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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比较诗学侧重于利用西方诗学理论来阐释本土文学现象，具有鲜明的跨民族、跨文化和跨疆域性。而由于当代华文文学游走于中西方文化之间的跨域性所提供的精神缘起和发展走向，这一视野自然也就成为当代华文文学研究的普遍背景。然而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却存在着对西方理论资源的过度倚重而相对轻视本土诗学资源的情况，这样的研究往往不能充分体现华文文学与汉语文化的“同质性”，轻忽了与中国诗学同宗、同族、同国的文化统一性，从而反映出比较诗学在本土视野上的局限。事实上，海外华文文学作为域外文学表现出了更明显的汉语诗学特性，诗学的比较性，不仅表现在横向吸纳西方等外来影响，而且更表现在汉语内部文化生态的互动关联。汉语诗学的引入，有利于充分反映华文文学的精神取舍和文化认同，华文比较诗学才更具意义的重要性和覆盖性。参酌于比较诗学惯常在跨域性比较中寻找通约性的入思途径和理论运用，我们或许可以从汉语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交相关联的领域中加以介入，寻找它们在互文性语境中存在的“同构”和“异质”等平行或影响因素。而要展开这样的比较，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引入各种可以把握和具有比较价值的参照系。在此意义上，同属汉语文学体系的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也就自然成为比较诗学视野下的主要文学现象和文学传统，具有“显影”华文文学诗性品质和构架的理论意义与价值。 一、从古典文学到华文文学:汉语诗学精神的跨界呈现 从本质上来说，中国文学的古典思想传统属于一种与汉语种群人生状态和生命精神休戚与共的诗意符号系统和精神理想，体现了汉语文学精神的嬗递向度和精光所聚。虽说近现代中国的文化走势存在着对传统文化的割裂，但由文化血统所孕育的话语形式和精神内涵，总是能够经由各种文化符码得以留存。而从当下华文文学创作来看，虽然华文作家在生存、创作语境上已经发生了去国化的空间变异，并对于西方文化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和接受，但似乎西方文化并没有能够在普遍层面上构成创作的主导力量，传统汉语文学的诗化形式和精神内涵在众多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中都能有所存在。旅美已半个多世纪的心笛从早期的《心声集》、《贝壳》及至近年来的《提筐人》等作品“无不真诚朴实、典雅优美，含蓄蕴籍，婉约细腻，保持着一贯的美妙诗风”［1］，“清新的诗风”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秀美、意象典雅、韵味悠远的优良传统。聂华苓的《失去的金铃子》、《千山外，水长流》、於梨华的《也是秋天》、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上摩天楼去》等作品，在经营故事性情节的同时，重语言韵味和意象生动，具有中国抒情传统的叙述风格。欧美华人华文作家的散文作品，则又不乏中国散文传统重抒情、重意境的艺术体现，在重叙事或述说的西方文坛“独秀一枝”。而普遍弥散于华文作家笔下去国离乡的空间体验、悲喜交错的心灵折叠、温馨纯美的人伦情味，往往也都沟通着传统乡关之念、家国相通、田园向往等汉语文学的精神原型，从而表现出对于传统诗学不同程度的关涉。一定程度上，海外华文作家身上已广获认同的传统色彩，可以被归属为中国文学传统的异时跨界写作，同属汉语诗学的框架。 显然，由于华文作家对中国文学传统有着很强的归属感和表达诉求，就必然使得传统诗学成为华文比较诗学的基本面，减持西方诗学资源在相关研究中的结构性作用。而古典文学作为一种汉语诗学的古典阶段，建构的其实是一种文化之学、精神之学、生命之学、诗性之学。刘士林在《中国诗性文化》中曾指出“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总括起来说就是: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或者说诗这一精神渗透、积淀”［2］19。这种诗学的实质，在于以审美的方式建构自然化的艺术世界，意在圆融人与自然在生存中的对立关系，把天人对立限定在最小的范围内，让世界成为人诗意活动的场域。一定意义上，这种“天人相合”意义下个体与自然、民族、国家甚至人类等宏大结构之间的和谐诉求就构成了汉语诗学精神的核心。当下华文文学创作在异域体验的抒写中也往往涉及到人与自然，人与文化、社会、自我之间关系的调和问题，且对于该类问题的表达大都有着类似的衔接与和谐。潘雨桐《一水天涯》中主人公一直困扰于异域现实的不适和故土的愁思，只有在“绘上水红盛开的莲的茶壶”和“窗外的霜白的圆月”等故土风物中觅得慰藉，预示着文化传统和自然风情等外在结构在此间的诗意调适功能;余光中则宣称要把自己的汉魂唐魄喊出来，进而防止在西方文化思潮中丧失自我［3］。对故国山水自然的吟咏，往往既倾诉自己对故土诗意的相思之情，又流淌着一种深沉的文化孺慕。而聂华苓笔下的三峡风情、北平古城、台北阁楼等无疑也是极富寓意的文化象征，中国文化的抒写具有开放的人类学视野和胸襟，写的“不仅仅是中国人，在台湾的人，或者香港的人，或者我自己”是“去国境，去边界”，“无国族主义”的形象［4］55。从表层上看，这与作家笔下所频频出现的汉语文学意象、原型所寄予的诗化中国经验相联系，而在文化认同上，则是他们往往把回归这些宏大结构作为精神的向度，“寻根意愿”中的原乡、家国诗意构成他们创作上的“白日梦”，从而在与文化母体的现实错位和精神向心之间咀嚼生存的复杂体验。对于不同国家的“生存之境”的表达总是散发着传统文学的诗性意味，将全球意识置于“天人相合”的“大同”欲求之中。这种纠结虽有时模糊、混沌，但“同构”的文化之维，总能被不同程度地辨识出来。 当代华文文学之所以能够和传统诗学形成密切的意义关联，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以汉语为写作介质，秉承了传统汉语抒情表意的感性功能，由此也就必然在语言肌理上构成与传统文学的精神统一性。作为以古汉语或文言为载体的语言符号体系，古典文学蕴含着汉语人群的生存体验。虽说这和现代华文文学所采用的白话汉语有着表述形式的历史差异性，但语言的诗学机制和内在逻辑却具有很大的通约性。汉语语言注重观照自然、与万象合一的性质，瞩意语言的形象性、诗性和音乐性，和西方拼音文字表音和逻辑化的理性运思方式显然不同。“一个汉字就是一个客体与主体充分交融的原始心理意象……孕育着浓厚的生命意识”［5］59。可以说，“观物取象”的语言运思方式折射出了中华民族深层的精神心理，使个体与自然、生存的超验之域发生了生命衔接，包含着汉民族体物式的思维特征和表意方式。而以古典诗歌为代表体式的古典诗学形态不仅借助诗语的“诗画”功能营构理想的艺术境界，在疏缓有致的韵律节奏等诗语的声音层面也和传统“致中和”的人生节奏形成了同质同构，而且语言“复合”形成的意象张力，最终建构的又是虚实相生的审美意境，言、象、意三者多重互动中的诗化言说具有丰富的言义韵味。华文创作虽然远在域外，但由于利用具有诗性意义的汉语载体表达异域的人生体验，也就无法脱离汉语言的文化血脉，进而在颇具传统意味的文化诗意中融入为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群体的一部分。聂华苓就说过，“当我发觉只有用中文写中国人、中国事，我才如鱼得水，自由自在。我才知道，我的母语是我的根。”［6］李永平则意识到“中国语文的简洁、刚健”给予他的“极大震惊和惊喜”，要“冶炼出一种清纯的中国文体”［7］。严歌苓称自己的中文写作是对故乡的回归;而“在诗歌历史的基本向度上，余光中的诗歌以一种跟中国古典诗歌相互对接的形式实现着与那个伟大传统的暗合。”［3］ 海外华文文学的诗性特征还表现在对于汉语诗学实体性原型的营造，尤其是对于抒情性意象的运思。在中国文学史上不管是早期的抒情诗还是后来兴起的小说、戏曲，自然化的物象往往是作品中最重要的部分，作为“诗眼”、“文心”的核心符码，月亮、落叶、“四君子”、钟声、飞鸟等经过历代文人的不断演绎已成为古典诗学最重要的原型。而在西方文化中，由于人与自然的分立，自然物象是不大可能作为精神原型的，即便有，也多是一些诸如天国、彼岸等具有终极、形上意义的抽象观念原型，是作为理性思维方式运思结果的“集体无意识”。就海外华文文学来说，汉语诗学色彩的实体性原型也是他们文本世界的重要部分。比如说，普遍存在于华文作家笔下的背影、冰河、唐人街已被研究者指认为“凸现华文文学中意象构建的重要诗学特征”，频频构建意象业已成为华文作家重要的诗学取向。又比如“行走”意象、“绿卡”意象、“故园”意象等等，不仅折射出华文作家独特的文化体验和心灵变迁，而且意象的频繁使用，大大提升了这一汉语文学的诗化程度，强化了文本的感性魅力。而在普遍层面上，意象汇聚出的精神原型和文学主题往往又集聚在乡愁、放逐、火浴、山水、圆缺等中华文化母题上。著名学者杨匡汉先生曾系统论析过传统文学母题在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普遍存在，并以“灵根”概括传统文学母题之于华文创作的本体地位，断言正是由于它们的渗入决定了“华文作家将成为精神的富有者”［8］225－230。不妨说，海外华文文学虽然由于地域的跨越，呈现出异质文化的因素，但散发着感性诗意的汉语文化永远是他们凭依的母体，是他们获得诗学新生的基点。而从新近出版的《海外华文文学读本》所选篇目来看，不仅与“中国经验”的联接是一个基本选择标准，而且汉语诗学的言说体式，也构成这些中国元素与经验的重要诗学外观。展读这些作品，如果抛开他们旅居海外或加入他国国籍的身份特征和体验的异域因素，传统味的诗性色彩显然是其中大部分作品的基本表征［9］。 从语言到意象、原型等方面体现出的中国色彩，决定了华文诗学和传统诗性文化的重叠和交汇，从源头处决定了它的诗学特性。显然，传统诗学以一种历时性的“诗意表达”成就了中国文学的海外经验，而古典文学和华文文学的互文性牵涉，在反映出海外华文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文化同源性的同时，也显示出与西方文学的本质性差异。这不仅意味着当代华文写作的精神取舍，而且表明本土资源在华文比较诗学建构中的不容忽视。这样一来，“散存结构状态”的海外华文书写，就将从属于母语诗学意义的跨界实践，以“昨日”古典文学搭建起的汉语诗学精神，也就获得了当下的意义规定性，得以维系起整合华文诗学的现实重任。 二、从现代文学到华文文学:现代性体验的“内外有别” 海外华文文学的现代体验问题，反映了现代国人在异质文化环境中的生存价值或地位问题，根源仍在于现代语境中裂变的汉语文化体验。在人生漂泊与精神皈依的两难中，文化选择最终可以解决面对的所有问题，也构成了灵魂深处的实在性体验。从总体上讲，这种体验属于汉语诗学现代性生发的基础部分，对于呈现汉语诗学在异域文化维度上的变奏和再生具有重要意义。汉语诗学的现代性，说到底是汉语人群的心理、精神及其表述结构的现代体验问题。正如王一川所言，体验是中国现代性的基本的地面［10］3，而对中国人的现实生存境遇的体验，也就是海外华文诗学现代性的地面。在此意义上，华文诗学的现代性体验，可以被归结为汉语作家在异域文化空间中关于生存体验具体表达过程中的矛盾、差异和冲突，以及文化认同的多种可能性。汉语文化精神之维的维系和脱离的矛盾冲突，构成精神世界的表征，而随着意义向汉语和传统文化维度的倾斜，也就标识出海外华文文学与国内现代文学在现代性体验上的内外有别，存在着体验向度、心理结构、表现重心等方面的不同。而将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置于平行或影响的比较层面，也就容易辨识这种体验在域内外汉语诗学中演变的趋同和差异，从而显示华文文学在现代汉语诗学维度上的独特构建。 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国内进程带有明显顺服西方文化理念的倾向，或许并不为过。从文学史实来看，现代文学基于传统文化精神的反叛而走上了近一个世纪的面向西方强势文化的现代化历程，有着接近西方的现实诉求。长期以来，我们在中方与西方的文化冲突、对话中一直倾向西方，虽然有着西方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中置入优势的影响，但无疑也和文学界归服西方的单向型心态作祟有关。一定程度上，这在给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染上浓郁反传统色彩的同时，就使其在现代与传统、中方和西方以及自身的歧异等多元精神冲突中与汉语文学精神渐行渐远了，只是在诸如京派文学、寻根文学或国学研究等少数领域那里得以存活。由此在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体验问题上，形成单极移植西方话语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而基于将海外华文文学视为现代文学跨界呼应的论点过于看重华文文学与现代文学、西方文化的靠近，似乎并不怎么看重海外华文文学现代性体验的汉语文化属性和意义。事实上，海外华文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从出现之初，就浸染了浓厚的中国色彩，这似乎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对现代文学等“朝向西方”式现代性体验的呼应，相反，华文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在民族文化惯性的巨大推力之下，却在中方和西方的文化冲突与对话中更多偏向于前者。跨文化、跨地域书写中对于中华文化本体精神的坚持使其在跨文化冲突中更多采取中国文化本位主义的立场。地理方位上的域外之异却意味着对本土汉语文化精神上的深刻认同，这恰恰是国内现代文学所一度阙如的。在此背景上看待海外华文文学，其文化冲突体验的本土化倾向，反映的就是对于汉语诗学形态和经验结构的认同和适度变异，存在着构建全球化语境下现代汉语诗学价值的意图。 一定意义上，走向西方的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是一种对汉语诗学精神的背离。由社会功利性诉求所主导的文学现代化，异化了汉语诗学的诗性精神，现代文学由此开始了社会政治热情掩盖个体体验的长达近一个世纪的非文学化过程，直接导致了现代文学对于个体经验性和审美诗意的弱化直至取消。一般而言，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和发展是沿着器物———社会制度———文化精神等现代主题演进而发生的，过强的社会性诉求侧重于社会经济、主权政体、科学技术等“宏大”现代性主题。随着中国国内社会形势的变化，这种宏大诉求日渐挤兑了个体日常人生体验的感性空间和意蕴表达。民主、科学、革命的现代性呼喊逐步淹没、消解了诸如鲁迅的故乡系列、冰心的去国系列、郁达夫的零余人系列、废名和沈从文的乡土叙事等现代作家作品中曾张扬过的感性体验。此间文学主流话语对于乡土田园、自然诗意、人生意境等文学形态的挤压，最终造成了现代文学诗意的普遍匮乏，就是一种对于汉语诗意精神的深度背弃。而脱离了国内现实生存的海外华文文学，显然不再有这样的外在催迫。地理空间上的“去国”使他们远离了中国本土日益喧嚣的社会化热情，沦为边缘人的异域困境又使他们无法融入“他者”社会，由此，不仅制导国内文学现代性发生的社会化、政治化的整体统摄能力必然被淡化，而且异域现实受挫造成的心理动荡也在强化着身心的敏感度。语境上的相对宽松孕育了创作上的“别样”与可能，海外华文文学由此呈现出不同的现代性体验走向。显然，这种牵涉了个体离乡、去国的失根甚至无根化的人生体验沾染着厚重的个性色彩，孕育的就是一种现代性体验的个体生存论倾向。他们不断咀嚼着自我的生存情绪，乡愁、对故国的回望、对异域生存的种种不适和受挫，不期然地流露出的记忆和想像中的汉语诗意，一度成为华文文学重要的精神特征。即便少数曾营造出入主异国的理想化世界，也多存在着文化消解的复杂与自相矛盾。正如白先勇回首中国的文化传统，以至“对自己的国家的文化乡愁日深”，开始了“自我的发现与追寻”，“回到爱我华，我又开始写作了，第一篇就是《芝加哥之死》”［11］77－78，最终成为“现代中国最敏感的伤心人”［12］327。而马华作家林幸谦“从早先的寻寻觅觅到后来的乡愁解构，从故国梦中出发到走出民族主义论述，都脱不出追寻、幻灭、反思、再追寻的回转往复”，抒写的核心问题仍是“如何在多元文化中保持自身的文化身份”这一不乏普遍性的心理困扰［13］128。 类似体验的形成与其说与弱势文化在西方强势现代话语面前的心理失衡有关，倒不如说更多源于乡土中国文化之根断裂而产生的域外边缘身份、文化乡愁等深层原因。这种文化乡愁或离散美学等身心状态的存在，延展了汉语诗学的感性体验，不仅本真地展现出民族个体在现代异质文化语境中的心灵历程，也反映出汉语诗学在现代语境中的裂变。在动摇中国人体验结构的同时，反映出汉语诗学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真实处境，而这显然不能算是对西方文化的位移、移植甚至融入西方的现代化热情与“偏执”。这种体验涉及了中国人在海外语境中新的生存体验及其价值的直接体认，使他们不得不在全球性与区域性、西方性和民族性等多重空间中重新认识汉语文化价值。而华文文学的现代性体验特征，也由此得到定位:(一)现代化意味着一种生存和既有文化身份的双重危机，混合着深沉创痛的体验，汉语文学面临着从感性抒发到语种被瓦解的困境;(二)面对西方文化的同化，在汉语文学诗性精神的传承中渗透着民族性和人类性相纠结的复杂人生诉求，寄寓着重重困惑中主体生存意识的探寻;(三)现代性体验是一种与异域文化的兼容与互动，海外华文文学的“出走”，反映出对汉语诗学精神的维持以及与西方文化互文、共生共存的境遇。当然，这种“出走”的早期每每在遇挫之后不得不有所回归，而伴随着华文文学在海外近一个世纪的挣扎打拼，随着国内形势的好转和华人地位的提高，华文文学在这一方面开始表现出更多的自信，体验结构中又增加了更多反思性的成分，使得他们开始更广泛地介入当地国度的文化传播和建设，又为华文的海外传播提供更广阔的共生空间。总体而言，置身海外的华文作家，在现代和传统、中国和西方的冲突中，一直侧重于在文学想像中维系汉语文学的语言和精神，在中国经验的抒写中“重返中心”，继而呈现出在文学用语、体式特征、故国情怀等方面对汉语文学形态抒写的偏重，深切体认着汉语诗学精神的现代处境。如果说汉语诗学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存活只能沦为一种相对潜隐的所谓“沉变”的话，那么，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则明显属于一种公开性的“显变”，具有更加明确的汉语诗学精神现代化的指向。事实也说明，华文作家更容易理解和鉴别西方文学之优劣，“更善于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合东方文化和艺术，是供中国本土作家参照和研究的好样本”［14］。 现代性诉求的西方化以一种相对极端的方式撕扯了汉语文化的生存根基，虽然说这种变化未能从根本上动摇汉语诗学的精神基础，但无疑预示着汉语个体必然在时空断裂中经受身心体验的多重裂变，汉语诗学也必须在与异域文化的冲突对话中重塑自我。相较于国内的现代文学来说，由海外华文文学承继的汉语诗学的诗性品质，互文性地弥补了国内文学的现代化偏失，展现了汉语诗学在现代语境中“被现代化”的真实之维。 三、从本土到海外:建构华文比较诗学的基本维度 诗性的汉语文化构成了当代海外华文文学的底色。在比较诗学视野中看待这一问题，本土性的汉语诗学精神也就凸现为建构华文比较诗学的基本维度，“比较诗学意义上的审美追问必然与产生这些审美异同的各种文化传统发生关联”［15］301。这就意味着，关于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诗学问题，有必要体现一种从东方到西方的参照倾向，在展开中西对话的同时展开古今对话，改变以往以西方为主对话关系的片面，运用汉语诗学理论对华文文学创作、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进行阐释，重视被传统比较诗学遮蔽的汉语诗性景观，从而重建汉语诗学主体。这一汉语比较诗学的思路，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汉语诗学范畴与华文诗学的关系。汉语诗学从形式到内在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制约着作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且不断激发着主体的创作灵感和文学激情，汉语诗学范畴在多方面显示出建构华文诗学的本体意义。首先，汉语具有诗学构建的本体意义。语言是特定文化的产物，语言的使用反映出文化的取向和选择。文学创作蕴含的心理效果、主题意义都奠基于语言这一最基本的诗学要素。华文文学创作的考察有必要以语言为出发点，重视汉语言在华文文学创作中的符号学和文化学意义，关注汉语的声音、画面以及文体、主题内涵和艺术思维等诗学特性，进而突出华文诗学理论构建的“汉化”倾向。海外华文作家大多具有汉语运用的文学自觉，固然汉语特质面临着异域文化语境冲突和同化下的形式、价值调整，作家在创作语言的选择上也有着多种选择的可能，但颇具民族文化意味的汉语自觉，意味着汉语理应成为构建华文诗学的根本范畴。其次、抒情言志之于华文诗学构建的意义。不可否认，华文文学的诗学特征也具有很强的叙事性，表现出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这种现实主义倾向下的华文诗学，在叙述域外华人群体的浮沉、打拼的人生故事时，具有较强的典型性等叙事诗学特色。但问题是类似范畴的诗学价值，并不能够彰显华文文学的诗意性质，而且可能导致局限于传统小说理论框架的老生常谈。而华文文学的诗意不仅在小说中占有较大比重，诗歌、散文也颇能体现这一特质。对于华文文学来说，最能体现诗学魅力的，恐怕并不是那些典型性、情节性意义上的人和事，而是弥散其间的个体人生体验的感性美学效果。在此意义上，强调意象思维、意境理论等抒情范畴在这一诗学结构中的价值，是对华文文学文体的诗意形式和汉语诗学精神本质的双重关注。意境所包含的从语言到意象、情致、境界、文本氛围等多方面的诗性魅力，不仅能够体现介入华文小说、诗歌、散文评价的跨文体性，而且也容易显现华文创作诗意表述的抒情性质，开启一个远比小说叙事诗学更能适应华文文学的理论空间。事实上，从许多出彩的文本中可以看出，“出走”海外的华文文学要寻找一条在异域文化语境中安身立命的美学形式，必然依托汉语诗学的理论资源，认同意境等理论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的独特审美个性，在叙事与抒情、典型和意境、再现和表现等转换张力中，铺设一条适合自身的美学通道。由此，一系列的诗学范畴或需要调整，或需要新创，已非旧有概念所能胜任。再次、汉语诗学精神赋予华文诗学以主体性意义。从西方诗学形态来看，它的精神主流在于以理性意识引导下以再现为主体的模仿诗学和以形上神性中心论为主的抒情诗学，是对西方古典戏剧、小说加以理论化的产物，这和汉语诗学起源于自然与人相谐和的原始诗性思维，以及以诗歌为主导文体的诗学理论，有着很大的区别。在此意义上，重视汉语诗学的主体性，就是华文诗学返归自身文化结构、族类本性的应有路径。此思路下的比较诗学研究，应该注重在中西文化的跨文化背景中寻找汉语诗学的古今嬗变，以纵向的互文来阐释华文诗学，突出跨越时空的诗学和文化对话，彰显自有系统内的诗学比较性。作为汉语文学史重要部分的华文文学，只有在这样一个全方位的比较过程中辨识文化精神中的鲜活内容，其所谓中国命题和文化中的中国元素，在被不断阐释运用之后，才可能整合性地走进汉语世界，成为汉语诗学的有机构成，而不至于沦为西方诗学的注释和补充。 (二)“人的文学”语境下华文诗学的建构，有着汉语诗学精神的深刻资源和历史永续性。华文诗学的发生，当然有中西原因，因为作为一种域外文学，必然要从这两个方面加以界定。对此，笔者的态度是:正是有了内在的来自汉语传统诗学的诗性诉求，华文诗学才在西方文化的启引之下将这种感性的诗意理性化，实现诗学建构的目的。在“人的文学”语境中看待这一问题，华文诗学的这一特征显然有着深刻的汉语诗学精神动因。从汉语诗学的发生看，原始汉语文化语言和思维的生命感性，就在与人自然本性的深层契合中孕育着汉语个体的生存诗意;而较近一些来看，晚明以来的性灵文学思潮又构成了古典文学颇具活力的人文景观，无疑是“人的文学”的古典形态，最终消解着非人性的儒教传统，使得追求个体生命自由发展的抒情品格成为诗学的主流。这一点虽难以绝对化，但无疑构成汉语诗学的根本所在。现代“人的文学”虽有着西方的影响与催生，但实有赖于前者提供的水到渠成之便利。在此背景下，华文诗学建构以汉语的感性诗学为先决步骤和参照，重视以抒情理论为主的汉语诗学资源，就是汉语诗学经由自身“人的文学”维度推演出的话题。当然，国内的现代文学并不具备这一意义的推演性，长期以来面向西方的理性化和社会化的现代诉求，弱化了“人的文学”的诗性意义。而“阶级文学”对于“人的文学”的非难，已然抽空了革命群众的鲜活个性，致使“人的文学”沦为空洞的概念躯壳，也就背离了汉语诗学的生命品格。如此，在人的文学背景下看待汉语诗学的现代性意义，汉语诗学也就寓示了人性的诗意动力与意义。如此，“恢复中国传统诗学活泼泼的生命体验，恢复‘人’在诗学意义追寻中的地位”，“将诗学的一般语言和美学追问转化为对人的诗意存在和意义的探询的根本性追问”，无疑也是华文诗学乃至中国诗学现代性建构的重要努力方向［15］168－169。 (三)华文诗学属于汉语诗学和现代诗学交汇共生的产物，具有丰富的理论张力。强调海外华文诗学与传统汉语诗学的联系，并不意味着轻视西学影响在华文诗学建构中的重要地位。若无西方近现代人文主义思想的激发和在个人品格上的示范，汉语诗学的感性诗意或许并不能够在华文文学中得到相对集中的表现。因为产生于传统文化母体的汉语诗学精神已经失去了分娩汉语诗学现代性的能力，只有借助外力的撞击，方有可能促使传统汉语诗学向现代转化。但在当下华文诗学风云波诡的理论建构中，如果不去研究汉语诗学的“原生性”，不重视汉语诗学精神在诗学现代化进程中的至高无上作用，除了证明我们在西方话语面前的矮化和个体生命诗意的淡薄，还能证明什么?相当程度上，华文诗学的诗性建构体现的是一种中西交汇的阐释思路，即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异域、东方与西方的交互、对话过程中，展开对汉语诗学本真品性的探求，使在汉语诗学引领下的华文文学书写成为开放性的写作体系。比较诗学视野下的华文文学研究，是近年来研究界大力倡导的结果。从倡导者的观点来看，动态多元研究视野和从国家中心走向以“人”为中心而非以“文”为核心的“华人学”研究，已被舆论指认为当前华文文学研究的方向。我们固然不能否定它的客观与合理，但其中存在的吊诡是，这种对华人身份的强调是否潜藏着人种学、社会学的非文学化倾向，走向以“人”为中心的华人学走向，是否还存在着消弭民族文化身份特性而落入移居国中心的危险，而且以人种作为华文文学的命名取向，本身还存在着对华文文学作为语言产物的文学本性的消解。虽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需要开放视域，但无疑仍然要以汉语诗学或汉语文化精神为立足的基点。只有体现这一精神参与的主体性，才能够使华文文学保持华文性，而不至于陷入文化身份建构争论不休、命名流动不拘的众声喧哗困局，遮蔽华文文学进入汉语文学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目前比较诗学语境下的华文诗学建构，有着突破西方诗学理论的“覆盖”而回复汉语世界的文心、文脉，提升华文文学诗性维度的合理性，这也是建立世界华文新秩序的必要前提。但要指出的是，汉语诗学目前还只是华文比较诗学研究中的一种方法和视角。面对华文文学愈加纷呈、品味各异的作家作品和艺术创新，以及异质文化同化的逐渐深入，这里仍有着一个适用范围、场域和限度的问题，值得我们追问与思考。这样一来，诗学阐释难免会出现某些片面化现象。我们当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海外各地区、多层次的华文文学统统纳入到汉语诗学中来，但汉语诗学的诗性之维，突出的是汉语文学的审美品性和文化血脉，毕竟是构建华文比较诗学的基本维度。 ［参考文献］ ［1］曹明.旅美女诗人心笛［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8，(1). ［2］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3］庄伟杰.灵魂的珍珠项链———余光中诗歌从边缘切入的两种向度窥探［J］.晋阳学刊，2005，(1). ［4］廖玉蕙.打开作家的瓶中稿［M］.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 ［5］王轻鸿.汉语语境中的原型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6］聂华苓.桑青与桃红［M］.台北:时报文化公司，1997. ［7］李永平.答编者五问［J］.文讯，1987，(9). ［8］杨匡汉.中华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 ［9］吴奕锜，刘俊，袁勇麟，熊国华，等选编.海外华文文学读本［C］∥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 ［10］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1］白先勇.蓦然回首［M］.台北:尔雅出版社，1984. ［12］夏祖丽.第六号手指［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 ［13］朱立立.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14］鲁西.海外华文文学论［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7，(4). ［15］陈跃红.比较诗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席建彬(1969—)，男，江苏连云港人，连云港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苏州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 原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3期 原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