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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华文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关系密切，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就是同时发生于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人社会的某些历史空间(如留学生、第一代新侨民等)。关注世界华文文学显然能在汉语新文学∕中华民族新文学的整体背景上加强“世界华文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话，对这两个学科的建设都会起推动作用。 一、多重、流动的文学史观 对“五四”至今的中华民族文学的研究已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也还存在种种看不清楚的地方。一方面是某些文学资源被“过度开掘”(例如在某种意识形态理论的支配性影响下，从某种角度去描述某段文学史，又不甘心于“文学的空白”，于是就竭力挖掘其资源，包括努力在意识形态化的文学进程中挖掘“异质”，寻找“另类”，乃至在“潜在”的，也难免“虚拟”的写作空间中建构文学史)，另一方面又有不少有价值的文学存在被遮蔽(例如对于文学史的分期，关注其起源、“进化”，依据流派、世代的的演变，强调文学本质性的思考等，都有其必要性，但由于“迷思”于文学的某一端，于是在预设价值、意图伦理的迷失中放逐了文学史的重要内容)。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而言，防止或医治这些弊病的一剂“良药”是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强调的多重的、流动的文学史观。 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华文文学格局形成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二次大战背景下的中国抗战时期文学的多中心开放格局(包括以延安为代表的以政治体制的主导力量和作家的创作追求的一致性而构筑成的文化中心，以重庆、成都为代表的在政治体制的主导力量和作家的创作追求的抗衡性中构筑成的文化中心，以昆明、桂林为代表的主要依靠内迁的学院文化、学术力量而形成的文化中心，还有上海、北平那样在战前文化基础上重新形成的文化中心。而在香港，大批内地作家也努力建设着一个战时文化中心。)提供了日后世界汉语文学创作、传播格局的一种雏形，即各地区文学既有内在的相通相应，又力求自成一脉，自行其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方面，延安文学形态在中国大陆逐步演变为共和国文学形态，另一方面，境外文学的格局开始形成。一是抗战结束后，原先的留学传统，得以恢复，包括后来在华文文学界享有盛誉的程抱一、鹿桥等就是此时出国留学，而且他们中相当多的人从此定居国外，旅外文学由此形成。二是“南来”作家和“跨海”作家大批迁居香港、台湾，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离散”格局由此形成，也避免了中国新文学传统的“断裂”。三是海外华侨社会在民族性和公民性的纠结中向华人社会转换，华人“落叶归根”心理转化为“落地生根”心理，海外华文文学开始成为居住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这种文学的多元格局正是世界华文文学格局的最初形成，其中包含的是一种多重的、流动的文学史存在，它呈现的民族文学的多源多流，兼容并存，关注的是复杂纠结，乃至对峙的因素间的互为参照。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残缺”(不仅有境外的“缺席”，而且有“本土”的缺失)与一些重要关系、课题的处理互为因果。“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雅与俗”等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转型、发展中最重要的关系，“思想启蒙”、“民族认同”、“现代性”、“民族性”、“主体性”、“多元性”、“文学传统”、“文学精神”等构成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命题。这些重要关系、命题产生于20世纪至今，中国社会被隔离的不同政治、文化空间中，一个命题也就有了不同的内容模式，而恰恰是不同模式及其关系才足以揭示这一命题的内涵意义。 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后，大陆文学虽成为解放区文学和国统区文学的二分天下，却仍存在着文学重建的多种路向，其中原京派成员在平津地区重新聚集，在其所创办或掌握的10多种文学刊物、副刊上展开民族文学重建的讨论和实践，他们延续了原清华学派与20世纪最重要的文论家瑞恰慈之间的双向影响，借助于瑞恰慈的文学“最大量意识状态”理论，强调文学对于多种的，甚至发生激烈冲突的意识、情感的协调、平衡、兼容。这种意见正代表了在多种文学路向中“打开”中国文学的“生路”的努力。1948年后，尽管除左翼文学之外的其他文学路向在中国大陆日益萎缩，但从“世界华文文学”多重的、流动的文学史视野考察，文学发展的多种路向依然存在。台湾政治高压下的缝隙中仍发生了左翼文学、“人的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女性文学、通俗文学等思潮和运动。在香港，左右翼政治意识形态对峙中香港文学“主体性”的建设也提出并实践了很多有价值的课题，例如左右翼文学在中华文化传统的传播中都发挥了正面的积极作用，左右翼文学都在体制外的自由竞争状态中有文学层面上的互相渗透。而在东南亚各国争取民族、国家独立的战后历史潮流中，各国华文文学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复杂纠结中与中国五四新文学传统展开了新的对话，“双重传统”(中华文化传统和居住国文化传统)课题的提出丰富了华文文学建设的多种路向，此时香港、台湾文学与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之间的密切联系正是在文学的多种路向中发生的。而即便就中国大陆占主导地位的左翼文学本身，在世界华文文学中也存在着不同形态，台湾战后一度强盛而后始终被压制的左翼文学，香港处于自由竞争状态中的左翼文学，东南亚国家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左翼文学，美国冷战意识形态环境中的华人左翼文学等，都提供了体制外的左翼文学形态。如果将这些左翼文学形态比较考察，显然能更深入地把握左翼文学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其本质存在。总之，这样一种视野中的文学考察才可能真正揭示跨越“1949”的中国文学转型包含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一体性和差异性。 在这种由流动而开放的文学史中，以往种种被遮蔽的文学史价值都可能得以呈现。以散文的流变为例，台湾50、60年代的散文继承五四散文传统相当全面，思果、庄因等小品承接周作人平淡醇厚之风，琦君、林海音等记叙散文以夏丏尊的清新朴实为前驱，张秀亚、胡品清等抒情散文以徐志摩的潇洒飘逸为源头，柏杨、夏菁、邱言曦等说理散文则视林语堂的幽默睿智为风气之先，王鼎钧等更以许地山为开山人，多作博学沉潜的寓言……非常有意味的这些散文类型不仅在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沉寂多时，而且大多数在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念中也并非主流，然而它们在此时的台湾文学中却成为散文的主导力量，恰恰表明对五四新文学可以有不同侧面的继承，并流变出不同的主流文学形态。这种情况给人以启迪，一种文学形态或者是被文学史叙事放逐而被遮蔽，或者是其自身在环境压力下而萎缩，而当进入另一种文化空间时，它却会出乎意料地强盛，展示了文学多源多流中的流变。而这种“多元文学传统”使得“五四”“这段光荣历史对于今天所起的作用，不像某些别的传统那样，会对现在造成压迫、使之不敢越雷池一步，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恰恰相反，她所发挥的作用，是一种鼓励和挑战。她之所以能够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本身所具有的巨大的多样性。每一个特殊的传统都会有相应的反传统，这种合流汇聚而形成的多样性，却总是倾向于解放，而不是束缚个人的期望与努力。她把我们从在每一个特定时期内暂时占上风的那种专制中解放出来，并且提醒我们，无论在任何时刻，都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到处都是死胡同，相反，随时随地，条条大路都向我们敞开。”[1]中国现当代文学正是这样一种文学存在。进入这种文学世界的有效途径恐怕就是多重的、流动的文学史观。 战后中国文学的转型有着丰富的历史内容，种种复杂纠结，乃至对峙的因素(例如文学与政治，思想启蒙与民族认同，国族的统一性和文学的本土化，“横的移植”的世界性和“纵的继承”的民族性，作家良知和文学品格、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等)都得到展开(当然如果只着眼于中国大陆，就未必都能看到这些展开了)，而其中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值得关注。战后至60年代是文学凸显其时代性的时期，后来对这段文学史的叙述也强调其时代性，而这一问题值得重新思考。这一时期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但也取得了绝不逊色于其他时代的文学成就。而那些可以传之于后世的作品往往是与“时代性”并不契合的作品。以诗歌为例，这一时期最好的诗歌恰恰是那些突围出时代的“战歌”和“颂歌”的现代诗。无论是台湾蓝星诗社(1951年)、现代诗社(1953年)、创世纪诗社(1954年)等创作酿成的“小小的盛唐”，还是香港以《文艺新潮》(1956年)为代表的“横的移植”和“纵的继承”相结合的诗路探索，在高度政治化的年代都显得不合时宜。而他们即便写现实题材，似乎也不契合时代，例如洛夫的《石室之死亡》和罗门的《麦坚利堡》都是战争题材的诗，前者将金门炮战中的生死体验转换为对生命禁锢的思考，后者在凭吊二次大战阵亡将士中逼近着人类终极命运的拷问。在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对峙的年代，这些诗都超越了阶级斗争、民族战争而进入对人类悲剧性命运的省察。“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2]文学尤为如此，身处时代之中而又超越“时代性”，也许正是文学的时代性价值所在。诗人必须紧紧地凝视时代，透过喧嚣的时代性而真正感知文学的时代性价值，就如当代最有挑战性之一的思想家古奥乔·阿甘本所言:“同时代人”“意味着不但有能力保持对时代黑暗的凝视，还要有能力在此黑暗中感知那种尽管朝向我们却又无限地与我们拉开距离的光。”[3] 总之，单一地就某一社会时空来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转型、发展等，恐怕看不清其中的复杂情况，甚至产生偏颇的认识。而世界华文文学所强调的多重、流动的文学史观显然有助于更深入地思考中国现当代文学转型、发展的许多重要问题。 二、开放的“经典性累积” 典律建构、经典性累积，越来越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基石。而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刚过去的文学时空，其广泛被承认的“恒态经典”并不多，甚至没有。我们接触到的多是经典累积形成过程中的“初级样本”、“边缘作家”，可视之为“动态经典”的文学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就是要抓住那些已较清楚地指向经典地位的作家作品，在一定的文学价值体系中，予以初步的带有历史定位的呈现，为日后的经典性累积乃至确认提供重要基础。但文学经典的筛选、“建构”的重要内容并非单个文本的逐个确认，而是对整个经典价值体系的把握，因此，开放的“经典性累积”思路是重要的，由此也非常需要展开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的对话。 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一部可以入史的好作品，起码应该具有历史逻辑修正中的丰富解读性，而这种“历史逻辑修正”首先是由生活于中国大陆、台湾、港澳、海外等不同“历史时空”的中国人∕华人提供的。换言之，一部首先打动了海峡两岸数地的中国人的作品才可能为世界所关注，也才有可能被称之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这种“打动人”会筛选掉作品的表层光环，留下文学史应该传承的东西。例如当《未央歌》(鹿桥)从1950年代至今一直被台湾青年学生视为“1940年代文学作品中自己最喜爱的小说”，而大陆读者在重见《未央歌》后也好评连连时，《未央歌》在“成长”的叙事架构中寄予的“天人”哲理，在一种“东西方”融汇的追求中完成的民族艺术传统的复归，就都作为1940年代文学的重要价值为文学史接受了。反之，如果一部作品只在某种特定时期、某个特定社会环境引起关注，获得赞扬，对其所谓“经典”地位，我们是需要认真再思考的。这是文学常识，但常被忽视。 战后中国社会，尤其是海峡两岸的政治格局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历史逻辑修正”的空间，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乃至海外华人社会各个不同的社会体制、地域空间、语言文化环境在同一世界性时代背景下，有着丰富的差异，而恰恰是这种差异促使我们去深入思考。例如当我们比较1950年代中国大陆和台湾诗坛的“战歌”和“颂歌”时，不难发现它们并不具有历史逻辑修正中的丰富解读性，于是也就能判断出这类“战歌”和“颂歌”的价值了。甚至我们可以比较考察此时期中国大陆的“红色经典”和台湾地区的“战斗文艺”(例如台湾《废园旧事》、《长夜》、《滚滚辽河》等长篇小说代表的“抗战小说”，其民族激情在浓郁的历史气息和细密的现实细节中也曾感动了很多人)，并且与这一时期两岸文学对政治规范不同程度的突破进行对比，我们也会对此时期中国文学真正价值所在有深刻的思考。也许这种思考现在还不能充分展开，但它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典律构建是极为重要的。 回到文学史本身的有效途径只能是回到文学作品本身。我们不妨通过调查研究，列出战后中国文学中那些至今仍引起两岸，乃至海外民众阅读兴趣并打动人心的作品，用各种批评模式去接近它们，弄清它们真正属于历史的分量。两岸几地的意识形态迥异，但文本的价值尺度可以有内在相通性。在两岸，乃至世界华人都认同的文学价值尺度下，战后中国文学仍不乏佳作精品。例如由学者作家(其成员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北美、东南亚)评选和读者投票产生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中，战后至50、60年代的小说就有15部。“历史化”的处理方式恰恰应该认真解读这些文本，并对照于其他失落文学的文本(包括那些“青春激情”被煽动、“崇高道德”被扭曲、现实被虚幻的文本)，从探寻威权政治高压下文学主体性的存在中为后世筛选出真正值得重视的作品。 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典律构建而言，“传统与现代”、“雅与俗”是两个最值得关注的课题，或者说，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经典性在“传统与现代”、“雅与俗”关系的处理中得到最丰富的呈现。而这两个话题在世界华文文学的视野中往往更得到凸显，例如“离散”使“传统”与“现代”面临更现实的对话，种种消费文化的因素使“雅”与“俗”的分合也有了更多机遇。在战后那个政治高压的年代，“传统与现代”、“雅与俗”这两个似乎不合时宜的话题在台湾、香港却得到了凸现，从而为战后中国文学的典律构建提供了非常富有建设性的材料。 战后台湾政治高压下仍存在着多种文学思潮，其中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出现开始主要发生于孤岛隔绝、历史离散的荒寂感、失落感中，但也以其独立的思想姿态跟国民党当局的文化政策构成了尖锐的对立。这一思潮从诗歌领域发轫，在小说、散文领域潮流涌动，开始就明确延续了“五四”到30、4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传统，后来波及文化艺术各个领域时，其锋芒就直指专制文化、僵死心态、愚昧习气，呈现出“第二个‘五四’”[4]的走向。到后来，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身体力行者越来越明确地把“‘五四运动’的白话新文学”视为“20世纪初中国文学第一波现代化的结果”，而“20世纪中叶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可以说是第二次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其目的是“重新发掘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精髓，然后接续上现代世界新文化”[5]。至此，“传统与现代”的话题在台湾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得到自觉而充分的展开，而其成果的丰硕又成为此时期文学典律构建的重要内容。无论是余光中那样“于中国诗的现代化之后，进入现代诗的中国化”[6]的努力，洛夫那样对法国超现实主义和中国古代诗词“妙悟”传统的沟通，还是白先勇那样从现代主义文学起步，在生命的“脱胎换骨”中悟到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或是郑愁予那样以“无所为而为”的诗人气质，突破政治藩篱，在“现代的胚胎，古典的清釉”中表达历史离散中的游子情怀，都包含了现代与传统对接、融汇的成功经验，其中“善性西化”和“中国经验”的互动，艺术个性和外来影响的结合等经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如何处理传统和现代关系都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传统与现代”发生在战后的香港也非常有意味。香港本来就是一座既开放又“保守”的城市，这似乎使它具备了解决“传统与现代”的先天优越性。而战后进入香港的左、右翼文化力量，在殖民统治的体制外构成了一种自由竞争、互相制约的关系，虽然双方的政治意识形态迥然相异，但“左右两派文人，却同有浓厚的中国情怀，左翼着眼于当前，右翼着眼于传统，但同样‘根’在中华”[7]，左翼的爱国情怀，右翼的民族意识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所交汇，对于战后香港替代中国大陆扮演了“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承角色”都起了积极作用。同时，处于香港开放、兼容的文化环境中，战后，尤其是1949年后的香港，延续了1930年代上海文学的传统，跟西方现代文学展开了广泛的对话。右翼阵营在1950年代中期就开始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介绍，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较纯粹的现代派文学的崛起，使右翼文学阵营的政治色彩得以消淡;而香港文化环境中的左翼文学，无法搬用，甚至有所疏离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所坚持的“批判现实主义”在理解、认识现代主义文学上也较宽松。在香港战后的城市化进程中，香港已取代上海扮演了都市现代主义文学的角色。以上两种角色的扮演，正是战后香港在“传统与现代”问题上的成果。 同样有意味的是，在上述进程中，“雅与俗”的关系也得到了很好处理。香港城既开放又“保守”的性格使得它既广泛接受外来影响，又持久开掘本地文化资源，而“五四”前后雅、俗分流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雅强调接受外来的、知识的、现代的文化创新，俗则侧重开掘本土的、传统的、民间的文化资源，在香港文学开始形成自身地域性和超地域性结合的传统中，雅、俗的对话、交汇自然成为重要内容。同时，战后香港开始形成的消费文化环境也催生着刘以鬯那样既“娱乐别人”、又“娱乐自己”的文学写作方式，流行性和提升性的结合使香港文学雅、俗兼容有一个相当开阔的空间。值得关注的是正是在1950年代，徐訏、梁羽生、金庸等中西文化交汇滋养中的传统“文人型”作家与香港英殖民工商社会市民文化的互动构成了对香港文化资源较深入的开掘，推动了雅、俗之间的对话。1952年徐速长篇小说《星星·月亮·太阳》连载畅销，是新文艺通俗化的重要成果，而1954年开始，左右翼政治倾向的文人都投入武侠小说创作，大大提升了武侠小说的文化意义。1950年代开始形成的“港式”文学模式，就既有从新文学起步的，也有直接切入市井商业性的。所有这些都包含了雅、俗文学因素的共同渗透。 台湾1950年代通俗文学的发展是对文学政治化的反拨。到1960年代，古龙等的武侠小说、琼瑶等的言情小说、、高阳等的历史小说，已形成通俗文学创作的浪潮，而这一浪潮的源头却是“五四”新文学传统。以台湾言情小说而言，它兴盛于女作家手中，特别是孟瑶、郭良惠两位女作家1950年代初期的创作，分别以传衍传统伦理和现代反叛意识两种不同的女性书写，开拓了战后台湾言情小说的格局。她们两人都在1940年代完成了高等教育，接受“五四”新文学传统和广泛的外来影响，于1950年代初开始小说创作，以其丰富的情感想象力和深厚的人文关怀，使言情小说成为女性言说，这实际上使现代通俗小说的言情传统与“五四”新文学交接。这种努力的确也沟通了雅、俗之间的对话和融合。 正是“传统与现代”、“雅与俗”关系在战后台湾、香港文学中得以展开，并有丰硕成果，才使得香港、台湾文学在高度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环境中展开了文学的多元典律建构，丰富了跨越“1949”的中国文学转型的内容。 以重要的创作集、文论集、文学刊物及相关事件的发生作为文学史“断代”及论述的“点”，让文本扮演文学史的主角，是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地区文学“历史整合”的有效途径。至于什么样的文本可以入史，成为文学史叙事的“点”，取舍的标准确实不易确认，而这种努力正是文学史功力所在。无论是本质主义还是建构主义的理论，其实都会涉及文本的经典性因素的基本层面，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一种在不同的文学价值观的冲突、递变中的代表性，一种在历史传承中对后来者有巨大引导力的影响性等，都反映出文本的经典性累积倾向，是可以作为文本入史的依据的。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粘滞于社会现实政治、经济的变动和由此关联的文学消费意向、方式等的程度太深，因此，在文学的价值尺度上既要强调作家良知、品格对于社会苦难的承担，也要容纳进文学的超越，这种超越应该表现为作家对文学的殉道精神，对人的生存状况和命运的深切关怀，对文学形式繁复性的痴醉探索。文学史的撰写，其个性主要都在于用自己的生命感受、艺术感受去传承文学作品，这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尤为重要，也格外有教学者、研究者的用武之地，而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话的确有利于这方面思考的深入。 三、抵御语言“暴力”的侵袭 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这两门学科分别诞生于1951年左右和1960年前后中国大陆政治化的教学语境中，其开掘的文学资源很难彻底摆脱社会政治性影响。而世界华文文学，尤其是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始终凸显出汉语与民族生存形态的密切关系，凸显出汉语强盛、丰富的衍生力，凸显出语言比“领土、矿藏”更重要的民族资源性。近年提出的“汉语新文学”、“华语语系文学”等概念也都是力图整合包括中国大陆、台湾、港澳、海外在内的中华民族文学资源。中国现当代文学恰恰需要在语言层面上更多地与世界华文文学展开对话，以彻底摆脱文学教育政治化的阴影。 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华文文学格局形成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汉语获得了“离散”的多种文化环境中生存、发展的空间，它作为不同地区的中华民族凝聚、沟通的内在力量也开始发挥。语言使文学真正回归自身的力量现在已广为文学教学、研究者所理解。 语言有其自身发展、丰富的过程，但这一过程也遭受种种语言“暴力”的侵袭，即种种非语言的力量凭借其强大的强制性破坏语言的稳定、清新、丰富，使语言受到严重“污染”，例如僵化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钳制使语言在套话、空话、谎话的腐蚀下失去语言的张力，变得单一、僵硬;工商模式的冲击使语言消费在“精神快餐”中变得平庸芜杂，语言在频繁、疾速的替换中失去理应有的清新感、稳定性……。文学史要关注的正是作家对于语言“暴力”的抵抗，正是那些优秀的作家用自己的作品突围出思想高压、商品消费等陷阱，用诗性语言抵御“暴力”对语言的生命意味、生命质地的侵蚀、剥夺。这些情况在战后中国文学的转型中表现突出，战争思维、战争体制的延续，政治高压形成的集体无意识谎语症构成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套话、空话的种种窒息使语言的个人空间不断萎缩，新闻语言中强制性的暴力阴影也不断渗透于民众的日常生活。这种情况在海峡两岸都严重存在。而在香港，又多了一种为人们熟知的因素，商业消费形态在战后城市发展中开始极度扩张加剧了语言的“暴力”倾向，语言快餐的蔓延剥夺着人们的想象力。然而，正如我在多篇文章中谈过的，流徙的境遇凸现出母语作为生命之根的意义，一种珍爱母语的风气在华文文学的环境中更为看重。所以，恰恰是在战后至1960年代，当大陆开始形成后来在文革中登峰造极的“暴力语言”时，汉语在世界华文文学的语境中却保留了其纯正并获得了丰富发展。只要看一下金庸的语言，就可以明白作家们在语言的自由度上作出的努力。在那个政治高压造成语言僵化的年代，金庸的小说语言既继承了从张恨水、刘云若那个传统下来的自然、流畅，更多吸收了民间社会清新的语言活力，又发挥了文人传统语言的“筛选”作用，去掉了市井语言的芜杂性，也没有欧化腔、启蒙腔，在优美而传生活之神中沟通雅俗，当僵化的政治意识形态教条无孔不入，民族语文遭到严重侵蚀之时，金庸这种语言上的努力实际上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而这种语言上的努力在台湾、香港、海外是大量存在的。海外的鹿桥、熊秉明等，台湾的於梨华、王鼎钧等，香港的刘以鬯、徐訏等此时期的语言都有着文学“突围“的意义，他们个性化的努力中更包含诗性语言对于”暴力“语言的有力抗衡。 战后中国人/华人的迁徙命运凸现了母语的民族之根，而此时期世界华文文学对于传统的看重也使得语言的重要更为作家看重，“所谓传统，主要是指通过语言传下来的传统，即用文字写出来的传统”[8]，一种语言中隐藏着这个民族根本性的智慧、思维、秘密等，“每种语言中都包含着属于某个人类群体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完整体系”[9]，语言在深层次层面上决定着一个民族思维的方式，因此，“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语言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极为密切……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如何想象。”[10]台湾、香港、海外的文化环境迥然相异，但作家都通过母语生活在民族传统中，他们对母语的挚爱，是个体生命相通中对于不同意识形态的超越。他们做出的种种努力，或回到源头，寻求民族语言的“积藏感”和“延续感”;或安心立命，沟通“灵魂的语言”和“工具的语言”，都在传统的迁徙、播传中守望母语，滋养文学之根。多种“离散”状态对于汉语生命力的激活包含了极其丰富的文化、文学经验，是中文学科教育最重要的资源。这一资源开掘的深浅会极大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质量。 注释： [1]［美］沃尔特·杰克逊·贝特:《哈佛的多元文学传统》，叶扬译，上海:《上海文化》，2010年6期，第38页。 [2][3]［意大利］古奥乔·阿甘本:《何为同时代》，王立秋译，上海:《上海文化》，2010年4期，第4、7页。 [4]余光中:《迎七年之痒》，台湾:《文星》，第73期。 [5]白先勇:《二十世纪中叶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香港:《香港文学》，第208期，2002年4月。 [6]余光中:《古董店与委托行之间———谈谈中国现代诗的前途》，《余光中散文选集(一)》，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299页。 [7]郑树森等:《香港新文学年表(1950—1969)·三人谈》，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17页。 [8]纪亮:《伽达默尔》，《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8页。 [9]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0、50页。 作者简介:黄万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济南250100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项目“战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转型研究”(项目号10BZW099)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课题“1945年至1950年代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转型研究”(项目号08jA751024)的阶段性成果。 原载：《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原载：《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