于没有在国内出版的作品,连新华书店都进不去,又何谈让更多的读者来了解和阅读呢?当然,出版机构因为利益关系会对所要出版的作品进行一些挑选,这时,作品本身是否具有吸引力、能否在市场上引起反响就起着关键作用了。美华文学之所以影响巨大,也是从当初《北京人在纽约》被改编为电视剧开始的,从而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初留学生和新移民文学的热潮。现在虽然这股浪潮已经退去,但是国内对于海外华文文学尤其是美华文学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心理认知度,尤其是以严歌苓、张翎为代表的北美华人作家,其作品不断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对于文学作品在国内的传播很有好处。相比较而言,欧华文学就要寂寞多了,除了虹影的作品在国内影响较大之外,其他作品基本都处于默默无闻的境地,有些在海外出版的作品更是没有被广大读者知晓。比如比利时的章平,作品数量众多,在诗歌、小说领域都颇有建树,在笔者检索到的几篇关于欧华文学的综述中,都重点提到他,他也被载入《海外华文文学史》,但是他本人包括他的众多作品在国内尚不为多数读者所熟悉。他的“红尘往事三部曲”(澳大利亚原乡出版社, 2006年)以其厚重的历史感、深刻的生存经验深受研究者赞赏,但是却没有在国内造成什么更大影响,读者对于他的作品仍然陌生。总体而言,欧华文学作品长篇小说数量不多,在国内出版的作品相比较北美华文文学而言就更少,而文化散文、随笔之类又以发表在国外报刊为主,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在国内的传播。另外,就已出版的作品而言,欧华作品往往是通过人际传播方式在国内进行交流,通常是作者直接把作品送给相关学者和研究者,通过这些学者和研究者的研究和解读进行二次传播扩大其影响。人际传播方式覆盖面窄,传播速度也比较慢,虽然对扩大作品影响力有一定作用,但这种效果相比较出版机构的大力宣传仍然显得很有限,往往只在特定研究者的小范围内被认识。 总之,要想提高欧华文学在大陆的传播效果,使优秀的欧华文学作家作品被更多的读者了解和认识,需要创作者、批评者、新闻出版机构几个方面共同努力才能够最终实现。 四 综上所述,近二十年来国内欧华文学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相对来说还显得较为滞后,不仅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北美华文文学研究相比显得不足,与欧华文学创作本身来比,也显得较为迟钝,没有能够全面、及时、有效地反映欧华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在以后的研究中,除对欧华文学的整体性把握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独特个性的展示,并且要能够不断转换研究视角,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拓展研究领域,增加理论深度,提升学术含量,力求进一步揭示和把握欧华文学本身的创作规律及其与中国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纠正长期以来轻视欧华文学研究、忽视欧华文学创作价值的整体倾向,从而确立其在整个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中的合理位置。 另外,我们还需认识到,在全球化过程中,欧华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世界文学发展进程,我们在研究中还应该进一步扩展眼界,把欧华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进行更深一步的审视,不仅展示其在所在国进行文学交流、文化交流的企图,还要揭示其在世界文学建构中所进行的有益尝试,进而对中国本土文学的发展做出有益比较。只有这样,欧华文学研究才能从根本上走出目前疲软的困境,真正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注释： [1]在陈贤茂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中,约有四分之三的篇幅放在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介绍上,欧华文学与美华文学被放在一起作为“欧美华文文学”专章介绍。 [2]在这40余篇文章中,虽有文章论及高行健,但无对其戏剧的专门研究性文章,但是在其他刊物上对高行健戏剧作品还是多有论述的,从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总共可以检索到62篇文章。 [3]黎荔:《自成一格的虹影散文》,《河西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4]韦林利:《赴一场危险的幽会——论虹影诗歌的超现实主义突围》,西南大学2010年优秀硕士论文。 [5]有一个情况需要特别说明,就是有个别欧华作家在国内就已经是知名度较高的作家,曾一度旅居国外,但频繁往来于国外与国内之间,比如诗人多多和杨炼,目前多多已回国内定居,而杨炼则定居在伦敦。由于他们在中国诗歌发展中的地位,国内学界通常把他们纳入中国当代文学体系内进行评价。比如杨炼,在《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和《华文文学》两份期刊上都没有登载关于其的评论文章,但是在其他刊物上可以检索到44篇相关研究论文。但这种情况并不妨碍我们对欧华文学整体研究情况的认识。 [6]王澄霞:《试论虹影<英国情人>及其“东西方文化碰撞”之伪》,《华文文学》2006年第1期。 [7]董璐编著:《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作者简介:刘云,《安徽大学学报》编辑,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原载：《华文文学》2011年第3期 原载：《华文文学》2011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